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成了二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许多学者参加到了研究的行列中。1980年11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与华东师大联合举办了“二次大战前夕国际关系”专题学术讨论会；1983年10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又与华东师大联合召开了“二次大战起源”问题专题学术讨论会。随后又召开了5次法西斯主义问题研讨会——“关于欧洲法西斯主义”专题学术讨论会（1984年11月，山东烟台）、德国法西斯问题讨论会（1987年8月，北京）、“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专题学术讨论会（1987年10月，广西桂林）、“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研讨会（1990年5月，上海）和“法西斯主义”专题学术讨论会（1992年8月，河北秦皇岛），以及“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专题学术讨论会（1986年11月，广东广州），等等。这些学术会议的内容都直接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除此之外，许多其他专题的学术会议也间接涉及了二战的起源问题。这些全国性学术会议的举行，大大拓宽了二战起源研究的领域，并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阐述自己对二战起源问题的看法。据统计，1979年以来，祖国大陆共发表涉及二战起源的论文近千篇，出版著作200余部。内容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各个方面，如二战前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体制与1929～1939年大危机、法西斯主义、世界大国的绥靖政策、国际和平主义与和平运动、帝国主义问题，等等。
随着学术界思想的解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日益深入，我国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的学者坚持单一因素的作用，但更多的学者强调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将世界大战的爆发的原因归结到一两项因素难免以偏盖全，不可能揭示问题的全貌。他们通过多角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看法。当然，坚持二战起源多因性的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阐述，可以综合为以下十三点。
一、帝国主义制度全面危机的加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我国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是我国学者传统上坚持的观点，而且至今仍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坚持。不少学者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仍然是研究二战起源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因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朱贵生等人指出：“产生这次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14]罗荣渠指出：“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和重分世界的斗争，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就这一点说，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相同的。”[15]李巨廉、刘士田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帝国主义的矛盾引起的，都是帝国主义大国重新瓜分世界和争霸世界的产物。”[16]王振德、侯成德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源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争霸。”[17]包奕诚指出：“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争夺欧洲及世界霸权的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18]欧正文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法西斯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扩张，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19]林和坤也说：“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它们为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而使军备竞赛在更大规模上激烈展开，终于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军事科学院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指出：“从根本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的产物，又是它的集中表现。”[21]朱庭光、齐世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述，指出：（1）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对战败国任意宰割之上的，它不仅加深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引起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导致新的危机和播下战争的种子；（2）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执政的日、德、意三国发动的，而法西斯制度是最为反动的、公开的帝国主义制度；（3）作为帝国主义的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加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2]吴广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而逐渐形成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对峙，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团采取战争手段向英、法、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从而酿成世界大战，这是战争爆发的最基本的原因。[23]
二、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无限贪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根源
众所周知，德意日法西斯是发动大战的罪魁祸首。一些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吴友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和全面爆发，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分别在欧洲和亚洲挑起的，是由局部战争逐渐形成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首先要研究法西斯是怎样兴起的，法西斯的兴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24]朱贵生等认为，法西斯主义及其政权的出现以及意、德、日三国的法西斯化，增加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对于毒化国际气氛，加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和加剧二战的爆发，起了很大的作用。[25]李巨廉则指出，在研究二战起源时仅仅局限于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很不够的，应该着重考察三种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最具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与被他们侵略威胁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以上三种矛盾的连接点是法西斯帝国主义的问题。[26]因此，“法西斯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重要动力”。[27]梁卓生则明确指出：“法西斯就是战争。”[28]
有些学者对德国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指出德国法西斯在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肖汉森通过对纳粹德国内外政策的分析，指出：“法西斯的内外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战争。”[29]“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他认为，第一，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希特勒按“实力”重分世界的侵略野心是战争的根源；第二，德国战前的全部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战争；第三，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促使纳粹德国更具侵略性；第四，国际财政资本的纵容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30]对于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张继平指出：“希特勒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31]
学者们还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但绝不意味着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热衷于发动战争，特别是破坏性很大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国家集团法西斯国家挑起的。法西斯政权的共同特征是：对内以集权制取代民主制，实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统治；对外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争霸世界为其一切重大政策的出发点。日本和德意先后在亚洲和欧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并点燃了侵略的战火，把民族奴役、恐怖统治和种族灭绝政策，强加于亚洲、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头上，把世界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32]
