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保护区法律规定、管理框架与海洋生物多样性

人类为了保护区域性的生物群落及生物多样性，设立了海洋保护区（MPA）。海洋保护区有多种形式，包括可以用于科学调查、完全禁止捕捞的禁捕区（no-take zone），限制渔业活动、船舶航行等特定活动的海洋公园，为保护特定的珍稀物种及生物多样性较高区域的保护区，等等。在日本就有被称为“海中公园”的保护区。有关海洋保护区的法律规定与管理框架因国家及地区而不同。海洋保护区的相关法规及管理框架的制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如何看待生物多样性遭受的威胁，是否支持或接受环保协议，等等。因此，法规及管理框架的制定常伴随着利益关系，容易引发矛盾及冲突。

珊瑚礁区域的海洋保护区成效最好。珊瑚礁如同沉入海中的小块陆地，许多生物定居于此，很少离开养育它们的珊瑚礁。鱼类与岩礁性底栖生物在海流的上、下游相互补充，因此，珊瑚礁的保护面积越广阔，越能覆盖更广阔的上、下游区域，保护效果越好。

珊瑚的卵与幼体随海流迁移，因此如果保护上游的珊瑚礁，下游的珊瑚礁也能受益。

国际上有提议将特定的珊瑚礁区域设为海洋保护区，进行彻底保护。如果能及时采取行动，在各地设立足够大的海洋保护区，相信终有一天人们能意识到珊瑚礁保护的重要性，而不是将沿海开发建设所获的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如果珊瑚礁得到了保护，其他生物资源也能逐渐恢复。

如果在海洋保护区得到综合开发的批准，也可进行渔业生产，但前提条件是将生产活动限制在资源可持续的水平。海洋公园等海洋保护区如以保护为目的，必须将游客潜水等活动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综合利用的海洋保护区现在作为“排头兵”，做出顺应有效、综合利用沿岸区域的管理计划。这样的管理计划确实是有效的模式，现在从模型建立过渡到沿岸区域综合性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设定海洋保护区的难点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科学验证来制定保护与修复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的计划。我们在理论上虽可做出的各种推断，但实际上却难以验证，严重影响了海洋保护区的设定与发展。另外，从政策制定方面看，在无人活动的水域设立海洋保护区较容易，而设在有居民或渔业活动的沿岸区域则较困难。在人类活动频繁的东南亚及日本，我们该以何种形式设立海洋保护区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www.xing528.com)

通常被批准的综合性开发的海洋保护区，面积较为广阔，较难监测。因为在辽阔的海域，机动船频繁巡逻的花费较大，且遥远而隐蔽的海域往往成为监测的死角。因此，如果得不到当地居民的全面支持就贸然设立海洋保护区，或者缺乏居民的直接参与，那么海洋保护区的效果是不可能长久的。为了保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达到期望效果，对当地居民进行经济补偿与环境保护的启蒙教育极为重要，成功的关键在于“值得信赖”的行政管理者、科学家及当地领导的存在。非营利组织（NPOs）“草根行动”的作用也很重要。如能对当地居民进行有效的教育，并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民众更容易遵守相关规定，对其宗旨有足够的理解［3］。

禁渔区的设立在海洋中极为罕见。居民及渔业组织曾经设立禁渔区以保护经济鱼类的产卵地与栖息地，使渔业对象数量恢复、体形增大。此类措施有助于海洋渔业的发展。在美国有提案建议在加利福尼亚海峡群岛设立国家海洋保护区，使之成为鱼类的避难所，以保护周边生态系统，提高渔业的整体资源量。

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常激发海洋环保支持者的广泛讨论，但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原因在于，海洋保护区是按到海岸线的距离、边界及海底地形等因素划分的，而很少按照海流模式划分。然而，海水循环是形成鱼类群落的重要因素，也是底栖生物及其种群维系的决定性因素。

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即使参考了海流模式，并考虑到了各项保护制度，也仍然存在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应如何处理来自远方的污染物，幼体在扩散过程受到损失时保护生物很难补充和加入，等等。事实上，沿岸环境因物理或生物特性的改变被割裂，幼体的扩散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对漂泳或洄游的海洋生物的移动路线及目的地进行预测相较陆上生物困难许多。海洋保护区的设立首先应考虑其目的，并应综合考虑海岸线管理、渔业及污染等因素。仅凭建立孤立的海洋保护区是不足以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