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4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人力资源是指人通过体力、智力活动所形成的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品质等因素。人力资源首先是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是一种为了创造物质财富而投入生产过程的要素；其次，人力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需要进行合理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开发、配置和增进企业员工的这些能力，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管理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在于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机制把丰富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力资源开发转换为具有现实生产能力和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山西票号在经营管理中特别重视优秀人才选拔，尤其关注“人”的能力的培养，充分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以“人”的发展促进票号的发展。基于此，本章从人才的选拔、培训与薪酬激励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分析研究。

4.1　选拔机制

人才的选拔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始。山西票号学徒的资质和品德必须达到票号的要求，还要有保荐人，经过严格筛选被请进号之后，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和培训才能成为正式职工，之后再经过各个方面的考核才有可能“顶生意”，即晋升人身股。

4.1.1　新员工选拔制

山西票号对员工的选拔是从对学徒的选择开始的，对学徒的选择是很严格的。“票号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选用职员，教养同人，非常慎重。”^[1]新学徒的来源，原则上只在山西票号财东或经理的同乡人中选择。学徒入号，必须在有殷实的保荐人推荐和保证之后，还要满足很多条件才能被“请进”票号做学徒。“当练习生，求人说项之时，恐有不良遗传，必先问其以上三代做何事业，出身贵贱，再侦询本人履历资格，认为可试，再分口试和笔试两种，如属合格，择日进号，名为‘请进’。”^[2]有的山西票号条件更为苛刻，“各庄所定苛刻，几乎无奇不有。如志成信所定招收伙友规则，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而保证人必须与总号有利害关系。又如协成乾招收伙友规则，除年龄身家等大致相同外，更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书算合格，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然此尚系普通条件，最可笑者，如存义公于普通条件外，更有创业老板（老掌柜）所遗鞋子一双，欲入该庄学业者，必须本人之足，与此鞋适合，方肯收录，此则匪夷所思矣。其他各庄，尚有以帽子一顶，或衣服一件，为量才利器者。”^[3]

可见，山西票号对员工的选拔首先从年龄上加以严格的限制。其次，还对学徒者的外表、品行、家世和才能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再次是通过笔试与口试两种测试，对被测试者的能力作出判断，主考官一般由总经理一级的人物担任。笔试第一要考察文理通顺、字迹工整；第二是珠算，这是商人必备的一项素质，最后要由主考官亲自主持面试。所有测试全部合格，即可“择日进号”，名曰“请进”，这是为了表示对新进者人格的尊重。同时向其表白宣示，人人都有升任经理的机会，以鼓励其安心服务，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山西商人中有一些赫赫有名的大掌柜，像雷履泰、高钰等人，都是小伙计出身。

在新员工选拔过程中，山西票号注重人的全面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这就为以后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4.1.2　宗法约束

“清人家庭有如下特色：清人家庭观念极强，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清代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决定清人家庭规模，家庭规模则反映出清代社会经济的状况和性质。”^[4]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清朝长期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很大的约束力，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总会受到亲情、乡情的影响。

山西票号招收新职员，只用山西人，他省人一律不用，而且主要是财东和总经理的本乡人。“查山西票庄同业者，关于雇佣店员之规定，限于山西人，他省之人不得援用。”^[5]山西票号中经理或员工违反了号规或做出了对山西票号不忠不义的行为，就要被开除出号，而别家票号也不会录用。“倘有经手伙友等亏挪侵蚀等情，一经查出，西帮人不复再用。”^[6]对于有过失的员工，还会有损于其家族声誉和利益，“职员既多是山西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7]山西票号选择新人入号时要“查三代”，就是要考察其家族内近亲、长辈中有无带污点的人，若有则山西票号就不予考虑。所以，经理或员工一旦做出舞弊事件，不仅会使自己身败名裂，而且会影响其家族声誉和子孙的前途。这样山西票号依靠宗法的力量约束了经理和员工的行为。

