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谶纬的产生、流行及其区别
“谶”,即谶语、谶书。《说文·言部》曰:“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雒》所出书曰谶。”“谶”,指预言人事吉凶、兴亡而有征验的秘语。它是从古老的符应说中分化出来的,与流传既久的河图、洛书说有一定的关系。同时,谶语的造作和流行,与燕齐方士有关。
先看图谶的产生与流行。“河图”,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论语·子罕》二篇。《墨子·非攻下》曰:“河出绿图。”《周易·系辞上》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管子·小匡》曰:“河出图,雒出书。”《礼记·礼运》曰:“河出马图。”这五条先秦文献均认为“河图”“雒书”为受命之符,属于瑞应之物。《淮南子·俶真》曰:“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淮南子》此文从《墨子》改造而来,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河图、雒书作为“符瑞”的特征,不过在彼为“受命”之物,在此为“得道”的象征。此后,“河图”“雒书”被图书化,《春秋纬·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河图·挺佐辅》曰:“(黄帝问于天老)天老曰:河出龙图,雒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所纪姓号。”在此,已将《河图》《雒书》看作两种图书,虽然它们与帝王受命仍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与先秦将其作为“符瑞”之物具有重大不同。实际上,在西汉末期,《河图》《雒书》即被当时谶纬化的经学家直接作为图书来看待,在文本上作了大肆扩充,乃至各家持说有所不同。郑玄注《易》,云《河图》九篇、《雒书》六篇,足见与先秦所谓“河图”“雒书”大异。(54)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河图、雒书既是谶语、谶书的导源,其自身也经历了谶书化的过程。而“图”“谶”二者常常结合在起,故称“图谶”。“图谶”连言,最早见于《汉书·王莽传上》。
谶语的造作和流行,已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曰:“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曰:“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亡秦者胡也”和“今年祖龙死”二句,都是典型的谶语。而从秦始皇深信谶语及其以“谶语”思维判断吉凶来看,说明谶语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其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也利用了谶语。《史记·陈涉世家》曰:“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已怪之矣。”在这里,“陈胜王”三字即为谶语。汉武帝好方术,进一步提供了图谶滋生的基础。哀平之际,图谶进入宫廷决策和判断吉凶的层面,皇帝和王莽等大臣好信图谶,以图谶决事,在意识形态上将图谶与经书齐观。当然在这一时期里,谶书也会杂糅一些经书的内容,以增强其权威性。
再看纬书的产生及其特点。“纬”与“经”相对,纬书是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纬书假借“孔子”的名义,以神学的方式来解释儒家经典。纬书最早出现在成帝时期,在总体上晚于谶语、谶书的造作,因此它们很自然地大量吸收了谶语、谶书或图谶的内容。纬书借助图谶,强化了自身的神秘和神异特征,适应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其中,那些对于圣人和圣迹的神异化,对于政权来源及其存在之合理性、合法性的论证,以及那些对于人君实施谴告的所谓灾异之说,仍然是纬书最重要的内容。而人们编造或利用纬书的目的,即主要在于此。
(1) 纬书对于圣人形貌及其神异性来源描述众多,下面罗列数条以见之:
尧眉八彩,是谓通明。(55)
尧,火精,故庆都感赤龙而生。②
舜目四童,谓之重明。(56)
禹,白帝精,以星感修纪,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57)
禹身长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骈齿鸟喙,耳三漏,戴成钤,褱玉斗,玉骭履已。⑤
黑帝子汤,长八尺一寸,或曰七尺,连珠庭,臂二肘。(58)
苍帝姬昌,日角鸟鼻,身长八尺二寸,圣智慈理也。⑦
文王四乳……武王望羊。(59)
孔子母徵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⑨
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⑩
纬书之所以反复描绘圣人的神异性,是因为汉人普遍相信,神异的圣人上可以显扬天心,下可以为世立法和创制。《春秋演孔图》即曰:“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
(2) 纬书对于圣人、圣事之瑞应的描述也很多,下面罗列数条以见之:
舜之将兴,黄云生于堂
夏民不康,天果命汤。白虎戏朝,白云入房。
周文王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鄗,止于昌户。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也。(60)
太子发以殷存三仁附,即位不称王,渡于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谋。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赤文有字,题目下名授右。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为赤乌,五至以谷俱来。(61)
孔子论经,有乌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62)
(3) 纬书叙说灾异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很多,下面转引《后汉书·志十五·五行三》刘昭《注》所引数条纬文以见之:
《春秋·考异邮》曰:“阴气之专精凝合生雹。雹之为言合也。以妾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阙而不御,坐不离前,无由相去之心,同舆参驷,房衽之内,欢欣之乐,专政夫人,施而不博,阴精凝而见成。”
《易谶》曰:“凡雹者,过由人君恶闻其过,抑贤不扬,内与邪人通,取财利,蔽贤,施之,并当雨不雨,故反雹下也。”
《易纬》曰:“夏雹者,治道烦苛,繇役急促,教令数变,无有常法。不救为兵,强臣逆谋,蝗虫伤谷。救之,举贤良,爵有功,务宽大,无诛罚,则灾除。”(63)
