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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制度与畏民论: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中的崔寔观点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人情虽不可免,却需要制度作出规范。从对人情的这种认识,崔寔提出了应该如何对“民”的微妙而复杂的“畏民论”。在此基础上,崔寔提出了敬畏“民”的思想。得罪“民”是十分危险的,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崔寔强调了君主在担负责任的同时,又要“畏民”的论点,较之王符单方面讲“帝王之所以尊敬,天之所甚爱者,民也”,可能更有说服力。

人情制度与畏民论: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中的崔寔观点

崔寔在论述其“霸政论”时也旁及他对人性的认识,而汉代人论人性又往往是通过“情”来显现的,这一点,崔寔也不例外

崔寔说:“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川之赴壑。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120) 可见,他认为所谓“人情”相当于人的欲望。他认为,人心昼夜思慕富贵荣华,就如急流之水往下奔流,河川之奔赴沟壑,是正常现象。但是,人情虽不可免,却需要制度作出规范。这种思想显然是受到荀子性恶思想影响的。

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望不可去。人情中包含着求生的本能和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争斗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但荀子认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121) 。崔寔基本承认荀子的观点,强调自然欲望的满足是礼仪教化的前提。“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教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捡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22) 但他也提醒重视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凡人情之所通好,则恕己而足之。因民有乐生之性,故分禄以颐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然后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人们通常都容易原谅自己,因其有乐生的天性。“民有乐生之性”“人非食不活”,礼义教化是应该建立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不要说其心难静,难谈教化,甚至“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捡其臣乎”?

基于此,他主张一方面应给予官员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养家畜子。但另一方面亦不能使官员过分纵欲。他说:“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故其为士者习推让之风,耻言十五之计,而拔葵去织之义形矣。故三代之赋也,足以代其耕。”(123) 崔寔批评朝廷的某些举措不切实际,“今朝廷虽屡下恩泽之诏,垂恤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养民之道,劳思而无功,华繁而实寡”。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必欲求利民之术,则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长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124) 。那些华而不实的虚言不能照抚百姓的疾苦,只有有利于人们的办法和制度法令,才是安民之策。他盛赞汉初文、景时代的社会风貌:“安官乐职,图累长久,而无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尽节,而无一切之计。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乐。苟有康乐之心充于中,则和气应于外,是以灾害不生,祸乱不作。”(125)

从对人情的这种认识,崔寔提出了应该如何对“民”的微妙而复杂的“畏民论”。一方面,他和王符一样承认“民”乃“国”之根本。他说:“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126) 热心,犹言“焦心”。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作为“俗人”和“愚人”,乃“瞑瞑无所知”者,需要君主进行“牧养处置”。否则,危及深重。他说:“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故人之为言瞑也,谓瞑瞑无所知,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127) 既然一方面是“国之根”,另一面又“瞑瞑无所知”,必须人主来“养”或加以处置,则“民”“人”的地位就非常独特了。(www.xing528.com)

在此基础上,崔寔提出了敬畏“民”的思想。他说:“夫民,善之则畜,恶之则仇,仇满天下,可不惧哉!是以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罚,故养之如伤病,爱之如赤子,兢兢业业,惧以终始,恐失群臣之和,以堕先王之轨也。”(128) 因此,这种对“民”的敬畏当然不是把他们当作国家的主人,而是当作社稷的基础的“敬畏”。

得罪“民”是十分危险的,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既担忧他们会抱怨,又担忧他们的惩罚。这里,“畏其罚”是双关语,一面是畏“民”因无知受到刑罚(这无异于是惩罚“国家”),另一面则暗示社会的暴乱。这都是动摇国家之根本的。他主张对民要“养之如伤病,爱之如赤子”,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始终保持戒备谨慎的心态。否则会“失群臣之和”“堕先王之轨”。崔寔强调了君主在担负责任的同时,又要“畏民”的论点,较之王符单方面讲“帝王之所以尊敬,天之所甚爱者,民也”,可能更有说服力。

崔寔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面要针对时政实行“霸政”,另一方面又要“甚畏其民”,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必须实行安民任贤的措施。但是,在他看来,困难的是,政治需要的贤德之才并不为世人所认识。“且世主莫不愿得尼、轲之伦以为辅佐,卒然获之,未必珍也。自非题榜其面曰‘鲁孔丘’‘邹孟轲’,殆必不见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于上矣。当时皆见薄贱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劳辱勤瘁,为竖子所议笑,其故获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邀名,耻乡原之誉,绝比周之党,必待题其面曰‘鲁仲尼’‘邹孟轲’,不可得也。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别异量之士,而适足受谮润之诉。……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圣君明主其犹慎之。”(129) 精英政治所需之精英如何可能产生和被识别与任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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