现代社会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思想的开放，宗法制度的约束也逐渐淡化，现代商业银行的人才选拔也突破了地域和家族界限，商业银行在招聘时更注重其个人能力与素质，像山西票号只用山西人的这种观点已经基本不复存在。现代商业银行对人才的选拔基本都是公开选拔，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应聘者都有机会参与到应聘当中。

山西票号的宗法约束与现代商业银行的五湖四海的人才选拔机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不同，从这方面来看，二者的人才选拔机制有很大不同。但是，山西票号注重利用宗法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使得被录用的员工能够更加约束自己的行为，减少犯错误的机会，使山西票号减少了人力管理成本。

4.1.3　铺保制

山西票号在招收新员入号时，需要有殷实的保荐人推荐和担保，被举荐人出事，不仅累及保荐人名誉，保荐人还要承担经济损失。“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辩权。”^[8]所以，保荐人在推荐学徒时就要先考察其品质，否则自己的信誉和经济都会受损。另外，“将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疲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同人感于如此严厉，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9]所以，学徒在山西票号内的行为始终由保荐人负无限连带责任，这样对于山西票号而言，“铺保制度”又使其多了一层保护。“所以山西票庄营业，自清初迄今，其同业间未闻有危险之事，未始非雇佣人之限制，有以绝其弊端耳。”^[10]

现代商业银行与员工之间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合同制是银行与职工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责、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劳动关系，并依照合同进行法制管理的新型用工制度。银行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员工建立劳动关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并结合银行自身实际情况，新入行人员，一般要实行试用期。试用期为六个月（新参加工作人员按规定执行见习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方能签订劳动合同，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辞退。现代商业银行与员工实行合同制，是从法律制度上给予双方以限制，约束双方行为，而山西票号的铺保制度虽然仅仅是一种保证行为，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对于员工以后的培养、山西票号的经营都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新员工的选拔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关。山西票号从员工的选拔严格按照宗法约束和铺保制度，从源头上把握人的质量，减少其以后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为以后良好的经营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4.2　训育机制

职员被选拔进入山西票号以后，要接受培训教育，在对学徒进行业务技能训练和特殊技能训练中，思想道德训练贯穿其中，形成了山西票号独特的训育机制。

4.2.1　学徒制

山西票号用人，全要经过总号训练。训练以后，总号派出去驻号，分号无权用人。总号训练学徒一般是三年，到期派分号做事。有的聪明出众，两年也有被派到分号的。有的过于愚笨，不到三年就被开除出号。^[11]在训练期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做日常事务，打水、扫地、侍候掌柜一切杂活，晚上练习写字和打算盘。每个学徒差不多都要做一年多时间这样的活。“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12]其间，掌柜还会考察他们是不是忠诚克勤，有无出息，适合不适合做生意。为考察号友人品，财东和掌柜还会时不时地故意遗失些碎银和铜钱，以观察他们是否忠诚无欺。如果藏匿不缴，就有可能被开除出号。

第二阶段，掌柜口传训练，教念“平砝银色折”，而且必须背熟牢记。学徒进号后必须利用业余时间熟悉业务，提高能力，如练习写字、打算盘，背诵砝码、银色歌、平码歌等。“练习生由总号年资深者训育，训育的科目，在技术方面为打算盘，习字，背诵平码，抄录信稿，练习写信及记账等……”^[13]除此之外，开始做一些抄写或帮账之事。

第三阶段，掌柜认为最有出息的学徒，就可以在柜上跟着师傅（老职工）学习做生意。山西票号学徒教材《贸易须知》第一条说道：“学生意，第一要守规矩，受拘束。不守规矩则不成方圆，不受拘束则不能收敛深藏，即顽石须经琢磨方成器耳。”^[14]这段时间内，学徒必须努力学习各种实际操作的方法，以期尽早“成事”。

“经过一定之时日，认为合格，始行录用。其后得为店伙，派赴各地分店，若见习生被认为不勤勉且不信用者，立即斥逐，非但不得再入原店，并不许更进其他票号也。”^[15]

