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蒙有何著作不得而知。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称田骈“作道书二十五篇”，今已不存；称慎到“作法书四十二篇”，今仅存残篇。研究他们的思想，还得从《庄子·天下》篇之记述开始。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偏，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落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
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
依这里的记述，彭蒙、慎到一系所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所谓“弃知去己”，亦以“无”为言，亦赋予“道”以“无”的意义；而所说“于物无择，与之俱往”，一切行事“缘不得已”，是亦因顺“自然”而已。故这一派系被指为道家，不无道理。
然而，这一派系其实已把老子的观念作为了重要改变。
如上章所说，在老子那里，“道”之被归为“无”，从宇宙论看，是指的在本源层面上的混一不分的存在状态；从本体论看，则指在舍弃万有的差别性后的一个逻辑设定。及庄子，更以为万有的差别性是从人的认知心给出的，并无本真意义，他通过消解认知给出的差别相，最终亦以“无”言“道”。而且，老子和庄子由此建立起来的“道”的本源—本体论，意在支撑他们超越于充满矛盾冲突的、污浊的现实世界的价值追求。“因顺自然”，在老子那里，乃指的因顺世界在本源—原本意义上没有矛盾冲突、没有人为施设的状况；在庄子那里，也只是指的接受现实种种无法改变的处境，“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而已。老子与庄子这种“因顺自然”的行事方式，都有超越性的追求作根底，因而不会坠落下来仅把“因顺自然”作技艺性之理解。
然而，在彭蒙特别是慎子这里，我们看不到有抽离万有的“无”的本源—本体论的支撑，有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之根底。他们显然是完全回落于万有，“无私”、“无主”、“弃知去己”，都不是从本源—本体，从超越层面上讲，其实仅指的要弃去既定的认知结构与价值信念，只顺随万有所示的任何存在方式与变迁方式，一切“缘于不得已”，所谓“不师知虑，不知前后”，“椎拍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即是。万有各有不同的形态、性状、功能，如“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天与地即有“不齐”。万有之“不齐”，在庄子那里，以为那不是万有的本真状况，而只出于知识心的分别判认；及彭子、慎子之“齐万物以为首”，却是指的承认万物的差别，兼容万有的不同，而有所谓“齐”者，即无选择、无简别地平等对待之。
于此，彭子特别是慎子，亦为“因顺自然”。但因为缺失引领向上追求超越的“无”的本源—本体论和价值观，“因顺”所指仅为自然存在的客观状况言，便使这种“因顺”蜕变为操作。但由之开启了道家从对社会文化的批判转为对社会文化的正面建构。是亦有得。
至于慎子何以会从“因顺自然”的观念延伸为法家？其中关键，在于他对所“因顺”的“自然”的理解。我们看他的论说：(www.xing528.com)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子·因循》）
原来，慎子所谓贵“因”，是“因人之情”。现实社会中人之情是怎样的呢？是“人莫不自为也”。此即谓人没有不是为自己的。正因为人没有不是为自己的，才可以为君上所利用。君上利用臣民的手段，就是依其所好而悬赏，因其所恶而设罚。赏罚的规则是以法的方式统一颁布的。故“法”即是“因人之情”整治国家的唯一手段。慎子称：
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慎子·逸文》）
在这里，“道”已经和“法”合称为“道法”；所谓“因自然”（“道法自然”），即因循人的自然而然的情性（“莫不自为”）所可取的，只能是法治；“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者，即一切只以“法”为依据，“法”之外的，如仁义教化、聪明才智（贤圣之知）之属，均无益于治。故慎子又称：
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慎子·逸文》）
从此可见，慎子已全然一副法家模样。及慎子又放言：
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
此即以为，治国之道，不仅要以法作为唯一准绳；而且法治之推行，还必须倚仗于君主居高临下所形成的一种“势位”。在法家脉络中，慎子得以被称为重“势”者，诚为不诬。
老子的批判之“道”转为建构之“道”并被延伸为法家，于慎子已见规模，及韩非子更至于完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