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语言哲学-中国哲学通史 清代卷

20世纪戴震与乾嘉学术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学的论者还属于少数。李开在《戴震评传》中开启了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但并未由此看到这种语言哲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清代哲学的转向意义。我们则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后理学时代”的哲学形态。这一新的哲学思考方式使中国传统哲学初步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在追求先秦儒家经典原意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旗帜下,展开了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而扩大到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对于重新认识、理解先秦经典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哲学运动虽然并没有带来19世纪后半叶中国哲学形态的新变化,但由这一具有实证哲学精神所培养起来的“求真”“求实”“求是”的精神,为中国人培养近代的科学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其中,以戴震为代表的哲学家群体,还为新伦理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当然,由于这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研究为起点的,而且其理论目标带有鲜明的复古主义倾向(尽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志),因此,其理论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语言虽然能够通向道,但毕竟不是道本身。经典中蕴含的思想虽然可以通过语言来把握,但对经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问题,其中应该还有言说者的社会背景、个人背景和说话意图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不能简单通过语言分析来把握的。尽管戴震的理想是通过语言、制度、名物、训诂的综合研究来把握经典的原意和经中之道,但即使如此,人文学的研究还有超越这些实证方法之外的东西。而戴震本人对儒家经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义礼智、诚、权等概念的定义,也并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恰恰相反,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戴震本人的理解,并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客观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开创的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学家的思考,也不可能取代其他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从事哲学思考的工作。其中,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对戴震及其学派的批评,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中肯的。我们在章学诚一章里将讨论这些问题。(59)

不过,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在《孟子字义疏》一书中,戴震对自己所讨论的理、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以及善、欲、私等概念和无欲与无私、自然与必然等范畴皆有明确的定义,使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的明晰性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名实之辩”“言意之辩”两大部分内容。在乾嘉考据学时代,中国的语言哲学又有新的发展,其纲领性的表述就是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新思想。这一新思想内在地包含着言能通意的言意观,其言能通意的途径就是由字到词(语言),由词(语言)到意的“阶梯式”途径。在这一纲领性的表述中,“字”具有现代汉语中所说的字(词素)和词语两层意思。词,又作辞,即是现代汉语中的言语的意思。而戴震本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名实之辩;第二,通过句法分析达到对传统哲学命题的重新解释;第三,通过句子和经典文本的语言脉络分析达到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还原性解释;第四,在言能达意的基本哲学立场上所阐述的“字→词→道”的 “阶梯式”言意观。这种语言哲学与20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 “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己任的语言哲学目标非常的不同。(60) 不仅如此,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还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他以孟子“辟杨墨”,挽救世道人心为自况,说道:“孟子辩杨、墨;后世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61) 戴震将自己所从事的哲学分析与批判工作,上升到对人类文明的忠诚与对天下人的仁爱关怀高度,可见其哲学研究态度的严肃性与立言的谨慎性。这也是以戴震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的语言哲学家们与20世纪英美语言哲学家们具有不同的哲学情怀。(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