三、世界大国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加速器
学者们普遍认为，绥靖政策在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过程中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制国家是当时法西斯国家争霸的主要对象，也是当时防止和推迟大战爆发的主要力量。但是，这些国家由于害怕战争，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逐步把绥靖主义奉为处理国际危机的总方针。企图通过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某些调整，放弃部分既得利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和祸水东引等办法避免同法西斯直接交战。但绥靖政策绝非维护和平之策，而且纵容战争之举，对大战爆发起了火上浇油作用。
陈兼认为，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泛滥是二战未能幸免的一个重要原因。[33]吴广权指出，西方国家推行绥靖政策“加速了大战的爆发”。[34]罗荣渠指出，西方国家领导人在二战前对法西斯国家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导致了二战，二战是由局部战争演变和扩大而成的，战前未能建立反德同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35]李巨廉等指出，希特勒是二战的罪魁祸首，而加速战争到来的正是当时在每一步都帮助了希特勒的英法政府。[36]于振武指出：“绥靖政策是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这一政策发展到顶峰，由于英法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使希特勒在短短的一年里把德、奥、捷连成一片，占有了欧洲中部的战略地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又由于英、法继续推行绥靖政策，使希特勒可能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希特勒抓住这一战机，玩弄声东击西策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绥靖主义加速了战争的爆发。”[37]
以往人们论述二战起源时往往只强调西方国家尤其是英法的绥靖政策，而对美国的绥靖政策着墨较少，对前苏联的绥靖政策与二战爆发的关系更是无人述及。金克明、关广权、张海麟等学者从分析战前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和苏联对德政策入手，指出美、苏两个在当时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由于它们也推行了绥靖政策，也应对二战爆发负一定责任。[38]金克明对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得如此迅速，特别又是德帝国主义首先发难，这与当时的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欧洲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欧洲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9]对于前苏联与二战爆发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前苏联与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任颖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催化剂。”[40]李玲、禾人也说，苏德条约是促成二战爆发的一种最后的强烈的催化剂，“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提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改变了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客观上有利于德国的战略地位”[41]。
四、凡尔赛和约埋下了战争的种子
张继平、胡德坤将二战的起源与凡尔赛和约联系在一起，指出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战胜国制订的《凡尔赛条约》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没有也不可能维持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和平，反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播下了新的战争的种子。因为这个强盗式掠夺的条约“加深了德国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滋长德国对战胜国的仇恨心理”，它所“规定的领土条款”成为“煽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依据”。《凡尔赛条约》不仅加深了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引起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作为巴黎和会的补充和继续的华盛顿会议加深了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同美国之间的矛盾，为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埋下了祸根。[42]吴广权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条件苛刻，为希特勒发动战争制造了借口，夺取所谓的“生存空间”成了德国动员战争力量的有力工具。[43]
五、不合理的国际政治体制导致了战争
不少学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体制与世界大战的爆发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凡尔赛体系必然要引起战争
陈兼认为，从二战形成的历史过程看，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一战后产生的极不稳定的和平结构本身。[44]时殷弘认为，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当中，无疑包括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弊端和英法两国由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因素导致的空前恶劣的外交政策”[45]。叶书宗指出，凡尔赛体系把欧洲两个优秀民族德国和俄国贬作劣等民族，致使国际格局严重失衡，其结果是，“凡尔赛体系把德国和苏联排除在国际生活圈之外的历史错误，最终还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的不幸”。[46]
2.国际政治三角结构演变的结果，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王旭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政治格局的整体结构是隐含在众多具体事件或主体行为相关性之中的特殊和多层次的三角结构。他认为，在当时存在着一个“西方小三角”——英法、德意、前苏联三方和一个“东方小三角”——美英、日本、前苏联。在这两个小三角的基础上，形成了全球性的大三角——英、法、美为首的西方民主力量，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力量”，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进步力量”。小三角与大三角的整合，即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的新格局——三角结构。“正是这种三角结构演变的结果，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47]。
3.二战爆发是前苏联的“边缘化”导致欧洲均势被破坏的结果
王共晋指出：“苏联的出现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不安。基于意识形态和一战后世界和平的考虑，苏联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这种安排实际上使苏联处于欧洲的边缘。‘边缘化’政策导致欧洲均势的破坏，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二战的爆发。”[48]
六、科学技术为侵略者铺平了发动战争的道路
陈海燕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探讨二战的爆发，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在武器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为侵略者铺平了发动战争的道路。他以德国为例，指出当时德国由于在现代科技上领先世界，因而在军备方面拥有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的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正因为法西斯侵略者抢先在军事上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重要成果，建立了一定的战略优势，特别是武器和装备方面的优势，他们才敢于，而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9]
七、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是二战“爆发的催化剂”
学者们普遍指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冲击，起了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催化剂”的作用。
张继平、胡德坤指出，对战争而言，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比政治、外交、社会诸因素都重要。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也是导致二战的最主要原因——经济危机是决定法西斯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出现战争策源地的一股推动力量，是促使二战从局部战争发展为全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也是迫使英美法纵容法西斯国家不断发动侵略的杠杆。更不应“忽视1937～1938年经济危机对于二战爆发的直接影响”。“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德意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他们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各国经济竞争十分尖锐。帝国主义剧烈经济竞争的结果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用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德意日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不断实现法西斯化的同时，加紧实现本国经济军事化，最先全副武装跑上战争舞台，走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50]
