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张衡的种种政见皆是针对时弊而发,但是他恰逢东汉由盛至衰的下转时期,又兼外戚宦官擅权,忠言善谋难以伸张。当是时,不乏有识之士陷于权力斗争的漩涡而难以自拔,身败名裂;亦不乏抗言直行之君子触怒天威而殒身毁命;也不乏怀瑾握瑜之人因志之不申而终老户牗。而张衡则有“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之名,这固然与他“天资睿哲”的禀赋有关,而更得益于他“训俭”“昭仁”“克己”“常足”之儒道兼用的人生修养。因此,他的生命实践中既体现通经致用、谨修仁义的儒者品格,又显现出静思玄远、逍遥六合的老庄之风。
张衡天资聪颖,自幼涵泳儒家经典,“通《五经》、贯《六艺》”,及其年长,儒家经世济用、强调个人对社会责任与义务的思想无疑成了他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纵观张衡的一生,通经致用的入世情怀始终体现在他的生命实践中。从他任南阳主簿到入朝廷为郎官,至迁为太史令、公车司马令、侍中的人生历程中,无不贯彻着践行仁义、务德尚化的儒家大义。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别人的评价中,如他夸赞鲍德“导以仁惠,教以义方”(《大司农鲍德诔》),而在《南阳文学儒林书赞》中云:“南阳太守,上党鲍君,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肃肃之仪,扬济济之化”,鲍德以仁爱、惠民、公平、正直之心教导百姓,且修文学、崇礼仪的做法正是儒者仁义之行,张衡盛赞鲍德,亦是对儒家之道的推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赋中,在人生的早期,面对“天下承平,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奢靡现象,他刻意效仿班固《两都赋》而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此作就是为了讽谏顺帝依据礼经施行礼政以匡弊救颓。这既是他作为人臣尽职尽责的体现,也是他关注时政、关心民瘼的政治意识的体现。在他人生的中后期,面对当时难以逆挽的衰退洪流,他仍然恪尽职守,表现出忠君爱民的品格,如他在《应间》中回应“间者”责其“去史官五载而复返”非“进取之势”、亦非“佐国理民”之举时说:
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偭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贪夫之所为,未得而豫丧也。枉尺直寻,议者讥之。盈欲亏志,孰云飞羞!于心有猜,则簋飨馔脯犹不屑餐,旌暓以之。意之无疑,则兼金盈百而不嫌辞,孟轲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袭黼黻,或委臿筑而据文轩者,度德拜爵,量绩受禄也。输力致庸,受必有阶。
可以看出,首先,张衡认为位尊与德崇并非对等的关系,德位相当只能出现在理想的太平盛世,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尤其在张衡所处的时代,有位无德或有德无位乃司空见惯之事。因此,不能因为爵位的高低来衡量德性的修养。其次,张衡认为艺可学、行可力,而爵位不可求。才智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得到扩充,而德性可以通过力行不怠而得到培养。而爵位的获得与保持则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甚至需要舍弃德性的修养。身处污浊之世,与其戕德以求爵,毋宁舍爵以全德。最后,张衡主张见得思义,义然后取。如果合乎道义的话,即使是“兼金盈百”,那么也受之无愧。张衡主张“度德拜爵,量绩受禄”,他之所以选择“遁隐史职”,正是他度德义取的结果。当一己之力难以挽救行将倾颓的东汉政权时,不如退居史职,潜心学问。他说:
公旦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惧教诲之不从,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无范,所丁不齐,如何可一?
