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工业城市沈阳，存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普遍问题。传统重型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其中重型产业又主要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因而存在国有经济占比较大、就业形式单一的问题。在向新工业城市转变的过程中城市产业开始转型，从而引起的产业替代、产业升级、产业链延伸、产业转移和产业融合等对劳动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阳市的经济发展被传统工业换代升级同国有企业分制改造等引起的下岗失业问题严重束缚，本节主要研究其在城市产业转型过程中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1.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沈阳市从2010年开始，因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步减少，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了明显增加。沈阳市的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2010—2017年主要工业部门年产值占比中，其中冶金工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变化最大。冶金工业代表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其占比由2010年的18.1%下降到2017年的2.32%，由此显示了传统工业的衰退，而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工业比重则上升10多个百分点。电子及其设备制造业已经是第二产业中的主导产业之一，并且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地位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到2017年，第二产业所有部门中，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和金属制造业占相对优势，其总和占工业产值的34.8%。这表明在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沈阳市作为以制造业为主的老工业城市，其工业内部的结构转型逐渐趋于向劳动技术密集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发展。[1]
2.高新技术与产业融合
沈阳市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升级过程中，重点用高新技术来带动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重视培育新兴技术产业并让其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主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沈阳市还将改造和提升传统行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例如在装备制造、医药化工和食品行业等传统产业中，引入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提升传统行业的技术含量和层次，为传统行业的改造升级提供技术性的支持，开拓新的市场空间。2004年4月，沈阳市被科技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装备制造业，推进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建设试点城市”，“十二五”期间，沈阳市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学研”互动创新体系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效益实现了同步增长，为沈阳市转方式、调结构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区位指向，沈阳市逐步在向科研基础条件好、信息密度高、技术优势明显的高新技术区集聚，使产业转型在产业空间上也得到体现。沈阳市南有浑南经济开发区，北有道义经济开发区，这两大经济开发区皆以其中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其技术依托并组建技术研发中心，园区内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通过产学结合的内联式合作，构建起技术平台，依靠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能力，以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技术集成配置为重点，促进园区内的产业融合。自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以来，浑南经济开发区（即沈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直呈外延式增长，面积也由最初的8平方公里扩展到2018年的32平方公里，高新技术企业更是由150家增长到1135家，同时营业总收入也由320亿元增长到694亿元。目前浑南经济开发区不仅聚集了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和国家创新基金项目等，还建立了6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先进制造技术产业园、纳米技术产业园、国家“863”软件技术产业园等），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制药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框架。
3.就业结构变化
因产业转型升级，沈阳市就业结构也发生变化。2010—2017年，沈阳市劳动力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第一产业受到第二、三产业的排挤，失去了发展产业结构资源，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下降了6.3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稳步上升，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到2017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则有明显上升，增长了5.39%。在此之后，就业增长率及就业量在不断上升[2]。分析显示，劳动人口正加速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因老工业城市的传统工业衰落，第二产业的就业总量和比重均呈现出下降趋势，由此引发的第二产业中的一些部门的下岗人员急剧增加，从业人员迅速减少。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则充分发挥其较高的就业弹性，从业人口大幅度增加，加强了对城市就业带动效应。
沈阳市的内部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渐渐趋同。传统产业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随着部门产值的上升而下降，尤其在制造业行业，从业人员分别由2010年的30.4万降至2017年的26.03万，累计减员3.36万人[3]。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具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特点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吸纳的从业人口呈现增长趋势。
4.下岗失业问题(https://www.xing528.com)
一些企业的职工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下岗失业，这是不可避免的。自1990年以来，沈阳市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部门因产业转型和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其从业人员部分减少。此外，因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其实施的用工制度是“低工资，高就业”，导致企业内部大量劳动力闲置，隐性失业严重，所以在经济体制转型后必然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沈阳市在2004年下岗分流的职工就有22万，其中国有企业高达7.8万，占沈阳市全部职工的6.2%，占全部下岗分流职工的35.5%。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中下岗职工居多，共有下岗职工20.1万人，约占全市下岗职工总数的91.2%。这类行业的企业，主要是生产经营困难，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或经营亏损状态，资金严重缺乏，下岗职工人数较多的传统工业企业，因此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经营方面存在困难。随着产业转型的逐步完成，沈阳市整体失业率逐年下降，到2017年沈阳市失业率为3.12%。
同时，在沈阳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中，从业人员供需不匹配问题严重，技术人才缺口较大，这使得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失业人数不断增多，已由2010年的7.7万人升至2017年的10.22万人[4]。
5.就业制度变迁
在沈阳市的产业转型过程中，突出反映了国有企业占统治地位的东北老工业城市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旧的就业体制失去原有的作用，而新的就业体制未完全发挥作用的老工业城市的就业问题。为了消除这一难题，就业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沈阳市成为全员劳动合同制的试点城市之一，此制度在1988年开始试点，标志着劳动用工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2016年，沈阳市建立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月报制度，积极探索失业保险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有效形式，使其成为完善就业政策和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稳定社会、振兴老工业基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从2010年的6.7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11.7亿元。[5]
沈阳市的工业国有企业从2010年的131户降到2017年的15户。累计有63.42万人在2010—2017年间实现了就业和再就业。另外，随着传统的国有部门与集体部门的从业人员减少，以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与个体就业为主的其他就业形式增幅明显。2010年沈阳市国有单位和集体部门的职工比重分别为54.80%和5.19%，2017年为42.35%和1.97%，较之前有大幅度减少，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迅猛发展，职工占比也提升了25.9%。经营个体经济等弹性较大的就业人员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6]
6.就业文化转变
沈阳市作为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在当时有一大批大型制造装备企业落户，因此沈阳市中与国有工业企业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比例相对较高。单位体制的一些要素出现早，影响大，时间长，其内在结构也十分单一。“单位制”因受地域经济结构、文化特色、历史积淀等因素的影响而成为典型。在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的单位内部，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异常紧密，因此单位的规范和生活的习惯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个人的行为。1990年以来，在“典型单位制”城市产业转型的加速下，原来的就业文化正在解体。同时各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逐渐开始形成。此外，大工业文化氛围和情结逐渐被打破，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抛弃重工轻商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想和情结，开始主动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由“消极待业”转向“积极就业”。
2001年，沈阳市启动了小额贷款扶持创业。为了建立促进再就业的小额贷款制度，政府每年对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位、组织就业和创办以吸收下岗人员为主的小型企业拨款1000万元，给予资金上的扶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由“输血型就业”向“造血型就业”的转变。2004年，沈阳市成为全国首批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试点的试点城市。2002年，素有“东方鲁尔”之称的铁西区开始与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营造出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全区在2002—2004年间共引进服务业项目多达350个，总建筑面积与投资总额分别为880万平方米和262亿元。相比2001年，2004年全区服务业企业总数与从业人员均增长了两倍，铁西新区已成为沈阳市服务业发展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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