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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数学名流的婚姻与奋斗历程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8岁时,华罗庚和一位同龄姑娘吴筱元结了婚。这年秋天,金坛瘟疫流行,华罗庚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幸亏妻子的精心照料,在床上躺了半年的华罗庚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华罗庚返回祖国,在西南联大担任数学教授。华罗庚仰脖笑了起来。华罗庚不予理睬,回国后写了《访苏三月记》一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赞扬了苏联的科学成就。

华罗庚:数学名流的婚姻与奋斗历程

艰苦自学

他的腿因病致残,他的人生之路却比众多正常人辉煌灿烂;他只有初中学历,却当之无愧地拥有“名誉博士”的桂冠;他年过古稀,重病缠身,在东京为日本科学家作学术报告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猝死在异国他乡;他的一生受尽了磨难,有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他,就是享誉世界的我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华罗庚

在江苏省南部,坐落着一个名叫金坛的小县城。小城里有一座石拱桥,桥下住着小商贩华瑞栋。

1910年11月12日,外出收购蚕茧、华瑞栋刚一进家门,便听到婴儿落地的啼哭声。“晚年得子,恭贺大喜!”接生婆把婴儿捧到华瑞栋面前。

40岁的华瑞栋咧开大嘴笑着,他操过一个箩筐,把孩子放进去,上面又反扣上一个箩筐,喃喃自语道:“进箩避邪,同庚百岁,就叫罗庚吧!”

华罗庚小时候聪明好学,又很懂事,年龄不大就帮母亲缠纱线换钱维持生活。他小学毕业后,进了家乡的金坛中学读书。这时,他就对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多才博学的王维克老师发现了华罗庚的数学天才,于是,就格外精心培养他,鼓励他勇敢攀登数学的高峰,这对于华罗庚后来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5年华罗庚在金坛中学毕业后,进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为的是能谋求个会计之类的职业以养家糊口。可是由于交不起学费,没有毕业就失学了。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帐,一面继续钻研数学。

华罗庚整天沉醉在数学王国里,顾客要买东西,喊他听不见,问他答非所问,顾客买此他却拿彼,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人们嘲笑他是“呆子”,父亲也要把他的“天书”烧掉。不知情的人哪里知道他的“天书”来之是多么不易——有的是他千方百计借来的,有的是他辛辛苦苦抄来的,如果被父亲付之一炬,就等于烧了他的心啊!所以,华罗庚把书东掖西藏,只有趁父亲不在时,才敢把书拿到桌面上看。无论春夏秋冬,他每天晚上看书写字到深夜。碰到难题,一时解不出来,他从不泄气,经过一天、两天,甚至十天半月的深思苦想,终于理清了头绪,每到这时,他喜不自禁。他就是这样,用5年时间自学了高中三年和大学初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为未来独立研究数论,打下了坚实的、牢固的基础。

18岁时,华罗庚和一位同龄姑娘吴筱元结了婚。这年秋天,金坛瘟疫流行,华罗庚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家里的东西全当光了,他的病仍不见好转。

幸亏妻子的精心照料,在床上躺了半年的华罗庚总算捡回了一条命。然而,他的左腿关节变形,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啊,这就是华家的孩子,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往后日子怎么过啊!”正在一瘸一拐艰难行走的华罗庚,猛然间听见街坊邻居们的议论,心里一酸,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华罗庚走进王维克的家门。病前,已担任金坛中学校长的王维克曾让他在补习班教书并做会计工作。多亏王维克和后来继任的韩校长对华罗庚都很好,他才免遭失业之苦,只是因为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再教课了。

生活有了着落,业余时间华罗庚又继续钻研起数学来。伤残的左腿时常疼得钻心,他一心在数学王国的海洋里劈风斩浪,将躯体的疼痛、生活的艰辛和世道的不公统统地抛在脑后。

1930年,华罗庚的第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一个偏僻地方的小职员竟然向大名鼎鼎的数学权威、大学教授发出了挑战!