山西票号非常重视学徒培养，从学徒收录以后，就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的培养，注重员工的长期发展与塑造，全面提升员工素质，更好地开展业务。

4.2.2　品德教育

山西票号非常重视员工的道德训练。道德训练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重信用，除伪劣，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忌恨，喜辛苦，戒奢华等”^[16]。所谓“重信用”，是指和别人打交道，说话做事要一言九鼎、说话算数。所谓“除虚伪”，是指要诚实待人，不要骗人。所谓“节情欲”，是指努力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所谓“鄙利己”，是指反对那种光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行为。所谓“奉博爱”，是指要发扬仁义精神，爱顾客、爱员工、爱社会。所谓“薄忌恨”，是指要与人为善，不能记恨在心、耿耿于怀。所谓“喜辛苦”，是指不畏辛苦，热爱劳动，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戒奢华”，是指员工之间要比工作、比业绩，而不是比吃喝、比穿戴，这会泯灭人的斗志，与艰苦的从商工作的要求相违背。

对于一些大企业而言，对员工的教育，则会形成一套系统的制度和要求，如祁县大德通票号极盛时期坚持“延名师教育伙友，讲名著培养立身基础”，“黜华崇实，不为习俗所移，且盖加慎敏，延名师教育青年伙友，讲名著培养立身基础……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17]

道德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道德修养的考核。具体的考核办法有：“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易难，卒问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惰，班期二年以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18]由此可见，山西票号道德考核范围是非常全面和完善的。

山西票号对员工的技术培训使其熟悉了山西票号的业务，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与此同时进行的道德教育则增强了职工对山西票号文化的认同感，使员工将票号发展与自己的价值取向合而为一，既避免了一些由于员工本身的品德差异带来的道德风险，又增进了职工的业务能力。

4.2.3　业务技能训练

山西票号的专业技能训练，主要包括对票号经营过程中基本服务的了解和对本职工作专业技能的掌握。基本服务技能是指企业员工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待人接物的技能，此项技能的培训主要在学徒期间进行。学徒被录用以后的一年中，主要任务就是做日常杂务，诸如打水扫地、伺候掌柜等。“学生意，清晨起来，即扫地、掸柜、抹桌、擦椅、添砚池水、润笔、擦戥子、拎水与人洗脸、烧香、冲茶，俱系初学之。学生意，扫地先将水洒，可免喷灰。次之，一帚压一帚，轻轻而扫，勿使尘飞。客到，俟客坐定，即斟茶，双手之请茶奉过，退两步，再回头走。茶吃过，即奉烟、请烟。如客坐多时，再茶再烟。客去即将茶盅烟袋归于原处，不可东搭西掼。”^[19]这些杂事看似不重要，却是山西票号培养人才的第一步，只有做好了杂事，培养起对长辈、顾客的尊重和合乎礼法的举止，才有可能取得信任、赢得生意。细节决定成败，通过规范学徒的言行举止，培养他们的待人接物能力，为他们日后融入市场、视顾客如上帝，进而为企业促成生意、树立企业形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技能方面，票号主要培训书写和珠算，还要求学习、背诵“平码银色折”，以熟练掌握各地平码银色的折算标准，识记山西票号内部的密押等；普通商号则侧重于交易产品知识、营销技巧、交易方式，如“切口”（一种用手谈价的方式）等的培训，要求员工对主营业务的产品了如指掌，知道其产地、价格、主要特点等知识，了解物品从产地到销地包括途经地点的风土人情等。

山西票号的专业技能培训种类繁多、门类齐全，全部是为了提高员工的业务水平。通过专业技能训练，员工基本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业务上之统筹方法，计算上之经济技巧，无一不通”。^[20]

4.2.4　特殊技能培训

对于业务流程中包含物资运送、对外交流（包括外国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环节的企业，山西票号还对其员工培训诸如骑马、驾骆驼、学习语言等方面的特别训练，有些设有边疆地区分号，学徒职工必须通晓当地民族语言，如俄语、蒙语、日语等。山西票号对学徒的录用培训十分严格，“且择齿近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予身股，其在蒙古者通蒙语，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生徒无其勤也。”^[21]

