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韩门：文学批评史

韩愈死后，时人之论韩者有三篇文字极为重要。一篇是李翱的《祭吏部韩侍郎文》，一篇是皇甫湜的《韩文公墓志铭》，一篇是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序》。李翱文云：

呜呼！孔子云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辩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俪花斗叶，颠倒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阖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文公集》十六）

皇甫湜文云：

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全唐文》作“跋”）邪牴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与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持正文集》六）

李汉文云：

汗澜卓踔，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

这三篇都足以为韩文之定评。然而似乎各有着眼之点。李翱则重在道的方面，皇甫湜则重在文的方面。论韩愈复道之功以李翱所言为当；状韩愈行文之能，又以皇甫湜所言为精。至李汉所论则混文与道而言之，又正足为他贯道之说的说明。李汉之文，传世不多，今无可论。至李翱与皇甫湜则正足以代表韩门之二派。由作风言，韩愈确是具有二种不同的作风，其一是鲸铿春丽，足以惊耀天下者；其又一是章妥句适，以栗密窈眇见长者。由文学批评言，韩愈确亦兼具有二种不同的主张：其一是重在外形之奇特，其又一是重在内质之合于道。至于韩门诸子便不能二者兼顾适得其中。李翱作风主于平易，其论文主旨，亦偏于道。皇甫湜作风偏于奇特，而论文主旨亦如之。所以他们二人对于韩愈之认识，也不免有所偏了。

李翱《答朱（一作“王”，一作“梁”）载言书》，自述其作古文之旨云：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李文公集》六）

此书说明他学古文之旨，全与韩愈相同。李翱此书为其论文主旨所在，与韩之《答李翊书》，柳之《答韦中立书》，同样重要。兹节录其文于后：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肠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书》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辗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李文公集》六）

此书专论创意造言二者：创意是道的关系，造言是文的工夫。其论创意，归到“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似亦兼顾到文的方面；其论造言，而推到“文章之所主”，而以为“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似乎又兼顾到道的问题。据此以言，则是李翱论文，犹不甚偏重在道。

然而李翱于道，确是有所得者。即就其《复性书》而论，亦远胜于韩愈之《原道》。宋儒理学，可谓很受此书之影响。所以他的论文主张，就创意言，蕲合于“六经之旨”，当然较偏于道。其《杂说》上云：(www.xing528.com)

日月星辰经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罗乎地，地之文也。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志气不能塞天地，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纰缪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绝也。日月晕蚀，星辰错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无久覆于上；地文裂绝，无久载乎下；人文纰缪，无久立乎天地之间：故文不可以不慎也。（《李文公集》五）

他必以志气塞天地，言语根教化，为人之文，已很带道的色彩了。至其《寄从弟正辞书》云：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

仲尼、孟轲殁千馀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

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

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而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李文公集》八）

他不以文章为一艺，所以偏重在道的方面。他谓“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这正是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意，下启宋儒“道至则文自工”之说。宋人讥韩愈为“倒学”，实则李翱此文，即已逗露此意。“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这是宋人论文的见解。“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这是唐人论文的见解，而宋人所讥为倒学者。所以李翱论文，已开宋人之先声。至其《答皇甫湜书》“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又《答开元寺僧书》畏后世圣人之责不敢为释氏作钟铭。都可见其卫道的热烈。

即就“造言”而言，也蕲合于“六经之词”。所以对于词之对与否，难与否，以为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这不是文章之所主。即就于尚异与好理二者，也要调剂折衷文质相济。所以他决不如皇甫湜这样偏主于奇的。虽则，他也曾申述韩愈陈言务去之旨，而偏重于新辞的创造。

至皇甫湜之论文，便偏主于奇。其《答李生第一书》云：

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桡云霓，骊龙之珠，必涸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皇甫持正文集》四）

这种尚奇的主张，完全是尚文的倾向。其《答李生第二书》复申述之云：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

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

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已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

《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此节谓奇而无伤于正，正而无伤于奇，以文奇理正为标的，固似较前书为修正一些，但以尚奇之故总不免偏于修辞方面。其后孙樵论文，亦偏主于奇，盖正是皇甫湜一派之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