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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斯堡时期(1660—1663)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莱茵斯堡时期1660年,斯宾诺莎终于离开了汲汲于名利的嘈杂商业城市阿姆斯特丹,迁居莱茵斯堡,这是位于莱登西北约六七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莱茵斯堡时期是斯宾诺莎一生学术活动最丰富的时期。—1677)建立了友谊,并通过奥尔登堡和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波义耳进行了学术讨论。1661年,奥尔登堡途经荷兰访问莱登大学时,从神学教授约翰尼斯·考克西琼斯那里得知斯宾诺莎的学术成就,从而在1661年7月到莱茵斯堡拜访了斯宾诺莎。

莱茵斯堡时期(1660—1663)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莱茵斯堡时期(1660—1663)

1660年,斯宾诺莎终于离开了汲汲于名利的嘈杂商业城市阿姆斯特丹,迁居莱茵斯堡,这是位于莱登西北约六七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它的优雅的农舍、狭窄的小径、静谧的水道,以及古雅的中世纪教堂正好与阿姆斯特丹相反,呈现出一派古老世界的风貌。

在17世纪,莱茵斯堡是社友会教徒的大本营。我们已经知道,斯宾诺莎的朋友大多是社友会教徒,他来到莱茵斯堡很可能就是根据他的某位社友会朋友的建议。无论如何,在1660年初他似乎就在那里有自己的寓所了,可能是从一个名叫赫尔曼·霍曼的外科医生那里租的。这个寓所在一条狭隘的小巷里,是幢新建的小房子,不过室内阴暗潮湿,特别是那间存放磨制镜片机器的工作间。现在这条小巷以“斯宾诺莎巷”、这个寓所以“斯宾诺莎之寓”(Spinoza-huis)或斯宾诺莎博物馆而闻名,成为纪念这位哲学家的圣地。

促使斯宾诺莎去寻找一个幽静的隐避之地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他在心灵经过冲突而渐趋于平静之时想以某种系统的方式记下他自己的思想。这样一种想法,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实际上在他来莱茵斯堡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神、人及其幸福简论》就是这种尝试的第一个产物,只不过这部书在嘈杂的阿姆斯特丹还没有最后定稿。因此他来到莱茵斯堡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完成《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从1661—1662年初他给友人的几封信看来,在此期间,他不仅完成了《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的拉丁文稿,而且似乎还应不懂拉丁文的朋友的要求将该书翻译成了荷兰文。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斯宾诺莎未来哲学体系最初的大纲。

在完成《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之后,斯宾诺莎感到他涉及的都是宗教和哲学上的大问题,而对于哲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条件尚没有做出任何初步的说明,对于他自己论述的方法也没有给以任何恰当的证明,于是下一步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开始写作他的《知性改进论》。这本书大约是在1661年冬至1662年春写就的,因为他在1662年4月写给奥尔登堡的一封信里提到过这篇著作的手稿。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论哲学的目的尤为重要,它突出地表现了斯宾诺莎哲学的伦理指向,一般可以看做是斯宾诺莎全部哲学的导言。可惜现存的《知性改进论》只是一个残篇。但值得注意的是,《知性改进论》告诉我们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这时也正思考和计划撰写他的哲学代表作《伦理学》,书中屡次谈到“我将于我的哲学中加以说明”,这里所说的“我的哲学”无疑就是指当时他计划要写的《伦理学》一书。(www.xing528.com)

当时斯宾诺莎不仅在莱茵斯堡为人所知,甚至在莱登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中间似乎也享有某种声誉,这可能是由于他参加了社友会教徒在菜茵斯堡举行的讨论会的缘故。这些讨论宗教问题的会议,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附近的莱登大学的学生经常出席这类会议并参加辩论。大约在1662年,莱登大学神学系有一个名叫约翰尼斯·卡则阿留斯的学生来到莱茵斯堡,向斯宾诺莎求教哲学。这个学生当时大约19岁,思想并未成熟,性情也未定,甚至“贪爱新奇胜于追求真理”,为此斯宾诺莎不愿向他公开讲解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改授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在讲授过程中,斯宾诺莎用几何学方法撰写了《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二章和第三章一部分。当他把撰写的这部分拿到阿姆斯特丹给他的朋友们看时,他们立即说服他以同样的方法阐释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章。斯宾诺莎花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的朋友又恳求他让此书出版,这样,此书连同他平日关于形而上学重要问题的讨论和思索的《形而上学思想》作为附录,在友人梅耶尔替该书作了序言,声明这并不是阐发斯宾诺莎自己的观点之后,拉丁文原本于1663年在阿姆斯特丹问世,一年之后,荷兰文译本出版。这是斯宾诺莎生前以他自己真名发表的唯一的一本著作。

莱茵斯堡时期是斯宾诺莎一生学术活动最丰富的时期。他在这里虽然只住了三年,但完成了几部重要哲学著作,并着手构思他的代表作《伦理学》,这几年无疑是他多产的几年。而且更重要的,这几年也是他思想趋于成熟、与笛卡尔彻底分道扬镳的几年。如果说在1662年以前,斯宾诺莎还没有明确区分实体和属性,只承认神与自然的等同,而没有承认神与实体的等同,从而他的哲学还保留了某些笛卡尔哲学的影响,那么在1662年底或1663年初,斯宾诺莎完全明确地区分了实体和属性,他不仅承认神与自然的等同,而且也承认神与实体的等同,因而从单纯的“神或自然”过渡到“神或自然或实体”,最终完成了与笛卡尔哲学根本不同的斯宾诺莎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创造。这几年无论如何都是斯宾诺莎哲学生命最重要的时期。

从这时期斯宾诺莎的通信可以看出,他的朋友交往范围也远远超出了那个哲学小团体之外,他和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1615?—1677)建立了友谊,并通过奥尔登堡和著名的英国科学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进行了学术讨论。奥尔登堡本是德国不来梅人,英荷战争期间,他作为外交使臣派往英国,以后就留居英国。由于他学识渊博,在1660年被聘任为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其前身是葛雷贤学会)秘书,负责国际学术交流。1661年,奥尔登堡途经荷兰访问莱登大学时,从神学教授约翰尼斯·考克西琼斯(Johannes Coccejus)那里得知斯宾诺莎的学术成就,从而在1661年7月到莱茵斯堡拜访了斯宾诺莎。奥尔登堡当时要比斯宾诺莎大17岁,但他对斯宾诺莎相当尊敬,称他为“颖敏好学之士”,盛赞他禀赋了大自然和勤奋给他的一切仁慈和美德,并热切地希望同他保持永久的友谊。由于奥尔登堡的中介,波义耳不久把他的《物理学论文集》转寄给斯宾诺莎,请求斯宾诺莎给予批评,从而引起了他们两人关于经验和实验方法的讨论。当然,一个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和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最终是很难取得一致见解的。不过,此时斯宾诺莎确已声名鹊起,一些大科学家如惠根斯、胡德和莱布尼兹等人都对他有所耳闻,不久之后就和他进行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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