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研究成果

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政策制定最为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外部性的影响程度。根据萨缪尔森的观点，政府应该承担起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Samuelson，1954)。他认为，因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除了政府，其他组织或者力量都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Samuelson，1955)。科斯则提出了可以通过谈判、协商和明确产权归属的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外部性的问题(Coase，1960)。科斯的主张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来代替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位置。萨缪尔森和科斯的观点成为了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决策的两大主流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对上述两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都持支持态度，认为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取决于其所能带来的总体经济效益，哪一种供给方式带来的效益更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会倾向于这种方式(Buchanan，1975)。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为了控制政府的无制约扩张带来的各种问题。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对于解决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政府寻租问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缪勒(1999:23-29)认为政府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和一些利益集团形成同盟，帮助它们提升垄断地位以获得垄断权的租金。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有效进行政策设计，寻租行为就很容易发生，对政策运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官员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威，忽视市场和普通民众需求和利益的寻租行为是导致我国行政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的重要原因(马建仙，杨靖，2006)。因此，需要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给予市场和民众自主选择的权利，以避免政府的寻租行为和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除了需要面对政府的寻租行为，同时还要面临利益集团的挑战和阻挠。某一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然会有利于一部分社会群体而伤害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且政府不可能将政策细化到规范所有社会行为人的参与准则。因此，利益集团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是无法避免的(戴伊，齐格勒，1991:12-17)。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政府的政策制定是多元化利益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种配置的模式就是有效率的。反之，如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仅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和少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是无效的(戴伊，齐格勒，1991:24-30)。多元化的利益趋向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应该予以支持并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当中。孙立平(2006:3-12)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多元化的博弈时代。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做到平衡各方利益，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和延续性，促使利益集团能够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www.xing528.com)

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项重要作用就是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当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是无效率的，政府失灵就会产生(Samuelson，1955)。为了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需要引入一套新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准则来重新确立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权威。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这种新的准则的基础并不是来源于政府的威权，而是来源于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许云霄，2006:292-298)。公共选择理论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提升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