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全球化的传播

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包含国际维度。例如，两个奠基人物——斯迈思和席勒与马特拉合作帮助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媒介体系。再者，发达的核心国之外的研究是作为对可感知的西方媒介帝国主义的回应而产生的。尽管如此，总体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绝大多数的研究具有民族主义趋势和明显的地区重点。例如，斯迈思大部头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论述了加拿大对美国媒介的依附，并质疑为何加拿大这个民族国家允许这种状况如此长久地持续。从这种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成为对美国媒介帝国主义的替代物。同样，对西方媒介对发展中国家支配的抵制呼应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线，顺应了民族抵抗的要求。二战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使许多民族都赢得独立。

除了聚焦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媒介的抵制，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地区性特征，这种趋势使北美的政治经济研究有别于欧洲，也使北美和欧洲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如同前几章描述的，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倾向于论述传播工业中系统的和特殊的问题，包括媒介权力日益深化的集中以及支持性的国家政府力量的增长。这些趋势有助于建立一个军事-工业-媒介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却威胁了那些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民主和自由。欧洲研究更自觉更理论化，主要关注如何把传播研究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总体中，明确地说，也就是整合进马克思的思想。最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支持了为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努力的社会运动。这些研究处理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反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依附理论的国家和地区运用。这些趋势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写本书第一版时，该特征还是足够明显的，因此我完全有信心沿着这些地区的研究重点描绘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但现在由于地区差异明显地消逝，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来自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学者对共同面对的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Calabrese and Sparks，2004；Wasko and Murdock，2007），并且，一个地区正在处理的主题就是另一个地区曾经的突出主题，这种情况已是稀松平常的了（Artz，Macek，and Cloud，2006；Mansell，2004）。

北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包括如下研究：数字技术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Schiller，1999a），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播研究的关系（Artz，Macek，and Cloud，2006），以及自治论理论应用于利用新媒介开展的社会运动（Dyer-Witheford，1999）。人们也可能发现对媒介问题的具体研究，比如，媒介的商业化，欧洲研究中有关公共媒介的衰落（Mansell，2002；Sparks，2007）。最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继续参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运动。虽如此，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第三世界的知识圈已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增长产生了浓厚兴趣（Chakravartty and Zhao，2008；Liu，2006；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2004）。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正在蓬勃地展开，这其中某些纯粹是学者们推动的结果，这在过去二十年是加速发展的。例如，加拿大政治经济学者曼塞尔（Robin Mansell）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立了制度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赵月枝为中国媒介和电子传播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她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加拿大，为这几个国家的学者建立了重要的联系。⁽¹⁾赵月枝的一个学生——布伊研（A.J.M. Shafiul Alam Bhuiyan）从孟加拉国来到加拿大，以后殖民主义主题为视角，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2008）。韩国政治经济学家尹（Dal Jong Yin）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和丹·席勒合作完成了韩国电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专论。尹一度加盟赵月枝和哈克特（Robert Hackett），在加拿大的西门菲沙大学极具历史感地继续阐述政治经济学视角。

除了跨地区的学者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有着强烈传播政治经济学导向的大学已建立聚焦国际研究的体制化基地。例如，加纳姆帮助威斯敏斯特大学确立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在斯帕克斯（Colin Sparks）的领导下，威斯敏斯特大学建立了一个主要的全球研究项目，这一项目尤其强调中东和中国的传播体系研究。同样地，政治经济学者唐宁（John Downing）曾经以英国为基地，如今却在领导南伊利诺伊大学全球媒介研究中心的发展。

在更为正式的层面上，学术团体在支持全球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于1957年成立，多年来，一直是支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的全球性学术团体，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其主力。这一组织在持续发展，并且继续支持具有国际导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其目前的主席曼塞尔（Robin Mansell）的率领下并通过政治经济学部首领瓦斯科、默多克和索萨（Helena Sousa）的艰苦工作，IAMCR为世界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真正的家园。为认可年轻学者的研究而设立的赫伯特·席勒和斯迈思奖肯定和激励了那些还在坚持政治经济传统的人们，而这些奠基人物对这个传统的发展起着铺路石的作用。⁽²⁾

