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教育投入及实情调研

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清王朝迈出改变的脚步，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以鸦片战争为触发点，古老的中华帝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卷进了全球性的近代化浪潮中。一部分官僚士绅见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内心受到极大震撼，那些通过贸易与西方早有接触的商人买办在观念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日后大多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与这些先驱者相比，大部分国人，当中也包括大部分官僚士绅，仍然未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这种落差是地理空间隔绝造成的，毕竟与直接面对西方入侵的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大部分人依然过着与父祖辈相似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西方是难以想象的存在，然而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多久，西方扩张的步伐并不是区区地理因素可以阻挡的，步步紧逼的列强终究让整个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早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察觉到皇朝需要改革，而借助鸦片战争失败的契机，加上太平天国对皇朝统治造成的威胁，洋务运动得以浩浩荡荡地登上历史舞台，作为挽救清朝国运的尝试。然而，这次尝试并不顺利，改革多年后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受战败的挫折。30多年的洋务运动似乎一无成效，部分对改革心怀不满的人士选择投向不理性的排外主义，也有一些人认为甲午中日战争的败因正是改革得不够彻底，因而号召一场更为彻底的改革。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是改革的支持者，与年轻气盛的士绅们展开了新一波的维新运动，可惜这场躁进的维新运动不过百日就因政变而中止。在1899—1900年之间，中国似乎呈现一片倒退的形势，但近代化的浪潮并非简单的守旧思想与排外运动所能阻挡，八国联军带来的羞辱让慈禧太后亲身感受到改革的急迫性与守旧主义的无力。因而她摇身一变，成为新政的全力支持者，展开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此次改革虽然不乏成果，但清政府终究还是倒台了。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政权可谓和平地转移到中华民国手上，民国政府获得了态势不错的开端。纵观整个19世纪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可谓步履蹒跚，与东邻日本相比似有不及，两者因改革而产生的差距亦越加显著。

辛亥革命后，中国从王朝体制转变成民主共和体制，民国肇始，革命被人民寄以厚望，期待通过这次突变式的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使国家能在日益严峻的世界形势中存续下来，全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救亡图存”气氛。革命思想对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家庭伦理等造成极大刺激，各领域面临着不可想象的变化，人人皆寻觅着适应时代潮流的方法。骤眼看来，在清末与民初两个时期之间，似乎突变与断裂的现象较为突出。然而，尝试深入考察其具体事实时，各种带有连续性特征的因素也并不少见。某些研究观点认为，在传统的“革命史观”里，那些具有突变与断裂特征的革命因素是促进文明发展的关键，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这种“革命史观”主导了主流历史的诠释方向，有关革命的观念，纵然各家说法有所差异，但其根本思维是雷同的，都很大程度地忽略了连续性在这个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

探究清末民初阶段的历史，往往是以辛亥革命为界，把清末与民初两个时期割裂开来，两个时期被分割、断裂成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事实上，它们真的如此不同吗？一些研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如莱特（Mary C.Wright）在其《辛亥革命的本质》一文中就认为辛亥革命具有偶发性与不全面的特征，因而革命的成效并不显著，这种突变甚至削弱了中国应对外来挑战的能力，革命并不如它所宣称的改善了中国的前景，验诸现实，革命后的中国直到“二战”时期，国家机器展现出的能力并没有比清朝强大许多。

受到这个观点的启发，近代史的研究者应该对相关历史进行反思，通过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意义，以更周详的视野重新把握历史的实况。尝试从历史连续性的一面进行探索，将晚清新政改革至北洋政府当政的时期视为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两个彼此断裂的阶段，这种角度的考察益处甚多，而且更贴近真实的历史。例如，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新政权与新政府，但制度运作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因素大部分由旧时代的官僚体制过渡而来，这些旧官僚成员大都借由更改招牌延续下来，大众的生产方式及社会生活依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旧道德消退与新价值未确立的动荡环境的影响，与清末相比反而更为混乱。由此观之，辛亥革命的业绩除了达成民族革命的目标外，其他成效并未十分显著。为此，从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来考虑，询问那些呈现脉络相承与渐进改良的趋势将更能突显近代中国的进步历程。在诸多领域中，笔者选择教育场域作为相关研究的考察对象，通过深入了解北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如何承接晚清新政路线继续推进。(www.xing528.com)

