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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达文文集(第4卷):僧肇论解空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非有而不可为无,非无而不可为有。按,僧肇这些话语依然取“有”、“无”为言,似与王弼同。只有从“有而非有”、“无而非无”看万物,才能契入“中道实相”。而所谓“有而非有”,即“缘起”即“性空”;“无而非无”,即“性空”即“缘起”。“缘起有”与“自性空”是二而一的。显见,僧肇所说与《中论》之“缘起性空”说同,而与老子、王弼和道安把“有”与“无”分为对置之两极的做法有别。

冯达文文集(第4卷):僧肇论解空

道家玄学的观点解释般若学,不仅见诸“六家七宗”的一批佛教学者,而且,即便稍后师从鸠摩罗什,被罗什赞为“秦人”解空第一[13]的僧肇(384—414),也还不时借资道家—玄学以传播般若空观。如他注《维摩经·菩萨品》就称:

道之极者,称曰菩提,秦人无言以译之。菩提者,盖是正觉无相之真智乎?其道玄虚,妙绝常境。听者无以容其听,智者无以运其智,辩者无以措其言,像者无以状其仪。故其为道也,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弥勤,不可为无。故能幽鉴万物而不曜,玄轨超驾而弗夷,大包天地而罔寄,曲济群惑而无私。至能导达殊方,开物成务,玄机必察,无思无虑。然则无知而无不知,无为而无不为者,其唯菩提大觉之道乎?此无名之法,固非名所能名也。不知所以言,故强名曰菩提。斯无为之道,岂可以身心而得乎[14]?

又称:

佛者,何也?盖穷理尽性,大觉之称也。其道玄虚,固以妙绝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测。同万物之为,而居不为之域;处言数之内,而止无言之乡。非有而不可为无,非无而不可为有。寂寞虚旷,物莫能测。不知所以名。故强谓之觉[15]。

我们知道,老子对“道”所做的描述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十四章》);王弼所作的描述是:“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而‘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16]。上引僧肇的提法与这里所引老子、王弼和前引道安的提法比较,很难说有很大差别:实际上他们都取形上学架构,确认有一无形无象因而不可以名言把握得以称之为“玄虚”的终极存在,只是,在“本无”宗道安那里把这一终极存在理解为万物的“本源”,而在僧肇这里却更有取于老子和王弼的“本体”论。

当然,僧肇以老子、王弼的“玄虚”之“道”称“佛”论“觉”,也可以被理解为传播佛学的一种“方便”(僧肇称之为“沤和”)法门。肇公毕竟为“解空第一”者,亦即真正契入般若学的中观之道的中土第一位学者。那么,他是如何“解空”的呢?他的中道观又是怎样建立的呢?这种中道观是不是再也与道家—玄学无涉呢?

我们看其后被收为《肇论》的几篇论作[17]。

先看《不真空论》。该论是从批评“本无”、“心无”、“即色”三宗,来开展僧肇自己的“空”观的。该文在论及“心无”宗时写道:“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之于神静,失在于物虚。”[18]即以为“心无”宗没有把万物本身亦看作“虚”,此即其偏失。在论及“即色”宗时写道:“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19]依僧肇所说,“即色”宗认为“色色而后为色”,即以为在“色”的后面还有一“色色者”作为终极存在,此亦为失。其实只有领悟到“色之非色”,“色”之本身就是“非色”,才是确当的。

僧肇自己的般若“空”观,则是从批评“本无”宗而阐发的。《不真空论》写道:

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20]?

这是说,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既把“非有”(无)认定为“无”,亦把“非无”(假有)认定为“无”。这就堕于“边见”。切适的说法应该是“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何以这样说呢?僧肇续称:

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寻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也[21]。

按,僧肇这些话语依然取“有”、“无”为言,似与王弼同。然其意已出自于般若学,以般若学著名论作《中论》的“缘起性空”说展开。《中论》之“三是偈”称: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22]。

“三是偈”的意思是,凡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法”(含物理和心理的种种现象),它们是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因而是“无自性”的;既是“无自性”的,便可以说是“无(空)”的。按,“三是偈”这里彰显的“性空”,是就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而言,因而是即“缘起”即“性空”,非“缘起”之外别有“性空”;所谓“缘起”,亦是就“性空”、“无自性”得以成立,因而是即“性空”即“缘起”,非“性空”之外别有“缘起”。如果“性空”指“体”,“缘起”指“用”,“缘起性空”所表达的为“体用不二”。我们领会“缘起性空”的含义,唯需既不落在“性空”一边,亦不落在“缘起”一边;既不落在“体”一边,亦不落在“用”一边;如是,才合于“中道”。

我们回过头看僧肇那段话。僧肇之意为:之所以说万物不为“有”,是因为它是“缘起”的,不能自作主宰,故“有”非“真有”,即可视之为“无”(空);然而,之所以又说万物不为“无”(空),则因为毕竟已经“缘起”,已有事相显现,故“无(空)不绝虚”。只有从“有而非有”、“无而非无”看万物,才能契入“中道实相”。而所谓“有而非有”,即“缘起”即“性空”;“无而非无”,即“性空”即“缘起”。“缘起有”与“自性空”是二而一的。

