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源于法语单词“opportunisme”，其含义是“应付、拖延或妥协”，该词在19世纪的法国主要用来形容一些没有固定见解和主张的政党/政客投机取向而谋求利益的行为，后来用于指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想、政治路线、行动”。[7]在现代语境中，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一方利用对方的信息劣势或者某种弱点，违反显性或者隐性契约，有目的地以隐瞒、欺骗或者敲诈等方式寻求自利的行为”[8]。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机会主义或机会主义行为的定义在发生变化，但就现代语境而言，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非常明确。此外，从行为的视角来看，机会主义行为可分为主动的机会主义行为与被动的机会主义行为，前者如故意歪曲事实或者在环境变化时强迫另一方重新协商，后者如保留努力、规避义务或者偷懒行为等[9]。
1.个别政府部门和官员所实施的网络机会主义行为
①在传统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中，互联网企业似乎成了政府部门的附属“工具”，双方之间成了一种层级式的依赖关系，这就导致了双方之间信息的共享具有层级性，很显然，这容易导致双方之间信息共享的不充分，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情形的出现。我国传统的网络空间治理习惯以行政监管为主要的治理手段，而作为行政监管依据的法律法规存在标准的模糊性，导致诸多互联网企业难以对其行为的法律效果产生合理的预期，这是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之一。虽然传统的观点都认为，政府所谋求的是公共利益，不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并非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在具有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都可能发生。[10]在政府部门掌握着优势信息的情形下，不排除在个别政府部门借此进行权力寻租。
②虽然我国中央部委也参与到了网络空间治理之中，但由于网络事务纷繁复杂，故诸多治理事务需要委托给地方政府各部门来完成，这就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此外，在具体的网络空间治理事务中，地方政府部门所接触的信息比中央层面更为全面，这些信息优势是中央层面政府部门所不具备的，而地方政府部门可能会基于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方面的考量，而选择性地暴露或者隐藏一些信息，这就会导致上下级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11]。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中，个别部门可能会利用其信息优势，通过采取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2]、逆向选择和“应声虫”现象（yes man）[13]等机会主义行为来谋求自身的利益。[14]此种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会耗散性地危害到进行网络空间治理所必需的政府公信力和治理合力等力量[15]，从而从根本上影响网络空间治理的效果。
2.网络安全威胁频发(www.xing528.com)
根据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编写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显示，尽管我国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网络安全威胁治理成效显著，但个人信息非法售卖情况仍较为严重，联网数据库和微信小程序数据泄露风险较为突出；历史重大漏洞利用风险仍然较大，网络安全产品自身漏洞问题仍然严重；勒索病毒技术手段不断升级，恶意程序传播与治理对抗性加剧；网页仿冒治理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因社会热点容易被黑色产业链利用开展网页仿冒诈骗，以社会热点为标题的仿冒页面骤增；工业控制系统互联网侧安全风险仍较为严峻。我国面临的安全漏洞、数据泄露、网络诈骗、勒索病毒等网络安全威胁日益凸显，有组织、有目的的网络攻击形势愈加明显，为网络安全防护工作带来更多挑战。如2020年全年捕获恶意程序样本数量超过4200万个，日均传播次数为482万余次，涉及恶意程序家族近34.8万个；我国境内感染计算机恶意程序的主机约533.82万台，位于境外的约5.2万台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控制了我国境内约531万台主机；通过自主捕获和厂商交换新增获得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数量约为302.8万个；2020年CNVD收录安全漏洞数量共计20704个，继续呈上升趋势，同比增长27.9%……[16]这些数据和事实都清晰展示了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而这些网络安全威胁也是网络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
3.互联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作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支撑的网站运营商，它们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规避网络监管——尽管政府部门通过业务许可的方式可以有效实现对网络的事前监管，但宣扬色情、发布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等的违法违规网站依旧大量存在。尽管我国政府部门不断开展专项行动对这些违法违规网站进行治理，但有的网站选择暂避风头，等待时机再“卷土重来”，有的选择改头换面重新开张，有的利用境外服务器，远程继续服务，[17]这也是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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