吴广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的争斗与分化，激化了它们之间争夺原料和市场的斗争；经济危机也加剧了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危机，法西斯战争势力攫取国家政权，促进了战争策源地的形成。[51]
蔡祖铭认为，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两次经济危机，“加速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到来”。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转嫁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了“关税战”、“货币战”和“贸易战”等形形色色的斗争。但这一切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它们最后只有通过发动侵略战争重新瓜分世界，才能解决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从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开始，整个20世纪30年代，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最后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2]
陈墩指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由于其空前的持久性、严重性和深刻性，给世界经济政治带来了一系列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变化。第一，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第二，危机导致了法西斯的上台，促成了欧亚两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一“催化剂”“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53]
郑宗育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探讨二战爆发的深厚的经济根源，指出这种根本的原因又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其他偶然因素发生交互作用，导致了二战的爆发。[54]郑宗育指出：“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给军事冲突造成了条件。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三十年代各帝国主义为了‘刺激’经济，先后走上了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邪道，把它作为‘反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纷纷增加军事预算，加紧军备竞赛，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物质上的准备。”“其结果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必然地把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促使了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矛盾的尖锐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最尖锐的日本和德国，加速了法西斯化的步伐，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两大战争策源地也是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
崔树菊认为：“一九二九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激化起来，其表现形式是激烈的‘经济战’和‘外交战’，其实质正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瓦解，终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55]
八、整体世界继续发展的必然结局
韩永利从世界整体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二战的起源。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就其根本点来讲，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实际要求与殖民体系构架极不协调造成的。由于制约战争的因素还极为弱小，加之在殖民体系下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开拓生产力发展道路的目标，以剧烈战争手段冲破旧体系的束缚就成为惟一结局。这是继一战以后整体世界继续发展的必然结局。”[56]
九、“三大冲击所造成的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在20世纪30年代的保守、妥协和反动”的结果
刘家钦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这“三大冲击”的深刻分析，指出：“三大冲击所造成的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在三十年代的保守、妥协和反动，是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大基本原因。”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种保守、妥协和反动的政治以极端的形式加以推行的继续和结果”[57]。
十、两种集体安全体系的失败促进了二战的爆发
徐海平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战结束后，人们纷纷寻求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于是，集体安全政策成为各国政治家、外交家追求的目标。一战后，集体安全体系有两种：国际联盟和法、苏倡导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是，过于理想化的国际联盟，随着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七七”事变，特别是二战的爆发而宣告破产；法、苏倡导的集体安全也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而寿终正寝。这两种集体安全体系的失败促进了二战的爆发。[58]
十一、英法苏外交政策的失误的结果
王三义认为，英、法等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1936～1939年）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上的失误，是导致二战于1939全面爆发战争的因素之一。“这一系列政策”包括绥靖政策和其他相关甚至相反的政策。是否绥靖并不重要，关键是某些外交政策的失误，除了上述失误外，还有对德国的外交意图，战争决心和实力估计的失误。[59]
史波则认为，世界大国政治家们“对世界之主要矛盾和它的解决办法认识的失误”及“相信在这个动荡世界中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误断”“这两个认识的结合左右了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终于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60]
吴广权指出，民族利己主义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对立，使反对侵略的国家未能适时组成反战统一战线。[61]
十二、宗教与民族矛盾被希特勒加以利用
吴广权指出，宗教与民族矛盾被希特勒加以利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历史纠葛成为希特勒所谓“净化生存空间”的借口。[62]
十三、局部战争不断升级，毒化了国际气氛，恶化了国际局势
吴广权指出，法西斯侵略集团通过频繁的局部战争夺取了被占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增强了战争潜力，锻炼了部队实战能力，同时也试探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态度，利用了它们的软弱性，扩大了战争规模。[63]
学者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并无挑起世界大战的实力。从总体上看，德国的经济实力与民主国家相比大为逊色，仅仅在军事上与英法相比具有某些优势。但希特勒却敢于提前发动战争，其原因何在呢？
张培义认为原因有四：其一，德国在军事上比英法占有一定的优势；其二，德国的经济日益恶化；其三，国际形势和战略地位有利于德国；其四，由于英法长期推行绥靖政策，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直没有建立起来。[64]
张海麟认为，纳粹德国敢于提前发动战争，与英法执行损人害己的绥靖政策有关，也与苏联的严重失策有关。他指出，纳粹德国从扩军备战积蓄力量到把局部战争推向全面战争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反法西斯国家如果在每一路段都设置“障碍”，那么，即使不能制止、至少也可以推迟这场大战的爆发。但是英法等国在战前推行绥靖政策，竭力帮助希特勒拆除通向战争之路的“路障”，致使德国的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社会主义苏联在与英国、法国谈判求合力对德未果后，于1939年8月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致使德国放胆发动侵波战争，挑起了一场世界大战。[65]吴广权也指出，苏联在国际形势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解除了德国两线作战的危险，为希特勒发动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66]
王三义认为，二战提前爆发了，但决不是英法的绥靖政策造成的，恰恰相反，而是由于英国没有实行一贯的绥靖政策造成的。当波兰和罗马尼亚受到德国威胁时，本来能保护它们的只有苏联，但英国鲁莽地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保证（英国根本不具备保护波兰、罗马尼亚的条件）。这恰恰起到挑衅作用。希特勒作出的反应就不大相同。“英国的剧烈反应和加强军备的措施使希特勒震惊。”但“他的解决办法受了他从历史上得到的英国人画像的影响”。他认为英国人头脑冷静而有理性，感情能够受到理智的控制，因而相信他们除非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否则决不会为了波兰而轻易投入战争。所以，他（指希特勒）抑制着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和恐惧，竭力争取与苏联和解，赢取它（指苏联）采取不干涉态度。可见，英国的积极举措反而促进了德、苏和解，也引发了希特勒侵波计划的提前。[67]
【注释】
[1]俞新天、徐筠：《苏联对二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
[2]《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开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
