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本文化视角的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研究

1　导论

道光初年（1823年），平遥日升昌票号创立，此后，山西票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通过经营存、放、汇、兑业务，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谱写了早期中国银行业的辉煌，在中国银行史乃至世界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山西票号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正是靠着以人为本的做法，通过经营管理人而实现票号的发展目标。而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基本来自西方，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尽管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但是却缺失最应该具备的道德和人格理念，这使得商业银行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2008年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道德缺失而引起的。因此，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技术、制度层面，而应该与作为内在支撑的文化密切相连。只有真正地把优秀的文化理念植根、融合于日常经营管理之中，才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才会实现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1.1　选题背景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直接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速度、数量、影响是不可预计的。首先是住房贷款人到期不能还本付息产生了债务危机，其次是各大相关金融机构受债务危机的影响不能及时变现资产产生了流动性危机，最后直接导致人们对金融机构、金融活动质疑从而产生信用危机，这种连锁效应引起社会对金融业的广泛关注。现代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联系。金融危机过后，我们需要反思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如何在今后不断完善，从而实现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来看，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虽然在不断地提高，但是，银行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在企业治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策略、风险控制以及金融文化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而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则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站在当前现代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研究审视山西票号的人本文化经营管理思想，以期为现代商业银行的持续发展提供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7世纪中期起，中国商品市场交易频繁，山西商人从南方买入茶叶、绸缎、药材、瓷器等到北方市场交易，或者从北方买入人参、貂皮、牛马、毛皮、呢绒等到南方市场交易。商品经济、工商业与金融业三者的发展息息相关，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工商铺户的兴盛，为工商铺户提供服务的金融业（票号）才会顺势而出。1823年，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开业，第一个开始了汇兑买卖，被称做中国现代银行之父。最初，山西票号仅为一区域性的民间私营金融机构，随着时间推移，与其交往的客户层面逐渐扩大。先是全国各地的工商铺户，再到各级官府，最后与外国在华银行也建立了关系。山西票号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在经营管理上也并没有遇到压力。1883年，由上海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国，江南阜康钱庄绝大部分歇业，北京钱庄连倒16家，银根缩紧，经济萧条，严重影响了各地百姓的生活。山西票号却凭借其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理念，在危机中不仅未受到大的打击，反倒迎来新的高峰。这是值得现代商业银行所借鉴和思考的。

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一方面，山西票号产生发展于封建社会与儒家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孔子、孟子构建出更加完善的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体系，并逐步推广，被世人所接受。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推广儒家思想，之后又吸收了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使之成为系统而开放的思想体系。到了明清，在先后吸收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之后，儒家文化改变作风，积极入世，加入了新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尽管儒家文化的特点在不断变化，但是其忠义、诚信、仁爱、中庸的核心价值观始终贯穿主线，对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具有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票号财东、经理和员工深受儒家克己、忠义、仁爱、诚信思想的熏陶。票号对子弟和员工教育的主体文化是儒家文化，以《论语·颜渊》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为克制私欲标准，以勤俭廉洁为美德；以《荀子·尧问》中的“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为重视义气标准，以爱号敬业为美德；以《论语·卫灵公》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乐善好施标准，以仁爱厚德为美德；以《论语·为政》中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信义当先标准，以诚信名誉为美德。这体现了山西票号人以克己之心、忠义之心、仁爱之心、诚信之心为修身养性目标。所以票号人的思想单纯质朴，一心为票号和顾客服务，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企业文化思想。而这种思想的精髓是文化与企业的结合、文化与人的结合，即以传统文化作为主线，以人作为根本，体现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关爱人的人本主义理念，最终实现人与企业的完美结合。

现代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方面与山西票号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而后者取得的成功与前者在金融危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构成鲜明对比，引发出一种思考：传统文化理念及人本主义思想对现代商业银行发展应具有的重要性，进言之，现代商业银行在企业治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管理、风险控制以及金融文化等方面能否更趋人性化。基于此，本书从人本文化视角对山西票号经营管理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参考，为建立更适合于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和金融文化体系提供启示。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西方人对票号的研究开始于外国传教士。1905年，英籍传教士艾约瑟出版了《中国银行与物价》一书，其中简要介绍了山西票号的建立情况；英国学者瓦格尔在《中国金融与银行》一书中，认为世界上近代汇票和贴现办法是“山西票庄首先倡用的”。

