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尤其是一战后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美国，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严重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系帕克（Park）敏锐地察觉到城市的变化，他带领学生对城市进行详细调研，并将城市看作商业结构，城市商业性使过去人们重视的乡土情结、种族和门第变得淡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腐蚀。帕克也强调城市生活的心理因素，人们感性的程度少一些，理性的程度多一些。
沃斯（Wirth）对城市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在他看来，城市是一个相对规模大、密度高和个体社会异质性的居住区。众多的人口导致人群职业化进而形成不同的职业结构，出现以突出利益为基础的人际关系，都市的纽带变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沃斯认为高密度的人口促使人们容忍度的增强和非个性化的加深，人口数量、密度和异质性构成了“都市性”的独特方式。[6]
人类生态学社会学家对“城市病”的探讨集中在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上，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人口存在共生关系，而城市资源有限，使共生出现竞争，进而达到一种“社区平衡”，将城市当作生态过程，包括浓缩、离散、集中、分散、隔离、侵入、接替等过程。
古典生态学家还对城市环境导致的精神病态进行了讨论，认为人们在城市中变得世故、冷落。许多社会学家都认为，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方式会使人们更加孤独、压抑和忧郁，相比之下都市人更容易出现精神病态。(www.xing528.com)
现代生态学派不仅从土地利用模式上讨论城市问题，还从文化、类型学、模型等方面考虑，如文化具有传递性，城市贫困中父辈的贫困将会影响下一代的生活状况。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更加强调土地的利用模式（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和多核模型）。这种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异导致不同阶层存在差异。
今天，中国大城市低收入群体在住房条件上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城市政府多希望拆除“城中村”从而获得丰厚的土地出让金，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中国特大城市的“城中村”问题并非等同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城中村”问题并不能一律以西方贫民窟的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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