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渔洋诗与神韵的首次交汇

王士禛，后易名士祯，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事见《清史稿》二百七十二卷。

渔洋之诗，自是一代正宗。在当时，正值大家都厌王、李肤廓锺、谭纤仄之后，渔洋独以大雅之才标举神韵，扬扢风雅，而声望又足以奔走天下，文坛主盟，当然非渔洋莫属。可是渔洋之诗，与其诗论，虽亦耸动一时，而身后诋誐亦颇不少，生前劲敌遇一秋谷，身后评骘又遇一随园，于是神韵一派在乾嘉以后，便不闻继响。

大抵渔洋之失，即在标举神韵。标举神韵即立一门庭，门庭一立，趋附者固然来了，而攻击者也有一目标。这还是小问题。最重要的，乃在立了门庭之后，趋附者与攻击者都生了误会，误会一生，流弊斯起。所以我以前说过，由这一点言，王船山便比王渔洋为聪明。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先引一篇比较长一些的文字。这即是杨绳武《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

公之诗既为天下所宗，天下人人能道之，然而公之诗非一世之诗，公之功非一世之功也。公之诗笼盖百家，囊括千载，自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人，无不有咀其精华，探其堂奥，而尤浸淫于陶、孟、王、韦诸公，有以得其象外之音，意外之神，不雕饰而工，不锤铸而炼，极沉郁排奡之气，而弥近自然，尽镵刻绚烂之奇，而不由人力。尝推本司空表圣味在酸咸之外，及严沧浪以禅喻诗之旨，而益伸其说，盖自来论诗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公则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公于书无所不窥，于学无所不贯。……而或者但执诗以求公之诗，又或执一家之诗以求公诗，其亦终不足以语于知公也明矣。（《清文录》五十五）

在此文中，固然不免充满了揄扬的气分，然而却说明了两点：（一）执一家之诗以论渔洋之诗为不得要领；（二）执一端之诗以论渔洋之诗论也为不得要领，因为“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神韵中有风格、有才调、有法律，这是向来论神韵者所不曾提到的一点。(https://www.xing528.com)

我们假使再欲证实此说，则有王渔洋自己所说的言论在。俞兆晟《渔洋诗话序》中曾有一节记载，说他晚居长安，位益尊、诗益老，每勤勤恳恳以教后学，时于酒酣烛炧，兴至神王，从容述说下边的话：

吾老矣，还念生平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影，忽不至于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亦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压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然心忧，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

则可知神韵之说到晚年始成为定论。考渔洋选《三昧集》在康熙二十七年，时渔洋已五十五岁。按俞氏序中所言，渔洋诗格与其论诗主张凡经三变，早年宗唐，中年主宋，晚年复归于唐，这是论渔洋诗与其诗论者，不可不注意之点。此点在渔洋生前，已经引起了争论。汪季甪与徐健庵二人对于渔洋的认识，便不相一致。当在一个文酒之会，徐健庵称新城之诗度越有唐，而季甪却说：“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兼取宋元。辟之饮食，唐人诗犹粱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错，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志快意。吾师之弟子多矣，凡经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师之学无所不该，奈何以唐人比拟！”而健庵则龂龂置辨，以为渔洋诗惟七言古颇类韩苏，自余各体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绳尺。这段争论，直到后来季甪卒后，徐氏为渔洋《十种唐诗选书后》，犹且旧事重提，以伸渔洋宗唐之说。所以一般人以神韵之说，与才调无关，此种误会，原不起于后世。

尤其应该注意的，他们争论之焦点，还在对于唐诗之认识。渔洋之标举神韵，一见于其所选《神韵集》。渔洋在扬州，尝选《唐律绝句五七言》若干卷授其子启涑兄弟读之，名曰《神韵集》。时在顺治十八年，渔洋仅二十八岁。⁽¹⁾可知渔洋标举神韵并不是晚年之说。又一，见于其所撰《池北偶谈》。书中曾引汾阳孔文谷说，论诗以清远为尚，而其妙则在神韵（见卷十八）。《池北偶谈》之成书，在康熙二十八年，时渔洋已五十六岁，此在他选《唐贤三昧集》之后。若参以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所言，则此言神韵，实可视为晚年定论。早年晚年并标举神韵，同时也并宗唐诗，可惜我们现在不曾见到《神韵集》，假使能得到此种选本，以与《唐贤三昧集》相比较，那么渔洋所谓神韵之说，更容易澈底了解。徐、汪之争，在康熙二十二年，时《唐贤三昧集》与《十种唐诗》均未选定，所以我以为他们争论之点，还在对于唐诗之认识。徐氏《十种唐诗选书后》一文中又说过：“季甪但知有明前、后七子剽窃盛唐，为后来士大夫讪笑，尝欲尽祧去开元大历以前，尊少陵为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次昭穆。先生亦曾首肯其言，季甪信谓固然，不寻诗之源流正变，以合乎国风、雅、颂之遗意，仅取一时之快意，欲以雄词震荡一时，且谓吾师之教其门人者如是。”这一点，实是他们争论的焦点。季甪之不欲宗唐，即因避免前、后七子的习气，所以一般人以神韵之说与法律无关，此种误会原亦不起于后世。

论述到此，我们对于渔洋神韵之说，应当分别看出他所以标举神韵之动机。其一，是由于格调说的影响，早年之标举神韵，恐即起因于此。其二，是对于宋诗流弊的纠正，即所谓“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恶习”，晚年之标举神韵，则又起因于此。此二种动机不同，于是所谓神韵也者，即使是同一意义，也不能不异其作用。后人只见到他晚年定论，所以一说到神韵，便与盛唐王、孟之诗相联系，而似乎觉得与才调、格律等等全无关系了。我们假使不看到他们弟子中如俞兆晟、汪懋麟（秀甪）诸人的话，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渔洋于诗也曾兼事两宋。知道他诗非一家之诗，然后知道他的诗论也非一端之说。后人只以神韵为王、孟家数的理论，而且以此为渔洋诗论之中心，赞成者主是，反对者诋是，纷纷纭纭，何从更见渔洋诗论之真。所以我说这是建立门庭以后最易引起的误会。标举神韵好似喊出口号，口号容易号召党徒，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然而却不易令人深切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