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华罗庚这篇文章后,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快请他到清华来!”这一年,华罗庚只有19岁。

名震数坛

1931年夏天,华罗庚到了清华大学,在数学系当助理员。白天,他领文献,收发信件,通知开会,还兼管图书,打字,保管考卷,忙得不可开交。晚上,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在数学文献的浩瀚海洋里涉珍猎宝,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他以惊人的毅力,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攻下了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他以敏捷的才思,用英文写了三篇数学论文,寄到国外,全部被发表。不久,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破格让华罗庚这个初中毕业生作助教,给大学生们讲授微积分,这在清华大学是史无前例的。

1936年夏天,他在学校推荐之下,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英国,他参加了一个有名的数论学家小组,对华林问题和哥德巴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并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

在剑桥大学的两年中,他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印度、法、德等国的杂志上。按其成就,已经超越了博士生的要求,但因他在剑桥大学未能正式入学,因而未得到博士学位。

1937年夏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返回祖国,在西南联大担任数学教授。他每次讲完课,还要步行20来里路,回到昆明郊区那个破阁楼的家里。楼下是一个牲口棚,猪马牛同圈,那嘈杂的声响时常干扰着他的研究思路。

这一天,他刚爬上低矮的楼梯,看到妻子吴筱元的眼里蒙上了一层泪水。“米又接不上了?”华罗庚马上就明白了。

吴筱元抬头瞧着丈夫的眼睛问:“你是不是到哪个中学兼个课?”华罗庚指着桌上的《堆垒素数记》的文稿说:“我哪里有时间呢。”“总得想个办法,物价天天往上涨呀!”

华罗庚一边整理着层层叠叠的稿纸一边说:“过去,在金坛上学时,全家人省吃俭用过穷日子;今天,当了教授,还得省吃俭用过紧日子啊!哈哈!”华罗庚仰脖笑了起来。他那乐观的情绪感染了吴筱元,“那你就快写吧,我自己想办法去。”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华罗庚先后写了20多篇论文,并于1941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堆垒素数论》的手稿。他把这本手稿交给了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但是没有出版。

1945年下半年,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苏联讲学,有一天,斯大林格勒大雪纷飞,他到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办理护照,使馆工作人员威胁他说:“你是社会贤达、泰斗。你参加国民党吧!否则,回国后要坐监牢。”

华罗庚不予理睬,回国后写了《访苏三月记》一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赞扬了苏联的科学成就。1946年4月苏联科学院出版了他的成名代表作《堆垒素数论》一书。其中有些论证,现在还被认为是经典佳作。(www.xing528.com)

上海《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曾经访问过华罗庚。华罗庚对他说:“如果不是不得已,我绝不愿意出国。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绝不是次要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等到真正需要科学的时候,再开始研究科学。”他就是怀着这种充满忧伤的心情,从黄浦江乘坐“美格将军号轮船前往美国的。同行的有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

在美国的4年,华罗庚先后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客座讲师、伊利诺大学教授等。这期间,他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掌握了二十世纪数论的至高观点”,并纠正了两个欧洲数学家在20年前所作的证明中的一个错误。美国同行对他的天才和成就赞叹不已。

赤胆忠心

新中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放弃了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以到英国讲学为名,设法为全家弄到了船票。他们绕道欧洲,然后从地中海印度洋直奔东方。为了避免联邦调查局找麻烦,只带了随身换洗的衣物。

船到香港,他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朋友们!梁国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

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到达北京,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回国后30多年来,华罗庚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为中国的数学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典型域方面的研究中所引入的度量,被称为“华罗庚度量”。1957年1月,他以《多复变函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的论文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57年,他的60万字的《数论导引》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评论》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本有价值的、重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但在范围上已越过了它。”

华罗庚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从不放过一点空隙时间思考问题,在上班的途中或是讲课、开会之前的十几分钟里,也不例外。因此,他的研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里华罗庚共写了152篇数学论文,9部专著,11本科普著作。

华罗庚除致力于数学研究外,还非常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热心地写文章,发表演讲,向青年们传授学习经验。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署名是厦门大学图书馆管理员陈景润。信中就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中关于他利问题的几个地方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罗庚看了这封大胆而又坦率的来信,如获至宝,他兴奋地说:“这个年轻人真有想法。”他建议数学学会邀请陈景润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还把陈景润从厦门调来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作自己的研究生,亲自指导他继续深入地钻研数论。

在华罗庚的精心栽培下,数学研究所不断涌现出出类拔萃的人才。万哲先、陆启铿、王元等有成就的数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1979年夏天,幽静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突然热闹起来。报告厅前,小卧车川流不息,人们潮水一般涌入大厅。这天来听华罗庚做“优选法和统筹法”报告的,除了数学家,还有不少医学家、工程学家和机械学家。

报告刚一结束,人们热情地拥上讲坛,有的表示祝贺,有的要求同他合影,有的请他签名,有的数学家送上自己即将出版的预印本,请他提意见……然而,有谁清楚,这巨大成功的背后隐含着多少酸甜苦辣!