当道之将行之时,周公制礼作典,垂范天下;而当道之不行之时,孔子删定六经,述而不作,以俟来者。周公之世与孔子之时,不仅时间不同,而且情势迥异,因此有周公道遇与孔子道不遇的区别。先圣后圣,遇与不遇,都是道在不同时会的不同表现,而并非道本身出了问题。张衡适逢道之不遇之时,效仿孔子修身著述,以俟来者。他说:
故樊哙披帷,入见高祖,高祖踞洗,以对郦生。当此之会,乃鼋鸣而鳖应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隐,奄受区夏,遂定帝位,皆谋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夫女魃北而应龙翔,洪鼎声而军容息;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沍而鼋鼍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一方面,遇与不遇不仅有“时”的因素,而且有人的因素。君臣共志,勠力同心是遇,反之则为不遇。张衡不愿与时局同流合污,在一定程度上,是君臣志向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事有巨细,功有大小,因此司马迁在写功臣传时,粲然各有第序。因此,张衡自愿在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中选择立言。
在道之不行之时,张衡选择著书立说以自修其身。然而,他毕竟还居于朝堂之上,面对黑暗现实的重压,难免有意难平的时候,当此之际,张衡自身好玄覃思的学术性格又指引他归向老庄的逍遥之乡。《文选·思玄赋》李善注云:“顺、和二帝之时,国政稍微,专恣内竖,平子欲言政事,又为阉竖所谗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势既不能,义又不可,但思其玄远之道而赋之,以申其志耳。”道家之逍遥,一则在于摆脱名缰利锁对自由生命与本真之性情的束缚,一则在于超脱生死,豁然物外,通达人生化境。这两者在张衡身上都有体现。
张衡认为如果因为名利或官爵而降身辱节的话,那么毋宁无所系累而逍遥。他在《思玄赋》中说道,“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若想不降低操守就能够容身于当时的官场,就如同想过河而没有舟楫一样。只有同流合污,降志没节,才能获得世俗的功名。张衡对那种奴颜婢膝以获得名利的谄媚行径嗤之以鼻。面对当时宦官谗毁的困境,他不是想着如何投机取巧地逢迎,而是“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他试图在天地六合之境自由地遨游从而实现精神的解脱。但是在《思玄赋》中,张衡并没有为他的心灵找到安顿之所,他嗟叹“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
在《骷髅赋》中,张衡进一步指出以荣位为表征的名利对生命本身的危害,并且在对生死的思量中获得了精神的大自在。他说:
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飞锋翟景,秉尺持刀,巢许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与道逍遥……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在张衡看来,死亡恰是生命在休息,而为“生”而生则是生命在劳役,是生命的消耗。荣位等功名利禄与生命的逍遥相比,不足为道。死亡对于生命而言是与道逍遥,与造化为伍,死后既无“间者”之问,亦无“应者”之答,完全与自然合体,才是一种真正的逍遥。
张衡一生都在践行着儒道双修的精神品格,即“与仁义乎消摇”的理念是他人生哲学的全部旨趣。张衡道: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佩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厉以省愆兮,惧余身之未勅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思玄赋》)
感老氏之遗戒,将回驾乎蓬庐。弹五玄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子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归田赋》)
以仁义为伴,与道德为伍,以阴阳为化,在张衡的生命实践与精神世界中,始终贯穿着立足现实而应化自然的与“仁义”共“消摇”的人生理念。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汉儒注经解文,恪守师法家法传统的僵化思想,也不同于此后玄学清谈、毁坏礼法的致用精神,这是一种敦本厚俗而又不失个性的生命实践,也是“道”的一种,张衡称之为“朝隐”,即隐于朝堂之上。
(1) 《新论》,第70页。
(3) 《新论》,第52页。
(4) 同上书,第61页。
(5) ⑤《后汉书·桓谭传》。
(6) 《后汉书·宋弘传》。
(7) 《后汉书·宋弘传》。
(8) 《后汉书·桓谭传》。
(9) 《新论》,第38页。
(10) 同上书,第41页。
(11) 《后汉书·陈元传》。
(12) 黄晖:《论衡校释》(四),第1122页。
(13) 《太仓稊米集》卷四五。
(14)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版)第3册,第9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www.xing528.com)
(15) 《桓子新论序》。
(16) 钟肇鹏:《求是斋丛稿》,第749—755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
(17) 《新论》,第32页。
(18) 周乾溁:《桓谭简论》,《秦汉史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9)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0) 钟肇鹏:《谶纬论略》,第15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21) ②③④《新论》。
(22) 黄晖:《论衡校释》(二),第609页。
(23)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4) 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第6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5) ②《新论》。
(26) ②③④⑤⑥⑦⑧《新论》。
(27) 《新论》。
(28) ②《新论》。
(29) ②《新论》。
(30) 《新论朱序》。
(31) 《新论·补遗》。
(32) 《后汉书·桓谭传》。
(33) ③④《新论》。
(34) ②③《新论》。
(35) ②《新论》。
(36) 《新论》。
(37) 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第47页。
(3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331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2。
(39) 贺凌虚:《东汉政治思想论集》,第31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40) 《新论》。
(41)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第2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2) 曲利丽:《“知大体”——论桓谭对王莽新政的反思》,《励耘学刊》总第13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43)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五五录张衡《浑天仪》。
(44) 范晔《后汉书·张衡列传》“赞曰”云:“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形算,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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