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关于山西票号、山西商人的论著、论文和调查资料。1907年，日本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中称山西票号为中国的国家银行，而各地钱庄则为地方银行。佐伯富发表了《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社会文化史学》，1966年第1期，1974年10月编入《中国史研究》第2 辑）、《清代塞外的山西商人》（东方学会创立25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72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和内蒙古》（《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1973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以及《山西商人的起源和沿革》（日本东方学会主编《东方学》，1979年7月），以上论著对于山西商人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作了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晋商的营业范围、活动区域以及资本与获利情况等问题。

1.2.2　国内文献综述

20世纪20年代，国内出现了一批关于票号的史料汇编、调查报告、论文、论著。马寅初先生在当时的《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山西商人和票号的文章，李宏龄的《同舟忠告》（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和《山西票商成败记》（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对山西票号盛衰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关于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韩业芳的《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民国十年煤油印），双一的《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山西省》（《钱业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严慎修的《晋商盛衰记》（民国十二年铅印），东海的《记山西票号》（《银行周报》第一卷第七、八号连载），范椿年的《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央银行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卫聚贤的《山西票号之起源》（《中央银行月报》第四卷第六号）、《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三号至第七卷第二号连载）和《山西票号史》（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出版），秦省如的《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上之地位》（《钱业月报》第十五卷第七号），陆国香的《山西票号之今昔》（《民族》第四卷第三期）和《山西之当质业》（《民族》第四卷第六期），蒋学楷的《山西省之金融业》（《银行周报》第二十卷第二十一期），侯兆麟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冬季号），李渭清的《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二号）。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其田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庄考略》中主要介绍了山西票庄起源的传说、沿革、衰落、派别和组织、营业概况、对外关系等内容，卫聚贤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对票号的前身、产生原因，山西太谷帮、祁县帮、平遥帮票号的基本情况，票号中的资本、人员、待遇、账簿、号规等情况以及人事和业务等进行了描述。这两部著作运用大量史料全面评价了票号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中国学者关于票号研究的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成为后人研究山西票号的重要史料来源，但仅仅是对票号资料的汇集，未能进行深入研究。

1982年6月，在山西太原举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上形成了《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辑，主要讨论山西票号的资本属性。学者观点分为两派，以孔祥毅教授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称山西票号资本为高利贷资本。孔祥毅教授关注于山西票号与官场的联系，其代表作为《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他认为“票号的蜕化是其衰亡的根源，票号这种专门从事汇兑的金融机构，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而产生的，而且它本身又是从商业中直接分离出来的。但是它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与官吏勾结、攀结政府，钻进了财政体系之中，脱离了产生它自身的商品经济。随着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深，票号也就逐渐走向衰亡”。而以黄鉴晖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派坚持其为近代借贷资本。

1986年，孔祥毅教授发表《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1]，推动了票号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史料，于199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多达110万字的大型史料著作——《山西票号史料》，极大地填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空白，书中收集了关于票号的大量历史资料，是票号研究的第一本史料性的专业工具书。这一时期，山西著名学者张正明、葛贤惠等专家编撰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及其相关成果也相继出版。这些成果的产生，标志着票号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孔祥毅教授和张正明研究员在《山西日报》发表了共同撰写的《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一文，这一时期，票号研究达到一个高潮。山西财经学院著名学者黄鉴晖先生的《山西票号史》《中国银行业史》及山西师范大学史若民先生的《票商兴衰史》也是票号研究很有影响力的专著。黄鉴晖先生于1992年出版的《山西票号史》，对山西票号的发展历程做了明确的时间划分，并详细地分析研究了山西票号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经营状况、盛衰原因。史若民先生在其专著《票号兴衰史》中详细地说明山西票号的兴起、发展、衰败的历史过程，肯定地阐述了山西票号的业务情况、组织制度及其重要地位与作用。董继斌、景占魁等在《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一书中提出山西票号是现代金融的开端，它所创造的两权分离制度、风险防范制度、转账和异地结算制度、票据和贴现、汇票的防伪技术以及顶身股制度等在当时的社会时代很具有创新性。

1993年，山西省在社会各界推动下成立了晋商文化研究会。1995年，山西财经学院晋商与金融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6年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这一时期，票号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孔祥毅教授的《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晋商与金融史论》（经济管理出版社），三部史论对山西商人、山西票号发生发展、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以及明清时期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以历史眼光考查了山西票号在晋商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分析了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在《晋商与经营文化》一书中，张正明对晋商经营理念也做了详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国辉在《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一书中重点进行了中国钱庄与山西票号的对比研究，尤其以两者在上海的相互交融、互相竞争为考查重点。