知识从人民中来,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早自1958年,华罗庚就开始研究把优选法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运筹学是“运行和规划的科学”,它是在国民经济中选择最优化方法的一种科学。从1965年开始,在近20年的时间里,华罗庚为了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个县,上千个工厂、矿山和村庄;六赴山西,七下龙江,六去大庆,总计行程约100万公里。“两法”的传播和推广,解决了一大批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工农骨干,使许多应用数学工作者得到了锻炼,摸索出了一条发展我国应用数学的道路。

推广“两法”既有跋涉之苦,还会遇到生命危险。在大西南,一天,华罗庚他们乘坐的汽车在狭窄的山路上盘旋前进,猛然间,一个车轱辘掉下去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喊道:“谁也别动!”然后,有人侧着身子轻轻地爬到车子外面,一个个屏声敛气把人拉出来,才得以脱险。大家探头往下一看,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奔腾在山下。

1982年,已经72岁的华罗庚冒着盛暑三下淮南,为两淮煤矿培训生产骨干。旅途的颠簸,艰苦的煤矿生活,使他第二次得了心肌梗塞,因病情危急被连夜护送到北京医院。

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偃卧在病床上,为《数学方法与国民经济》一书写下了动人的序言。他写道:“党下达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动员令,每个炎黄后裔的科学家无不磨拳擦掌要为之竭其能,尽其力,奋不顾身地奋斗,考虑到与生命抢时间,尽心尽力为祖国,我将我血荐轩辕!”

就是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充满情和爱的老科学家,在“十年动乱”中也未逃脱“四人帮”的魔爪。1966年的一天,华罗庚正在南方推广“两法”,突然被一封加急电报叫回到北京,有关方面宣布了不许他们再出去推广“两法”的禁令,华罗庚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柜子被撬,花了大量心血写就的数学手稿也被盗走了。“四人帮”又扣压了他写的推广统筹法的文章,不让拍摄和放映有关的科教电影。后来,周总理出来干预,才算放行。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1970年6月,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得以到上海搞试点。张春桥对华罗庚的做法十分恼火,叫嚷说:“宣传优选法,就是引导青年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把华罗庚从上海赶走,赶不走就批,因为华罗庚是“周总理派到上海的”。

而华罗庚呢,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他把满腔的怒火都化作了工作的动力,冒着酷暑,精心研究,和大家一起,硬是使用统筹法,在短短6天的时间里,一鼓作气完成了20天的工作量,一天就为国家多创造价值20万元。“为了得到一些与人民有利的东西,哪怕丢掉半生英名!”这就是华罗庚的博大胸怀。

为国争光

建国后30年间,华罗庚曾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但1979年的英国之行,却使他的妻子吴筱元忧心忡忡:“‘文革’十年,你连图书馆都无法去,还能有什么可以去向外国人讲的?”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华罗庚充满信心。原来,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够收到外国数学家寄来的数学资料,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研究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还精心阅读并且研究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果然,他的讲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联邦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许多大学都向他发出了邀请。

有一天,一位名叫梁羽生的记者来到伯明翰访问了华罗庚,当他请华罗庚谈谈今后的打算时,华罗庚说:“我准备了10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A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B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B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梁羽生听了,心想:“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华罗庚好像看透了梁羽生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接着,华罗庚又解释说:“对于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就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么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

1979年11月9日,华罗庚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来到法国南锡市的南锡大学大厦礼堂。会场上,色彩缤纷,气氛热烈。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华罗庚光荣地接受了“荣誉博士”证书、勋章和纪念章。

4年以后的一个春日,联邦德国普林格出版公司出版了《华罗庚选集》。在当今国际数学界,数学家能够出版选集的屈指可数。而外国出版社为中国数学家出版选集的,华罗庚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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