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的政治经济路径与社会变迁

任何一门学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本质主义这种可以理解的倾向，也就是说，把现实简化为学科的中心要素的倾向。在第二章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时，特别指出为避免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政治经济现象，需要把政治经济学看作理解社会生活的众多方式之一。我们当然感谢对本质主义构成压力的那些学说。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还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它们都具有纯粹的解释力，为那些把社会现实简化为政治经济或者只是一种经济逻辑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然而，也有重要的认识论的、理论的以及充分的理由来抵制这种趋势。鉴于此，我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社会分析的一个起点，也就是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进路，而不是将所有路径统统简化为此。

同样，不但弄清楚传播的含义非常重要，避免传播的本质主义也十分必要。当然，这种面向的压力也很强大，尤其是在当前的知识气氛中。这些压力包括，通过把引导科学发展三百年的分析方法转向大范围的以传播为基础的路径，来重构认识论，而这些路径又是以修辞学和一套在话语规则中显现的标准为中心（Burke，1969a，1969b；Latour，1999；McCloskey，2002；Rorty，1979）。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会话的修辞，如同调查的逻辑一样应该提供科学的标准，尤其是，这种观点坚持认为理解不是一个人使用揭示实在的语言去揭示现实并对现实做观察和报告的过程，相反，理解发生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交换观察结果、观念以及用并不只是揭示现实、而是有益于建构现实的语言来表达观察结果与观念时。

此外，文化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视围绕诸如文本和话语这样的传播内容的要素做组织化的分析。结果，学者们倾向于将认识论（即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和社会分析简化为传播，尤其是，这意味着把知的行为和知识的对象二者主要或仅仅看作通过阅读文本完成的话语。通过聚焦这种路径如何为揭示除了知识的其他形式之外的科学和经济学的普世主张提供有力工具，对传播和话语的强调开创了一种重要的另类路径。然而，这种权力可能压制技能娴熟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有效地把会话的认识论和话语分析普适化。我们这儿采纳的路径是既承认这个视角的优势也承认制造一种新的本质主义的危险，这种本质主义带着传播简约主义的观念。

政治经济学为避免传播本质主义小心翼翼地提供另类理由。尽管对此有可理解的张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已经追求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即便他们致力于调查媒介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物质组成部分，去中心化的媒介意味着把传播体系看作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的一部分。有几种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目标，例如，从资本主义构成要素为出发点，比如，资本积累，劳动工资等；也可以把媒介置于这些基本要素所设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框架中。根据这种观点，媒介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度与教育、家庭、宗教和其他制度行为的核心平行对应。这些向度中的一种向度区别于所有其他向度，因为每一向度在某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所有向度彼此携手建构了资本主义。因此，无论是媒介或是其他制度行为都无法遗世独立。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经济路径把它的主题置于一种广阔的社会总体中，并因此尤其倾向于在传播研究中力图避免本质主义。

牢记这些警示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传播的意义十分必要。在对如何定义传播作背景研究时首先要注意的是，本质上，从自然科学到各种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每种学术科目都有其自身的传播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类定义：一种致力于信息传输，一种强调意义的建构。例如，生物学把传播看作“两个有机体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信息从一个有机体搬运到另一个有机体”（《生物学辞典》，2004；也可参见Breed，1999），同样，计算机科学把传播看作是信息的搬运（Losse，1999；Walton，2000）。

传输的模式通过香农和维弗（Shannon and Weaver，1949）的经典研究在传播研究中开辟了道路。由于人们留意的方式能够彼此影响，他们开始于无足轻重的通讯观念，但是他们聚焦于传播者或者编码者通过传送器发送讯息或者信号的过程，这种发送过程尽量降低噪音并到达收信者或解码者那里。就像经济学家窄化了政治经济学的要领以便把它塑造为数学科学一样，香农和维弗追求创造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传播科学（他们称其模式为“数学的”）。对于数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这是最大的收益，而对于那些把信息看作不只是噪音与非噪音的二元选择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损失。尽管二进制打开了一道门，通过这道门，工程师以常见的1和0来编码计算机系统，但同时人们得以发现传播的复杂和精微之门也关闭了。这些就使相当广阔的路径范围变得屈指可数了。于是，社会学家把传播看作一个“建立意义的过程”（Scott and Marshall，2005），社会系统理论家把传播看作“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互动，这被社会和认知规则所决定”（Klüver and Stoica，2005：877）；而市场专家把传播看作“两个或者更多方的交互过程，凭这个交互过程，意义通过符号的有意图使用被交换”（Holom，2006：27）。(www.xing528.com)

我的传播观念与普遍观念别无二致，即把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研究的前沿。它开始于这种观念，传播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交换的产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标记或者体现，⁽¹⁾广义地说，传播和社会是相互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分析形式的趋势将聚焦于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的，并进一步分析推动传播渠道形成的社会势力，以及通过这些渠道所传输的讯息的范围。这样的探讨有助于建构关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结构性势力是如何影响传播实践的重要研究；再者，也有助于将这些结构和实践置于资本主义、贸易、国际劳动分工的更为广阔的领域。然而，承认社会过程并不终结于建构传播实践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传播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后果，也不仅仅是描述一种只能由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真诚地加以解释的文化景观。因为传播倾向于实践这种本质主义形式，所以一般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忽视了传播以及一些真实的变迁，这种在传播中发生的变革正有助于这种变迁在当今世界发生。因此，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样重要：传播实践（包括传播者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是如何建构一种包括迷思和符号的社会、文化世界的。例如，关于像因特网这样的新媒介的传播不仅仅由从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公司所型塑，也是由在渴望的引导下去建构海市蜃楼或迷思的人们所型塑（比如，创造一个打破空间、时间和政治阻隔的新世界，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Flichy，2007；Mosco，2004）。

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输，也是意义的社会建构。后者包括但不局限于把人们汇聚在一起的那些社会仪式（Hodgetts，Bolam，and Stephens，2005）。我们用传播去分享经验但也对比经验，我们用传播去整合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示它们的差异。传播包括会话中的两个人以及高音解说的Super Bowl⁽²⁾的播报，包括给母亲打电话以及AT&T网络；传播是观看孩子玩耍，是《纽约时报》发布“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以及福克斯播报它的“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传播还包括会话、印刷、广播、电子传播以及因特网。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者来说，也许重中之重不仅仅是关于在网络中的合作，还是关于等级制中的权力。

于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即要抵制把政治经济看作是结构、制度和物质行为的领域。而传播占据了文化、意义和主体性。政治经济和传播这二者是从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相互建构出来的。这二者就是交换过程，彼此的交换过程虽不同，但都是由共享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所多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