2004年，山西省教育厅在山西财经大学建立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即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同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晋商研究中心，山西财经大学成立了文化旅游产业研究中心，票号研究逐渐被列入重点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正式出版，山西各市《晋商史料全览》发行，另外还有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修订版）、刘建生的《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李永福的《山西票号研究》、张桂萍的《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和研究生论文，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500余篇，票号的研究力度不断加大。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研究票号的起源、发展以及衰败的原因；二是研究山西票号兴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三是探索票号的业务经营管理和企业制度，如经营管理策略、行会制度和组织制度、财务与稽核制度等；四是探讨票号的伦理价值观念。总之，票号的研究非常有现实意义，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票号的研究，绝不是几本书、几篇文章能够完成的，需要全国和山西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2]。本书将从另一个视角，即人本文化的视角，对山西票号经营管理进行研究，适当与现代商业银行进行比较分析，为其提供借鉴启示。

在人本思想方面，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前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全面阐释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他关于人本思想的观点是在对西方人本主义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首先，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个人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逻辑起点，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主体。其次，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其基础在于现实的人，马克思所理解的人，始终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和目标，是一个不断超越、不断提高的永无止境的推进过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最后，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现实条件的束缚。马克思主张人本思想，但并不认为人可以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任由个人支配一切，而是只能在特定的现实环境限定的条件下从事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马克思人本观点是从根本上阐明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以及人在社会活动中从事的实践活动，从而为本书进行人本文化视角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1.3　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视角界定

文化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社会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社会生产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最核心的因素，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人作为文化的主体，是文化活动中的决定因素，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人本性。人本文化就是以人为价值本位的主体文化，它是人的价值创造活动的观念内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自觉形态，也是人类活动主体性特征的集中体现。

本书是从人本文化的视角对山西票号经营管理进行研究。首先，人本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主体，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具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以人为本，一方面是以个人为本，个人是企业构成的元素，这里的人包括与企业有关系的内外部所有人，企业的活动首先是个体行为的总和，只有通过重视个人的发展才能达到企业经营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实践活动必然要与社会其他群体发生关系，群体活动是个人活动构成的，因此，以人为本还包括群体的概念，而不只是个人。以人为本就是始终把人放在核心地位，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经营管理好人来发展企业。

其次，人本文化包括人的行为与社会、企业制度的相互融合。无论个人还是群体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的规范下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制度包含企业内部的制度规范以及外部的社会制度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各种行为中。人的各种行为在制度规范的约束下进行，制度规范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而不断完善和更新，使各种活动有序进行，促进企业发展。

再次，人本文化包括人与社会、企业文化的相互融合。企业文化首先是和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企业文化渗透在企业经营的各个层面，最终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都是与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相互交融的，通过彼此之间的适应与渲染，促进社会、企业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同时，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人的行为，引导其行为更加理性、规范。

最后，人本文化包括人与企业最终发展目标的统一。企业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必然通过内部组织管理、业务经营改善、对外关系提升等方面不断努力，而这些措施的最终实施还是要靠人来完成。所以，企业为了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应注重对人的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制订发展目标，更应该从人的角度考虑，制订个人发展目标，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与企业发展的统一。

通过以上对人本文化分析，可以看出人本文化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并最终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人，人既作为经营管理的载体，又作为目标，企业通过经营人来实现业务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与企业发展的统一。(www.xing528.com)

1.3.2　主要研究思路

本书共分八章，首先分析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研究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基本维度和总体构架；其次是以人本文化为视角，通过从企业治理机制、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策略、风险控制、金融文化等五个方面分析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研究山西票号是如何通过对人的经营管理实现业务发展和管理提升；最后从社会体系、文化层面探究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异同的内在原因，指出现代商业银行欠缺的内容，提出中国商业银行特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了本书的选题背景、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其中，研究视角部分明确了本书是以人本文化视角分析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引出了本书研究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基本维度和总体框架。通过环境介绍，指出山西票号所处的历史背景，提供前提支持，继而界定本书研究山西经营管理的五个维度，为后续章节确立框架。

第三章主要从人本文化视角研究山西票号的企业治理机制。企业治理机制包括产权制度、组织架构、激励约束机制三个方面。票号采取的委托代理、两权分离、联号制以及顶身股的激励机制，都说明票号在企业治理机制方面具有以人为本的设计，值得现代商业银行借鉴。