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教育已被视为重中之重，但凡法政、实业以及人才培养等，均仰赖教育改革为其建立基础。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建立了一套从日本移植过来的仿西式教育体制，而此章程也成了中国学校教育发展的主要依据。有关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研究近来备受关注，在教育史的研究范畴中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本研究所关注的是近代教育中一个特别的主题，即定义极其宽泛的“社会教育”，更精确地说是社会教育领域中的通俗教育部分，本研究从通俗教育入手，以探讨其成果及影响。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自孔子讲学授徒起，就把原属于贵族的学问向平民阶层开放，中国逐渐树立了一种传统，即教育面向的对象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人群，理论上“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精神基本上把所有有意求学之人皆视为教育的对象。后来历经宋明理学的发展，教育出现了高度道德化的倾向，学习不仅被视为一种求知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培养个人德行的行为。因此，除了意在科举的士子外，寻常百姓多少也接受过一些教育，如清代宣讲《圣谕广训》即为一种由官方鼓励的教化手段，具有指导乡里合宜社会行为的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不少以教化民众为目的的行为和仪式，现今看来它们就是一种通俗教育。在那些久受儒学熏陶的官僚士绅脑中，化民易俗的责任意识很自然地让他们注意到西方通俗教育手段有着与中国传统教育的相似之处，并以结合的方式来实践他们改革社会与文明的方法。由传统汇合了西方衍生出的通俗教育，在民初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方案被推行，当时的北洋政府通过建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主导通俗教育发展的机构。为了使论述脉络清晰，本书首先从回顾其历史背景开始。

始自晚清的通俗教育，如果从形式来看，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早已存在其迹象，如明、清之际的“乡约酒礼”，事实上深具教化意味，至清康熙、雍正两帝期间，更着力鼓励乡间宣讲《圣谕广训》。此等形式的宣讲有多种版本，有的与民间宗教结合，有的是下层文人自行创作，但都以宣讲的方式来传播。除了宗旨严肃的宣讲外，流行于街头巷尾、茶楼酒馆的说书唱词，细究起来，当中的情节内容实际上也是人民生活典范与价值坐标的重要来源，其他的更有唱戏及劝善小书等不同形式的教育方法。只是在西学的样板进入中国前，这些形式很少被传统士人统整为一门教育方法。因此，早在通俗教育的概念出现前，实际生活中已经有其踪影。

这个横跨晚清民国的研究主题已表现出明显的历史连续性。辛亥革命的发生并未打断通俗教育的发展，甚至未更改过其方向，仅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其教学内容做出些许变更。要说辛亥革命对通俗教育造成的影响，即这一领域的主事者主要变成改良派人士，扫除了传统偏见的障碍，但其发展脉络跟晚清民间启蒙运动的主调是连贯一致的。与学校教育领域不同，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品并不多见，并且着重于叙述性的研究，即以说明其发展经过为目的，其取法角度是教育史的笔法，注重其教育建制的说明，对于通俗教育与其历史背景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往往缺乏深入的分析，因而留下不少探讨的空间。本书主要着眼于民初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除了这一时期留下的资料相当丰富，适宜细致分析其背后附带的意识与目标外，更希望人们通过分析能重新审视北洋政府在国家近代化历程中的角色地位。以往大部分通史类作品给予大家一种印象——北洋政府是腐败的军阀政权，其存在导致了民初政局的混乱与失序。然而，民国外交史学者唐启华先生在其有关北洋政府外交活动的研究中，揭示了一些以往被忽略的问题与事实，让人们得以了解那些北洋政府罕为人知的贡献。在这些研究的启发下，笔者萌生了以下疑问：在作为立国根本的教育领域，北洋政府的作为是否被主流历史诠释所忽略或低估？从这一疑问出发，经过翔实考察后衍生出本研究的论题，以北洋政府教育部辖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为主轴进行讨论，再辅以各种材料论证，试图说明北洋政府在通俗教育上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