学术刊物的普遍增长也助长了全球化过程，但只有个别案例尤其有助于政治经济学。2002年，由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卡马利普尔（Yahya Kamalipour）创办的《全球媒介刊物》（Global Media Journal，http：//lass.calumet.purdue.edu/cca/gmj/gmj_about_us.htm）是一个在线学术刊物，其特色是批判的、尤其是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2008年开始，这个杂志有十一个不同版本，包括非洲语版、阿拉伯语版、澳大利亚版、加拿大版、中国版、印度版、地中海版、巴基斯坦版、波斯语版、波兰版、西班牙版以及土耳其版。除了内容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实践状况，语言的多样性真正保证了全球性特征。⁽³⁾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批判学者和媒介从业者的组织，民主传播协会创办了《民主公报》（The Democratic Communiqué），该杂志强烈支持政治经济学研究。(www.xing528.com)

人们也许会有充足的理由担忧这些变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多做研究，全球扩张的过程使政治经济学者要说的内容不同了吗？毕竟，从早期开始，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对以下全球事务充满兴趣，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现代化理论，呼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偏好的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这样的理论路径。主要的差别乃是目前的研究处理全球政治经济及其媒介体系的深刻整合。迄今，研究的焦点是，在不过是生产了依附和欠发达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美国）或者一些国家（美国加欧盟）及它们的企业是如何支配弱小国家及它们尚未成熟的经济的。今天的研究重点是跨国、跨地区、跨越发展鸿沟的企业、国家和阶级的整合（Mosco and Schiller，2001）。在查·克拉瓦蒂和赵月枝（Chakravarrty and Zhao，2008）看来，这关涉到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观念在一本包含主要来自非西方的学者的学术贡献的书中得到例证。

包括传播工业中的企业在内的公司一度扎根于本国，随后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如今，这些公司日益被整合进社会结构中，以致常常难以确认其宗主国。作为所有者、合作者以及与基于主国的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合作运行，它们使政治经济学者从谈论多国企业转向论述全世界的跨国经济。这些企业多是发端于西方但成长于其他经济体中，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它们使得许多来自西方支配的标准模式过于简单化。比如，印度，这个在传统上被准确描述为英国和随后是整个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整合进了包括来自北美公司的西方经济体中。像Tata，Infosys，WiPro和ICICI这样的集团在北美深深扎根，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一些人在训练好了其替代者后被解雇，这些人的工作被外包回印度。这些公司也雇佣北美的学生作为实习生并在拉丁美洲操作他们自己的外包投机事业（Mosco and McKercher，2008）。

政治经济研究也例证了包括民族国家、地区集团、全球治理组织在内的公共权威，也描述了这些权威整合进商业部门，产生出在每一个政府行为中都混淆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差异的混合物。我们再次申明，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揭示这样一点：巨型公司如何通过驾驭政策和资源分配以有利于大企业来“俘获”一个政府，而是，我们正在见证在政治权威的跨国化中权力的两种形式的彻底整合（Braman，2007）。结果，国内社会阶级分化这个曾经占据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社会阶级分析内容的主题，现在比起跨国阶级分化来说不再重要，这种跨国阶级分化在跨越国家间重构了权力网络，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新富人群与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人物联系在一起。的确，检视媒介精英可能需要从那些在美国掌控巨型公司的人开始，但如果不指向那些在诸多其他国家挟权力而颐使气指的人就逐显不完善并且是彻底不够了。例如，这会包含中国的经理人群体，他们拥有和运作着联想集团，而这个集团曾经是IBM的个人电脑的部门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支配权的象征。

这些行为大部分是以进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为目标的，传播工业首当其冲。通过制造全球劳动市场和广泛利用传播技术来进行重构过程，跨国企业获得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弹性，并因此而最大化地从劳动中获利。文化专业的学生花大量时间在图绘文化跨国化的曲线（Lash and Lury，2007；Tomlinson，1999），这些工作丰富了我们对意义的全球化社会生产的知识。但是，政治经济学者和一些文化专业的学生正在弥补这方面研究的巨大鸿沟：劳动的跨国化不仅生产了当代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也生产了文化。

企业、政府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全球整合是一项正在进行的事业。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张力和矛盾，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派，这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中可见一斑，这些社会运动在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团体（如，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WSIS，其目标是把这个过程延伸进传播工业）这些国际机构会议上抗议这种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学者不仅检视这些发展，也严肃地开展实践并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承认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跨国化的重要性，也承认创造跨国民主以及世界公民社会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