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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成立的关键因素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这又是桐城文派所以能屹然自立的缘故。桐城派之名称,起于程晋芳周永年诸人之戏言。此文论述桐城派得名之故,由于周书昌。实则桐城派得名之由,与程、周二人都有关系。桐城宗派之建立,至是遂不能动摇了。桐城文人正因有古文义法之说为其文论之中心,所以能成为派。一般人只从作风方面去论桐城派,所以对于刘海峰之文,便觉其与方、姚异趣。

桐城派成立的关键因素

桐城文何以能成派?桐城文之成派,即因桐城文人之文论有其一贯的主张之故。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

胡适之先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谓:“唐宋八家之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此真一针见血之谈。他们所标举的虽是古文,而惩于明代文人强学秦汉之失,不欲袭其面貌,剽其句字,所以宗主唐宋文的目的与作用,又在欲作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桐城文之所以能通于古而又适于今者在此。桐城文素以雅洁著称,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

不仅如此,他们受清代学风之影响,即于唐宋古文也不以摹拟其波澜间架为能事。他们推崇程、朱,而又不废考据,无论如何,较诸明代及清初之为古文者,总是切实一点,总是于古学有所窥到一点,故能言之有物。同时,又能不为清代学风所范围,即在才气学风正盛之际,也不染其繁征博引,臃肿累坠之习,而以空灵雅洁之古文矫之,故又能言之有序。有物有序,自然易于转移一时之视听。这又是桐城文派所以能屹然自立的缘故。

桐城派之名称,起于程晋芳周永年诸人之戏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摹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此文论述桐城派得名之故,由于周书昌。而其后,李详《论桐城派》一文(载《国粹学报》四十九期),复谓:“乾隆中程鱼门(晋芳)与姚姬传先生相习,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乃一时兴到之言,姬传先生犹不敢承。”并自加注云“曾文正谓周书昌,非是”,则又以为桐城派之得名由于程鱼门。实则桐城派得名之由,与程、周二人都有关系。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明明说:“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则是桐城文派之所由得名,原出于程、周二氏共同之戏言。至姚姬传用以入文,于是始为一般人所习知,由戏言而成为定论。(www.xing528.com)

到后来,再经方东树(植之)之宣传,于是桐城三祖的地位遂以确定。桐城宗派之建立,至是遂不能动摇了。他于《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一文称方深于学,刘优于才,而姚尤以识称,称方文静重博厚象地之德,刘文风云变态象天之德,姚文净洁精微象人之德,于是此三家遂若鼎足之不可废一。他说:“夫以唐宋到今数百年之远,其间以古文名者何止数十百人,而区区独举八家,已为隘矣;而于八家后又独举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讥笑恶怒,抑真似邻于陋且妄者。然而有可信而不惑者,则所谓众著于天下人之公论也。”(《仪卫轩文集》六)他竟不认为标榜,不认为乡曲之私。故于《刘悌堂诗集序》再申言之云:“方、刘、姚之为儒,……盖非特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百世之士也。虽其人气象不侔,学问造诣不侔,文章体态不侔,要其足通古作者之津,而得其真,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非有真人孰能真知而笃信之哉!”(《仪卫轩文集》五)他竟自信甚真,所以不怕讥讪,不怕谤议,毅然决然以此三人为八家之续。在当时,姚姬传纂辑《古文辞类纂》于清代录望溪、海峰,晚年嫌起争端,颇有悔意,欲删去之,而他则以为“只当论其统之真不真,不当问其党不党”(见《仪卫轩文集》七,《答叶溥求论古文书》)。这种态度,由一方面言,原可称为他们之真知笃信;由另一方面言,却仍不免明人坛坫自雄的习气。

古人自视甚高,不可谓妄;古人称许甚靳,也不可谓陋。韩、柳、欧、苏、曾、王之在当时,即已如此,何独至吾徒而疑之!这也是方东树的主张。(见《仪卫轩文集》八,《送毛生甫序》)所以宗派之建立,原不必非难;不过宗派既立,途辙归一,末学无识,竞相附和,当然也不能无流弊。所以吴敏树《与筱峰论文派书》即已不满曾国藩流派之说,而其后王先谦、李详诸人也均不以宗派之说为然。盖文章一道,一方面须师古,一方面须有我。师古则宜无所不学,原无所谓派;有我则重在自为,更不应限之以派。然而宗派之说就文学史言,足以看出一时之风气;就文学批评言,又可看出其一贯的主张,所以我们不妨仍沿用“桐城文派”的名称。

尤其从后者,——文学批评而言,桐城文人也确有其一贯主张与共同标的。这一贯主张与共同标的是什么?即是所谓古文义法的问题。桐城文人正因有古文义法之说为其文论之中心,所以能成为派。一般人只从作风方面去论桐城派,所以对于刘海峰之文,便觉其与方、姚异趣。不仅刘氏,即如姚门四大弟子之一之方东树,其作风也何尝与方、姚相类!此所以泥于其迹,不免窒碍难通。若从他们的思想言之,从他们的文论言之,则言论意见纵使有小出入,而中心问题却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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