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及对国家建构角色的充分反省-传播政治经济学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定，当代的国家机器不仅仅对企业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做出了反应，而且还回应于科技和服务的变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证据，足以认定国家机器以积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促进了这些变迁的发生。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下面的结论：政治经济学如果更强调政治（political），必然会从中受益，这会使得人们注意国家在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角色，同时注意到国家作为构成性（constitutive）的角色。这种正确的认识很难达成，因为国家在传播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来自政策制定者。在他们的修辞框架下，国家角色就只能流于狭隘了，仅仅只有一些例外（Braman，2007）。这种趋势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深谙于法律、规范和政策过程并能掌握它们的语言是相当困难的。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为了要完整地解释国家的角色，将国家—媒介关系放置在较为宽广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政治经济学必须将政策行动的认知，转为政治经济学的认知。

这个问题，以及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规制（regulation）这个概念中展示无遗。论述传播产业规制问题的文献很多，其中虽然有些不同的重点，但我们发现，这些文献一直坚持规制是政府对市场问题的反应。对于这个问题解释非常广泛，包括：自然垄断状态的存在、产业界对于政治机制施加的压力、来自市民团体的公共利益和压力等。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每种定义都倾向于把规制当成政府对其所认识到的问题的反应。结果，政策制定者与学术分析家在检视产业规制的时候，往往只分析政府的实践，辩论的问题则侧重于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规制。因此，关于国家在传播产业的角色的辩论，经常变成了规制与解除规制之间的选择。

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特别是充分反省国家之建构角色的政治经济学，对此问题的看法相当不同。政治经济学将整个社会场域（包括工业活动的类型）视为规制的一种形式。⁽¹³⁾举例来说，主要受到产业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国家介入的社会场域，可以说其特征是一种市场规制（market regulation）的形式，它和国家规制（state regulation）相对立，后者指的是国家扮演了影响社会场域的主要角色。⁽¹⁴⁾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关于是否解除规制的政策辩论是相当虚假的，因为解除规制根本不是规制的替代性选择。反之，真正的辩论应该在不同的混合形式中进行选择，究竟是强调市场机能、国家介入，或者在两者之外找寻其他组合。消除政府的规制并不是解除规制，而更可能是扩展市场规制。

政治经济学没有陷入语言的陷阱，它集中评估了不同规制形式（比如市场和国家）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为了思考解除规制这一个概念所掩盖的国家的建构角色，重新评估规制就显得十分地必要。它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对国家问题研究走出了新的一步，也就是强调研究国家如何积极主动地建构规制的形式。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当前国家建构活动的四个过程，而国家的建构活动则来源于空间化和商品化。第一个过程是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也就是国家的规制形式舍弃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其相关标准（如普适性），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制。在传播领域，这意味着即使在国有和公有的广播和通信公司中，也都更加强调市场机能与盈利性。具体来说，这使得对受众规模和广告收入更为强调。制作节目的时候，需要考虑外销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这个节目与其他盈利媒介的联系。在电信领域，商业化意味着建立并组织网络和服务，服务的对象偏向于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顾客（主要是商业用户）。即使这意味着网络建设将侧重在国际大都市之间建立全球性网络，而不是把网络延伸到乡村和缺乏服务的地区。商品化使得国家传播机构将电信、网络和其他的盈利性活动同邮政及其他服务性活动区分开来，而服务性活动是由宪法和法律所强制要求的。商业化的支持者们论述到，商业化并不否定公共服务的目标，它甚至有可能更好地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比如增加服务的普适性（Noam，2008）。相反，商业化的反对者们反驳到，商业化是转化传播流通空间的手段，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商业化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使用者，而不利于其他的阶级。

第二，自由化（liberalization）指一系列的国家介入来增加在市场中参与者的数量。典型的做法就是引进竞争，或者减少引进竞争者的困难，从而使得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传播服务的提供者进入市场。通常来说，这涉及在国家垄断或者私人垄断的市场中，引进一个私营竞争者。自由化和商业化不同，对于传播产业来说，商业化就是使所有的商业实践都符合商业标准，无论是否存在着竞争。而自由化则特别强调增加在市场中企业的数量。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国家通过在原有的广播和电视服务中引进私营竞争者，从而对传播产业进行了改革。支持者们认为自由化使得价格降低，服务扩展，通常加快了创新的过程（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2007）。然而，批评者反驳到，自由化只是以私人的垄断规制形式取代了国家的规制，伴随而来的是，价格、服务以及创新都有利于垄断卡特尔的利益和具有优先权顾客的利益（Schiller，2007）。(www.xing528.com)

第三个过程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从本质上来说，私有化是国家介入而卖掉国有企业（如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或国营电话公司）的过程。私有化有多种形式，通常根据出售的国营股份的比率、外国企业所有权允许的程度、分作多长期间出售，以及国家在私有化之后是否采取特殊的形式继续介入（典型的做法就是设置规制机关）来进行划分。私有化过程加速进行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私人控制经济活动的政府不断地兴起；国有资产卖出后，虽然只可能是一次，但对国库而言却是一笔新的收入，而且颇为诱人；以及跨国商业和政府组织的压力，其中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对于私有化的支持者而言，私有化是必需的，因为商业化充其量也只是市场控制的第一步，而且是不充分的第一步（Vickers and Yarrow，1991）。私有化的批判者们认为，私有化将使完全的市场规制成为主导，从而消除了任何可能的可替代的规制类型；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以后国家主权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对国家政策控制权的丧失。

最后，政府自身创造了地区性或者是全球性的组织，从而使其具有了不同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程度。这其中就包括地区贸易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Agreement，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系起来）。从全球的层面而言，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大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就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或者欠发展）的条款进行协商。对于传播领域而言，国际化过程尤为重要，因为传播网络的国际化需要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协作。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在传播领域，国际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国际电信联盟（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在19世纪60年代就促使各国政府在电报政策上进行合作。最近，各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协定使得最富有的国家能够对全球传播政策施加的控制更为严密。这些发展带来了国际政策制定领域的显著变化，其中包括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最主要支持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影响力的下降，也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对大型私营电信公司的开放。

随着这些组织权力的不断削弱，用以聚会以及制订计划的短期的、特定功能或技术的网站的影响力不断增加，特别是那些汇集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的网站。这些网站基本上都存在于对规制活动正式和公众可以获取的网站之外，而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通常对科技、服务和定价进行协调。在互联网时代，对于重要全球域名系统监管的正式的、规制的权力已经交给私营机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政府的管理下运作。通过所谓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过程，使其真正根植于全球治理的想法，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但这并未改变那些对互联网具有影响力的决策。

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是一些重要的例子，它们说明了国家的构成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价值，因为它的起点就是产业界与国家在规制形式创置过程中的相互建构。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资本的需求和利益，以及其对立面的性质。这并不是说，产业界和国家同等地（equally）塑造了传播结构与实践，就像我们不会认为产业内部的各种力量彼此相当。历史实践使得政治经济学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推动传播发展的主要力量，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建构，又是多变的。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反对只集中分析政治或者经济。产业界和国家都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它们对于建立管理产业界与社会领域（包括与产业界息息相关的对立力量）的规制形式尤为重要。最后，积极活跃的国家并不能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事实上，传播领域内参与者数量的绝对增长，以及为处理这种增长而专门设置的弹性机制，导致了协调与控制等重大问题的出现，从而成功对于国家来说也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这部分的原因归咎于，近来国家活动虽然有所拓展，但是国家活动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直接参与却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明显减少的迹象。这使得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问题显现得更为突出：国家一方面需要处理资本短期特定利益的多重性，另一方面它却不能全面地参与资本自身积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