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社会政治背景-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

王夫之说:“东汉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1) 到了和帝时期,虽延续了东汉盛世的惯性,但衰乱征兆日显。至安、顺之时,盛世已然结束,衰乱局面加剧。这是东汉后期主要的社会面貌。

首先是政治生活混乱。基于西汉时代外戚专权特别是王莽篡逆的深刻教训,光武帝、明帝时期,杜绝外戚干政。但章帝时则出现了窦皇后兄弟邀宠专权的情况。和帝即位,刚刚10岁,由窦太后临朝,窦氏兄弟掌控朝廷,权势日重,以至竟敢霸占皇家公主的田园。(2) 和帝成年后,不得不依靠宦官诛灭窦氏兄弟,却又导致宦官郑众等人恃宠陵贤。宦官不仅能因功封土封侯,还可“超登公卿之位”(3) ,参与朝廷议政。安帝13岁即位,邓太后临朝,因而邓骘兄弟“常居禁中”,威势日增,外戚再次掌控朝政。安帝后来联合宦官李闰、乳母王圣诛灭邓骘兄弟,李闰封雍乡侯,王圣封为野王君。(4) 此外,又令阎皇后兄阎显任禁军首领,由此出现了宦官、外戚共掌朝政的局面。此后的情况更加复杂而凶险。安帝驾崩,宦官孙程等19人消灭阎氏势力,拥立年仅11岁的顺帝登基,这些拥立有功的宦官均被封侯,史称“十九侯”。④但顺帝立梁贵人为皇后之后,梁氏父子先后就任大将军。尤其是梁冀,其“专擅威柄,凶恣日积,以私憾杀人甚众,威行内外,天子拱手”(5) 。他竟然毒死称其为“跋扈将军”的年幼的质帝。史称梁家亲属“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二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⑥。梁氏把持朝政前后二十余年,权势熏天,几难遏制。直到桓帝与五宦官密谋,铲除外戚势力,但权力又回到宦官手里。整个东汉后期,权力几乎就是在外戚、宦官手里接力,酿成政治上的恶性循环。

中国的政治历史很难不受皇权的深刻影响。而皇权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都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在皇权强势的情况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可以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剥夺普通公民的财产和自由”(6) 。而在皇权弱势的情况下,则往往是外戚、宦官弄权,从而引发政治危机。毫无疑问,东汉中后期政局中,皇权总体上处于绝对的弱势格局中。章帝以后至被董卓所废之帝,时间不过100年,经历了前后9位皇帝,平均每位在位刚11年。其中,即位时年龄最大的是桓帝,15岁,最小的是生下刚百余日的殇帝。在位时间最长者,为12岁即位的灵帝,最短者是14岁即位然在位仅6个月即被废的废帝。皇权的弱势必然引起外戚和宦官的专权,戚阉秉政,陷害忠良,党锢之争愈演愈烈。这种历史形成的态势使东汉社会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

在选官仕进制度上,东汉沿袭西汉的做法,主要有察举、征辟、赀选、任子、军功等方式。其实质大体由血缘、姻亲、籍贯、师承、朋党等私人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

东汉末年,因政治斗争而导致社会上酿成代表士大夫和部分豪族与逸民利益的“清流”与代表部分外戚和宦官利益的“浊流”之间的斗争。“清流”往往希冀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抵制和批判外戚宦官势力架空和利用君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种种丑恶行径。范晔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7) 然而,“浊流”必扰乱社会政治生活应有的秩序,利用权力打击与他们相对抗的“清流”势力,以维护其对权势的贪欲。灵帝建宁元年(168)九月,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二者的斗争最后酿成党锢之祸。建宁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人,“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8) 汉末险恶的政治情势使士人一再吟诵《诗经·小雅·正月》:“畏天盖高,不敢不跼,畏地盖厚,不敢不蹐”,可见当时的悍臣恶竖之猖獗。“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9) 李固、杜乔及后来党锢之祸中的“清流”,都是“节尽而死”“杀身成仁”之士。(www.xing528.com)

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道器不离的。在深刻的社会背景、传统体制和行为方式的交互影响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危机都可能导致整体的危机。体制与观念间的不一致,通过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不即不离”的关系,如果在政治昏暗、社会衰乱之相频仍、功利至上的时代,难免酿成普遍的奢靡,造假成为必然。东汉后期的社会正是这样。当时人们普遍舍本逐末、竞相牟利。这种情况早在汉明帝时就已露端倪,如永平十二年(69)五月的诏令中说当时“田荒不耕,游食者众”(10) 。灵帝不仅让宫女们在后宫开商店,自己扮成商人去购买,至舍下酒,一起嬉戏,他甚至还常常感叹桓帝身为帝王竟然不会过日子,竟然设法敛天下之财“聚为私藏”,公开“榜卖官爵”,按照职务高低和俸禄的多少决定价格。据《山阳公载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

价值观上贵末贱本、争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丧葬制度形同虚设,奢靡之风盛行。虽然从明帝时就曾明令抑禁奢华,如上引永平十二年(69)五月的诏令中说:“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②章帝建初二年(77)三月诏:“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11) 又安帝永初元年(107)秋九月,“庚午,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原葬。”(12) 但由于社会积弊兹久,无法挽回。正所谓“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13) 。因此抑奢之令,虽言之凿凿,听之则藐藐,几无成效。而和、安以后,纲纪颓弛,政衰时乱,朝廷禁令,形同空文。于是奢靡僭越之习,相沿成风。正如崔寔所说:“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时势驱之使然。”(14)

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盘剥,使东汉后期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沉重的赋税和连年的水、旱、蝗、疫灾害加速了社会的危机,到处是一片惨象。天灾和人祸本不是一回事,但是,天灾却可能加重原有的人祸。更不幸的是,汉代人天人感应的思想,使人们相信天灾是人祸所导致的。这种观念令混在一起的流民、灾民难以忍受的痛苦无以复加,不断有农民起义发生。开始是几百人、几千人,到最后发展为几万人、几十万人。虽遭到镇压,规模却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数愈来愈多。灵帝中平元年(184)二月,终于爆发了以巨鹿人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起义是有准备的。张角自称“黄天”,当时,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共三十六方(万)同时行动,起义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贪官污吏,没收地主财产,接连打了好多胜仗,也得到各地农民武装的响应。但是,最后还是因农民自身的限制,九个月后黄巾军主力失败了。然而,即使如此,也彻底动摇了东汉的统治。从此,腐朽的东汉王朝再也没有中兴的可能了。

总之,作为汉末政治紊乱、纲纪失坠的必然结果,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呈现出一派浮华奢侈、恣意妄为、人欲横流的喧嚣场景。民风之殇已经说明东汉王朝必然趋向灭亡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