第四章主要从人本文化视角研究山西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包括选拔机制、训育机制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票号所采取的新员工选拔制、宗法约束、铺保制首先从源头上确保了票号选拔人才的可塑性；而通过学徒制、品德教育、业务技能训练与特殊技能训练的训育机制则保证了人才的实用性；再通过薪酬制度、福利制度、社会保障、身股晋升的激励制度使得票号能够留住人才，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通过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通过对员工的重视、关爱，使得员工能够全面发展，实现员工与票号的共同发展，这是现代商业银行应该借鉴的地方。

第五章主要从人本文化视角研究山西票号的经营策略。经营策略包括金融创新、业务经营、同业合作与竞争。票号创造了无数金融第一，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技术、金融制度创新；业务经营方面通过“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资金随社会需求而松紧，实现业务发展；而同业合作与竞争使票号通过对外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带动业务发展。从人本文化的视角看，票号业务经营正是通过对人的经营而实现的，所以经营好人才能经营好业务，这是现代商业银行应该借鉴的地方。

第六章主要从人本文化视角研究山西票号的风险控制。风险控制包括用人方面、风险机制、流动性管理。票号以义制利，通过从建立风险基金、密押制度、宗法与担保、市场动向跟踪、财务稽核、安全支付、严格号规以及信约公履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风险控制，确保了票号的审慎经营。现代商业银行可以借鉴票号的风险管理经验，确保审慎经营。

第七章主要从金融文化方面进行分析。山西票号的关公崇拜与义利伦理，善待相遇与中和之道，同舟共济体现的社会责任意识，经营者的修齐治平素养等方面蕴含着票号的金融文化。山西票号以人本为特色的金融文化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现代商业银行应该借鉴票号的文化塑造，提升软实力。

在对前七章总结的基础上，第八章从社会体系层面、文化层面探究了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异同的根源，分析了引进与继承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商业银行普遍欠缺的内容，最后提出中国商业银行应该以人为本，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引进先进，继承精华，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特色化之路。

1.3.3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归纳推理和史料文献研究的方法，另外适当运用比较分析法。

归纳推理法的运用体现在全文的研究视角人本文化上，将山西票号五个维度的经营管理经验置于人本文化的视角下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山西票号的人本文化核心理念，推理出中国现代商业银行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总体原则和具体策略。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本书高度重视山西票号史料文献的挖掘、整理、汇总、使用，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法，总结出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经营管理的优秀做法，为现代商业银行提供借鉴。

比较分析法体现在山西票号与商业银行的比较研究方面，比较两者在企业治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策略、风险控制、金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各自优劣势。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山西票号值得现代商业银行借鉴的优秀做法。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

第一，本书最大的创新在于山西票号研究视角的独特性，以人本文化为视角。全书以人本文化为主线，在企业治理机制、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策略、风险控制、金融文化五个具体方面对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进行分析，说明山西票号在五个方面的经营管理均是以人为本，着重分析山西票号注重人本的优秀做法，指出山西票号将人本文化融入经营管理是取得辉煌的重要原因。

第二，本书通过人本文化视角的分析，认为山西票号人本文化的核心是经营管理“人”，包括山西票号所有者（财东）、管理者（掌柜）、职工（伙计）、客户，正是通过对人的经营管理才实现山西票号各项业务的发展，从而实现山西票号最终的辉煌成就。

第三，本书认为山西票号根植于农业社会，服务于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工商业阶级和统治阶级，其价值观为以义制利，文化基础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而现代商业银行起源于工业社会，如今已迈入信息社会，其秉承的价值观是利益至上，所对应的文化基础是西方文化。两者因不同的社会背景、价值观、文化基础衍生了经营管理的差异。

第四，本书通过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比较研究，认为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存在过度追求经济利润而忽视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的倾向。因此，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应该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引进先进，继承精华，将人本文化落实到经营管理全过程，将社会责任履行与银行发展相融合、相促进，创造出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和谐为基、创新为核的特色金融文化，真正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发展新路。

1.4.2　不足

本书是在人本文化的视角下研究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优秀做法，目的是想通过对山西票号的分析，为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因此，本书的主体是分析研究山西票号的人本经营管理理念，关于山西票号的内容在全书占较大比例，而对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阐述内容占比较小。如今，现代商业银行有很多优秀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做法，本书未能充分体现，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需要后续研究补充。

【注释】

[1]《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白钦先在2002年山西票号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山西太原，2002 年7月12日。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