据《后汉书·孝明帝纪》记载,永平八年(65)冬十月壬寅日发生了日食。日食过后,明帝下罪己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64) 永兴二年(154)二月癸卯日,“京师地震”,桓帝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又诏曰:“比者星辰谬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己修政,庶望有补。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65) 在《后汉书》中类似例子很多,足见灾异对于汉代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总之,瑞应说和灾异说是纬书的两大政治哲学范畴,它们都是天意象征化的表达。瑞应从正的方面说,成为圣人兴作,乃至受命的象征符号;灾异则从负的方面说,成为谴告和惩戒人君的象征符号。瑞应说和灾异说都起源于先秦,但是直到西汉中期,才进入当时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核心;西汉后期,它们开始大肆泛滥于经学及王朝政治的解释活动之中。而纬书集其大成,以更加宗教化、神异化的方式将瑞应说和灾异说推向了高峰。
最后看“谶”和“纬”的区别。《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易类六》编后案语曰:(www.xing528.com)
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图录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
《四库提要》的作者对“谶”“纬”作了清晰的界定和区别。谶自谶,纬自纬。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去经既远,衍为旁义,如大衍神异、圣事和灾异之说者即多为纬书。纬与经对,《六艺》经籍乃按文责义,恪守师法、家法之作。不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所说,大概在西汉末季纬书“渐杂以术数之言”“又益以妖妄之词”,这样纬与谶就合而为一了。
“谶纬”连言,始见于《后汉书》。“图谶”“谶记”“经谶”“纬书”“图纬”和“谶纬”在《后汉书》中均屡见。其中“图谶”出现的次数最多,而“谶纬”仅出现了四次。东汉子书尚未见“谶纬”连言之例。这些情况说明《四库提要》的作者分别“谶”“纬”是必要的。而“谶纬”连言,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看待,则确系后人所为。不过,从实质的意义来说,谶纬合流在西汉晚期已经开始,纬书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了谶语,并运用其思维方式。可以说,解释的谶化,正是纬书区别于《六艺》经传的根本所在。
2. 谶纬思潮的高峰:从王莽居摄到东汉章帝时期
王莽摄政至东汉章帝统治时期,是谶纬思潮流行的高峰阶段,其中又以光武帝时期为最。王莽篡汉及光武称帝,都直接利用了谶纬思潮。王莽摄政,即利用图谶为自己造势,他说:“《河图》《洛书》远自昆仑,出于重壄。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66) 平帝四年(4),王莽将“图谶”列入官学。与此同时,对王莽心怀不满的大臣也利用谶书反抗其统治。据《汉书·王莽传下》,卜者王况为大臣李焉作谶书,言“荆楚当兴,李氏为辅”。道士西门君慧为将军王涉作谶,也说:“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刘歆)是也。”而光武帝刘秀之所以敢于起兵,反抗王莽,亦得缘于谶言。李通即先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后以谶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劝说刘秀起兵。(67) 刘秀在夺取天下后更加重视图谶,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68) ,正式建立了以谶纬学为核心的新国家意识形态。
东汉前三位皇帝(光武帝、明帝和章帝)高度重视谶纬学,史书多有记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以图谶“决定嫌疑”(69) ,裁决政事;(2) 以谶记“正《五经》异说”(70) ;(3) 以是否善言图谶为进用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71) 如此一来,谶纬或图谶的气氛弥漫于整个东汉官场。由此,汉代经学发生了重大变异。大经师贾逵好尚《左氏春秋》,为了得到皇帝的肯定,他即以合于图谶者说之。《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曰:“臣(贾逵)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又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建初四年(79),汉章帝主持白虎观会议,召集儒林,“讲议《五经》同异”,而章帝“亲称制临决”(《后汉书·章帝纪》)。这次会议使得谶纬在官方的最高级会议上开始影响正统经学的解释。总体说来,在东汉时期,经学多杂以图谶,而纬书被当作解经的可靠依据,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征引。
3. 东汉学者对谶纬的批判
桓谭、尹敏、王充、张衡和荀悦是东汉时期批判谶纬思潮最突出的五位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中说:“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缪,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其实,王充也应居其列。
光武帝一俟登上大位,即命薛汉、尹敏等人“校定图谶”,但是尹敏本人对于这一做法是颇有异议的。《后汉书·儒林列传》曰:“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图谶文献曾在王莽居摄时期做了第一次官方著录,本次光武帝要求尹敏等人删去王莽等人造作的内容,并重新著录。尹敏本人虽然博通《五经》、谶记,但是他很清楚,“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不宜官修钦定、藏之兰台。
与尹敏同时,桓谭(约前40—约32)对光武帝迷信和推崇图谶的行为作了更为激烈的批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曰:
(1)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谭复上疏曰:“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2)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桓谭批评的重点,在于“极言谶之非经”,而希望人主“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以“仁义正道为本”。这一批评带着教训的口吻,显然激怒了光武帝,因此桓谭的下场可想而知。
桓谭之后,王充(27—约97)在《论衡·实知篇》中批评了谶记的虚妄。孔子将死,遗谶书,一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二曰:“董仲舒乱我书。”三曰:“亡秦者,胡也。”王充即严肃批驳了这三条谶记,认为“此皆虚也”。另外,王充所谓“案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图》《书》”(72) 的看法,比较恰当地概括了谶记的特征。