显见,僧肇所说与《中论》之“缘起性空”说同,而与老子、王弼和道安把“有”与“无”分为对置之两极的做法有别。在这里,僧肇确实契入了般若学之中道观。

又,从知识论或认知检讨看。

按中观论的“缘起性空”说,似乎是讨论存在界的问题,为“存有论”。其实不然。“缘起性空”说的“缘起有”,在佛家看来是“假名有”。何以把“缘起有”称为“假名有”呢?这是因为佛教中观论把被认作“存有”的东西,看作“心识”的产物,是从众生的心识幻现出来的。所以,“缘起性空”说虽然所及似存有论,实更属知识论。

中观论这种从认知心识角度来谈“存有”的做法,源自原始佛教作为核心教理的“十二因缘”说。依“十二因缘”说,所谓“缘起”,其起始乃出于“无明”(“无始无明”)。“无明”主要指人们日常执实执真的认识,其实是错误的、颠倒性的认识,人们凭着这种错误的、颠倒性的认识行事,便不能不落入轮回中受苦受难。依此,佛陀显然就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讨论人生的苦难问题。然而,人的日常认识何以会是“无明”,佛陀没有详细的开示。及《中论》,才有反复的检讨。《中论》揭明,人们日常所获得的认识和表述认识所使用的名言,与存有界的实际状况并不相应。就是说,名言提供的认识并没有真确的意义。此即表明,名言给出的为“假名有”;把“假名有”执实执真,便是“无明”。僧肇的《般若无知论》,正是沿着《中论》的这一理路发展出来的。

僧肇于《不真空论》中指出:

夫以名求物,物无当名之实。以物求名,名无得物之功。物无当名之实,非物也;名无得物之功,非名也。是以名不当实,实不当名,名实无当,万物安在?……故知万物非真,假号而矣[23]。

僧肇这里即从“名实无当”来说明人的经验认知的“无明”性,以及由这种认知给出的“物”只为“假名有”。

从一定意义上说,《物不迁论》所论定的“物”之“不迁”,即是“名实无当”的一个例证[24]。论称: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25]。

“昔物不至今”,这是一句名言(命题)。但同一句名言却可以被引申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指涉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相。一是,它说明万物是“动而非静”;另一是,它说明万物是“静而非动”。同一名言,既可以被用以指认两种完全相反的事相,此即说明,“名”与“实”无对当关系。再从“来”、“去”看,从过去的没有来到今天固可以称“动而非静”;然而,过去的既然没有来到当今,不是表明过去的停止在过去吗?既然过去的停止在过去,岂非又可称那是“静而非动”?同一名言,而有“来”与“去”、“动”与“静”等事相与解说上的淆乱,此亦在说明,“名”与“实”无对当关系[26]。(www.xing528.com)

及《般若无知论》以“般若”为“无知”,立意则在凸显“般若”之“智”的非对象性认知。对象性认知即经验认知,以主、客二分为前提。在主、客二分的结构中,客体的一面被看作是真实存在的,主体的一面必须以之为对象;而且,主体认知的确当与否,又须以把握客体的状况如何为判准。依僧肇的观点,这种对象性的认知本身即不具可靠性,故只可被视为“假名有”。然则,可靠性的般若真知,自不同于经验认知。《般若无知论》称:

夫圣心者,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弥勤,不可为无。不可为无,故圣智存焉;不可为有,故名教绝焉。是以言知不为知,欲以通其鉴;不知非不知,欲以辩其相。辩相不可为无,通鉴不可为有。非有,故知而无知;非无,故无知而知。是以知即无知,无知即知[27]。

这里“圣心”即“般若真知”。“般若真知”无主体,不可谓“有”,无所不照,不可为“无”;所照无客体,不可谓“有”,既已有所照,不可谓“无”。就如在“存在论”上“有而非有”,“无而非无”一样,在“认识论”上便是“知而无知,无知而知”。

僧肇在“认识论”上所持的这种教法,无疑亦体现为一种“中道“观。

我们再拿王弼与僧肇作一比较。我们知道,王弼以本体论为特征的“存在论”是把“有”与“无”对置起来的。与此相关联,在认识论上,他也是把经验与先验对置起来。如他所说:

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谓之圣,智不得谓之仁,则各有其实矣[28]。

王弼这里强调的就是经验知识(名)与经验对象(形)的对应性与确定性。作为本体的“无”是不可以以名言指称的,即便是“道”、“玄”、“深”等一类概念,亦因为“各有其义”,“未尽其极也”,而“强为之名”而已矣。王弼把经验与先验对置的做法所显示的与僧肇的差异,亦从一个角度表明僧肇走出了玄学“贵无论”,契入了般若学的中观论。

及至精神价值的追求,汤用彤先生有一个评价:

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辩。有无之辩,群义互殊。学如崇有,则沉沦于耳目声色之万象,而所明者常在有物之流动。学如贵无,则流连于玄冥超绝之境,而所见者偏于本真之静一。于是一多殊途,动静分说,于真各有所见,而未尝见于全真。故僧肇论学,以为宜契神于有无之间,游心于动静之极,不谈真而逆俗,不顺俗而违真,知体用之一如,动静之不二,则能穷神知化,而见全牛矣[29]。

汤用彤此说诚有独见。只是有以下几点仍需辨明:

其一,僧肇之学所谓“契神于有无之间”在理论上表现得比之于“贵无”的王弼、“崇有”的郭象更加圆融(“见全牛”),是一个尚待推敲的问题。人们也可以说,僧肇这是把“有”、“无”置于相对的互为限定的境地上,“有”固非“真有”,“无”亦非“真无”,然则“真”为何物,又在何处?

其二,就僧肇本人而言,在“有”、“无”之间,他似乎更偏向于“无”。他所主的“非有非无”的“双非”(双遣)说,其实就已经归结于“无”。及所撰《不真空论》一开头称:

夫至虚无生者,盖是般若玄鉴之妙趣,有物之宗极者也。自非圣明特达,何能契神于有无之间哉?是以至人通神心于无穷,穷所不能滞;极耳目于视听,声色所不能制者,岂不以其即万物之自虚,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无滞而不通,故能混杂致淳;所遇而顺适,故则触物而一。……然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潜微幽隐,殆非群情之所尽[30]。

此中“至虚”、“有物之宗极”一类话语,都隐含着与“有”(物)对置的意味;借“一气以观化”这种宇宙论观念消解物与物的差别而成立“物我同根,是非一气”说,则显然有得于庄子所称的“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这些都表明,僧肇并没有完全从道家—玄学“贵无论”的理论框架与精神追求中脱出,在“有”与“无”之间,他仍更偏向于“无”。而且,要指出的是,道家—玄学“贵无论”与僧肇偏于“无”的理论与精神取向,不可以简单地以是否“见于全真”予以评判。事实上,正是凭借“无”的理论建构与精神追求,他们才共同地得以从凡俗的世间超脱出来,对现实社会与人生做出批判与反省,为世人提供警示。困难的倒是,在佛教的脉络里,所谓“缘起性空”,所谓“无”,所谓“假名有”,本都是针对“无明”、“爱”、“取”三支的主观心识而言的,佛教本始并不否认“十二因缘”、“佛”、“西方净土”的真实性。而“无”的观念如果贯彻到底,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便无法解释。僧肇始终不愿意把“空”、“无”观念贯彻到底,即源于此。但这样一来,却又减杀了他的思想的批判性,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三,及从“非有非无”的“双非双遣”转出“双是双收”论“立处即真”,“触事而真”[31],僧肇则最终又必回落于“全有”,对万有世界事事物物在在处处全幅认肯。僧肇在这里预示的这一路向似乎尤其不能从般若学中引出,而透显有庄子—郭象之学的一种精神。在第一章论及庄子时,我们就曾指出,庄子的理论建构,是从对认知的可靠性反省开始的。这种反省揭明了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紧张性。庄子后来是借荒诞意识消解这种紧张性而得以回落到现实世界,在齐万物、齐是非的观念下,对凡俗世界取认受性的。《庄子·天下篇》称庄子思想为“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即是。郭象承接庄子往前推进,以“全是”——对事事物物在在处处所遇所化全幅认肯——的理论建构为魏晋士人的现世性的生活方式提供理论支撑。事事物物在在处处所遇所化都可以全幅认肯,才可以说“立处即真”,“触事而真”。诚然,僧肇作为般若学者,为“解空第一者”,既偏于“无”,未免难得回落于“全有”。而且,若以“无非真无”、“有非真有”为言,使“有”与“无”、“非有”与“非无”构成对待,则超越性的、具绝对意义的佛道追求无法证成,这同样是个问题。

下面我们会看到,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中,至于禅宗顿教,以“空”为“真空”,以“有”为“妙有”,才得以使“空”、“有”互成,证入“立真即真”、“触事而真”之佛境。

附:唐秀连君攻读博士学位专攻僧肇哲学,所撰博士论文《僧肇的佛学理解与格义佛教》(已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收集僧肇引用老庄语并列表如下(见该书第318—324页):

i.《物不迁论》引老庄语

续表

①[唐]释元康:《肇论疏》,《大正藏》第45册,第170页下。
②[唐]释元康:《肇论疏》,《大正藏》第45册,第170页下。

ii.《不真空论》引老庄语

①遵式《注肇论疏》,《大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一套第二册,页118左下。
②龚隽:《僧肇思想辩证——〈肇论〉与道、玄关系的再审查》,《中华佛学学报》第十四期,2001年9月,第135—158页。

iii.《般若无知论》引老庄语

①[宋]释文才:《肇论新疏》,《大正藏》第45册,第215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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