[3][日]齐藤孝：《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两种观点》，《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10期。
[4]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7页。
[5]林举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开始日期》，《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2期。
[6]丁则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55年12月22日。
[7]张继平：《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起因和性质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2日。(www.xing528.com)
[8]施鉴思：《希特勒德国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历史研究》1976年第5期。
[9]施世新：《帝国主义争霸必然导致战争——1931至1938年欧洲国际关系史剖析》，《厦门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
[10]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212页。
[11]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12]陈显泗、郭建斌：《希特勒是怎样在“缓和”的烟幕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史哲》1977年第3期。
[13]黄成礼、李桂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
[14]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罗荣渠：《通向全面战争之路——略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
[16]李巨廉：《略论二次大战初期的性质与西欧国家“保卫祖国”的口号》，《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刘士田：《正确理解斯大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论述》，《牡丹江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17]王振德、侯成德：《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
[18]包奕诚：《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哪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9]欧正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20]林和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国主义裁军骗局》，《历史教学》1984年第2期。
[2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22]彭训厚：《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综述》，《世界历史》1995年第5期。
[23]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24]吴友法：《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25]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李巨廉：《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比较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2期。
[27]李巨廉：《战争历史运动坐标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28]梁卓生：《德国法西斯为什么提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
[29]肖汉森：《德国法西斯与战争》，《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30]肖汉森：《略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31]张继平：《希特勒不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吗？——评A.J.P.泰勒的<二战起源>》，《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3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33]陈兼：《走向全球战争之路》，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34]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35]罗荣渠：《通向全面战争之路》，《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
[36]李巨廉、潘人杰：《关于二战前史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
[37]于振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5页。
[38]金克明：《美国的欧洲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松辽学刊》1985年第1期；吴广权：《对二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海麟：《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何未能推迟和制止》，《世界历史》1990年第5期。
[39]金克明：《美国的欧洲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松辽学刊》1985年第1期。
[40]任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二战的爆发》，《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1]李玲、禾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试析》，《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42]张继平、胡德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43]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4]陈兼：《走向全球战争之路》，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45]时殷弘：《旧欧洲的衰颓——论两战之间的英法外交与国际政治》，《复旦学报》1999年第6期。
[46]叶书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国际格局的演变》，《上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
[47]王旭东：《三十年代国际政治三角结构与二战爆发》，《学术界》1991年第1期。
[48]王共晋：《苏联的“边缘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49]陈海燕：《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二战》，《武汉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50]张继平、胡德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2页；则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记二战起源专题学术讨论会》，《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51]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52]蔡祖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53]陈墩：《推动二战爆发的催化剂——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历史、经济研究专辑。
[54]郑宗育：《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与二战的爆发》，《上饶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
[55]崔树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经济战》，《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56]韩永利：《世界整体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理论月刊》1996年第12期。
[57]刘家钦：《三大冲击与资本主义政治格局的演变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阜阳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
[58]徐海平：《两种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失败——走向二战的重要一步》，《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59]王三义：《从英法苏外交政策的失误看二战起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60]史波：《从“二战”爆发的历史教训看“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61]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2]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3]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4]张培义：《从三次会议看希特勒提前发动战争的决定》，《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65]张海麟：《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何未能推迟和制止》，《世界历史》1990年第5期。
[66]吴广权：《以历史为镜，思安危于未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因性的思考》，《国防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7]王三义：《从英法苏外交政策的失误看二战起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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