谶记或托之于孔子,而纬书则皆由汉儒依托孔子名义而作。汉末荀悦(148—209)即对此作了批驳。《申鉴·俗嫌》曰:
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
荀悦继承荀爽的见解,认为八十一篇纬书“非仲尼之作”,不同意世人将纬书看作“仲尼之作”的观点。他认为,纬书不过是“以仲尼杂己而已”,这即是说,纬书的编造者不过借用了孔子的某些言论,其大体内容及主旨皆属于编造者自己。既然八十一篇非孔子之作,那么是否应当将它们燔烧掉呢?在此,荀悦的态度变得比较冷静,他认为,纬书虽非孔子所作,但是毕竟“有取焉”,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而不必燔烧之。防止纬书发生不良作用的关键,在于为上者是否能够做到不受、不听、不采和不兴;“言必有用,术必有典,明必有实,事必有功”,自然就可以防止它们产生不良影响。与荀悦的意愿相左,汉代以后,纬书一再受到当朝统治者的燔烧和禁绝,完整流传到今天的相关文献已经很少了。
与桓谭、王充和荀悦等相较,张衡(78—139)对于图纬的批评和论述最为深入。《后汉书·张衡列传》曰: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一】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针对东汉以来最高统治者对图谶或图纬的不断提倡,而“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妖)言”的现象,张衡作出了非常深刻的批判。首先,张衡认为“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其次,张衡对于“谶书”作了较好的定义,曰:“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再其次,张衡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考察了图谶或图纬现象,并提出了“图谶成于哀平之际”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复次,张衡指出古人以律历、卜筮断吉凶,与时人“竞称不占之书”(即图谶之书)不同,其原因在于前者为实事而后者流于虚伪,“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从而将真正的圣道与当时俗学分别开来。最后,基于以上论述,张衡认为“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这一主张的影响巨大,后世时有禁绝图谶的举措,都可以在张衡这里找到思想根源。
当初,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这既有提高图谶地位的目的,也有垄断图谶、从而防止民间或个人秘造、增改的意图。造作图谶在东汉属于重罪。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楚王英和阜陵质王延均因谋反而被治罪或贬爵,其中的一个根据就是他们私自“造作图谶”。鉴于图谶十分容易被阴谋家(犯上作乱者)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魏晋以后,历朝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随即严禁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令“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73) ,隋炀帝即位伊始,“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74) 。从此,图谶从皇朝意识形态的宝座上跌落了下来。
4. 纬书的流传、篇目与《易纬》的版本来源
西汉成帝时期,李寻曾有“《五经》《六纬》,尊术显士”(75) 的说法。所谓《六纬》,颜师古《注》说为《五经纬》和《乐纬》。(76) 光武帝建武初,薛汉、尹敏所校定谶纬,别为八十一篇。(77) 建武中元元年(56),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78) 。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载建武三十二年(56)封泰山刻石文,即载有说明《河图》《洛书》《孝经纬》等的情况。张衡上书顺帝,所说八十一篇指“《河》《雒》《六艺》”。《后汉书·张衡列传》李贤《注》曰:“《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79) 《隋书·经籍志》曰:
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诀》《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
《隋志》的说法更为细致,《河图》本九篇,《洛书》本六篇,至于孔子、九圣又增演三十篇,源流共计四十五篇;《七经纬》(张衡所谓“六艺”即指六纬,并包《孝经纬》而言,与《隋志》同)三十六篇,皆托之孔子所作,与荀悦的说法一致。《河》《洛》及《七经纬》共计八十一篇,此八十一篇即光武帝所宣布于天下者。校定之外,《隋志》又列《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诀》《援神契》《杂谶》等书,别于八十一篇之外。
《后汉书·方术列传》说樊英“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七纬”即《七经纬》,李贤《注》曰:“《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80) 李《注》“七纬”共三十五篇,较《隋志》所说三十六篇少一篇。而李《注》所列《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隋志》未入《七经纬》三十六篇中,可知李《注》未必尽得其实。
明清两代盛行辑佚,纬书有十余家。现在,通行的纬书本有《黄氏逸书考》(1934年朱长圻据黄氏辑《汉学堂丛书》本补刊)和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纂集的《重修纬书集成》(81) ,后者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
据《后汉书·方术列传》李贤《注》,汉代《易纬》有《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六篇。《隋书·经籍志》曰:“《易纬》八卷,郑玄注。”新旧《唐书志》并录《易纬》九卷,云宋均注。宋以后,又出现《乾坤凿度》和《乾元序制记》二种。《易纬》八种,有明修《永乐大典》本、清修《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聚珍本。其中,四库本采用大典本,聚珍本以四库本为基础,经与钱叔宝藏本和范钦本校勘而成。以后各本,即沿袭武英殿聚珍本。汉传《易纬》六种,以《稽览图》《乾凿度》和《通卦验》三种的思想性最高,含量丰富,值得梳理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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