山西票号通过对学徒的专业技能训练，道德教育贯穿始终，用业务与品质结合的培训方式培养员工，无形的道德观念根植于内心，指导着实际的业务操作。这种选拔和培训机制不但使员工掌握了熟练的技能，更受到了思想上的熏陶，能使员工全面发展。

4.3　薪酬激励机制

物质资本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力资本来运营，因此，企业必须较好地设计薪酬激励机制，较好地对员工进行激励，促进其不断提升自身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山西票号注重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给予员工以激励，使得东伙齐心协力，创造了票号的辉煌。

4.3.1　薪酬制度

山西票号给员工的薪酬是很丰厚的，顶有身股的职员，每年发给应支和津贴，应支在账期分配红利时扣除，津贴则出账。没有顶身股的职员，则发给薪金，到年底还有赏钱。

（1）身股分红

山西票号的顶身股制度是一种激励制度。掌柜、伙计虽然没有资本金，但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资历以及在山西票号中的功劳作为顶身股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山西票号的分红。“各伙友入号在三次账期以上，工作勤奋，未有过失，即可由大掌柜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即将其姓名登录于万金账中，俗称为‘顶生意’。”^[22]山西票号实行人身股与财东的资本股均等分红的办法，“‘人股’即俗所称‘顶身股’，并不实缴股金，即以全部管事伙友之心力，作为若干股，得与实缴资本各股东，均分红利之谓也”。^[23]

顶身股制度一方面可以保证正式顶身入股的伙计是经过山西票号十多年考验的可靠人员；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辛勤工作、忠于票号的伙计而言也是一种褒奖，同时它也激励着其他伙计全心全意地为票号工作。对于那些没有资格入股的伙计则按年领取辛金（即“薪金”），实为年薪制，一年领一次或分两次领取，到年底还有赏金。学徒也按入票号的年限领取薪金，以后逐年视个人绩效增加薪金，领到一定年限或有突出业绩时就有资格享受初级的“顶身股”了。例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分红账中，总盈利为24 723两，每股分红850两，财东分得17 000两；而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分红时，大德通票号总盈利为743 545两，每股分红17 000两，财东分得405 500两。^[24]下表为大德通票号各账期资本额、盈利总额和每股分红。

表4-1　大德通票号各账期资本和利润率

资料来源：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从上表看出，大德通票号在1889～1908年这20年间，每股利润增长了20倍。从财东的角度看，尽管其资本投入增加了120000两，但其盈利能力增加了313.26%，财东分红额几乎增长了23倍。从职员的角度看，1889年分红额占总盈利的31.24%，到了1908年，职工分红额占总盈利的45.46%，占比增加了14.22个百分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身股制度能激励员工将票号的总体发展和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两者合二为一，增强员工的责任感，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到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中。财东允许掌柜及够资格的伙计以自己的业绩和资历入股，给他们以顶身股分红，把员工的切身利益与票号的利润捆绑在一起。“身股制”巧妙转化了掌柜、伙计的工作目的：把直接为票号、间接为自己，转变为直接为自己打工，员工“为自己”工作的内在动力和需求被强烈地激发出来。员工顶身股越多，说明他为票号创造的利益就越大，他所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而他与票号整体利益的矛盾冲突就越小。由于分红总额增大了，财东最终所分得的红利不是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是近让小利，远收大益。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贝克尔等人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物质资本之外存在人力资本，指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在具体实践中，西方企业普遍建立了完善的人力资本股份制度，如职工持股、虚拟股票、股票期权计划等。其中股票期权计划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美国，从80年代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运用，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上市公司中得到普遍实施，目前，几乎90%的上市公司都有股票期权计划，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与西方的期股制度相比，晋商“人身股”制度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表现在：

第一，时间的先进性。晋商“人身股”制度产生于15世纪，比西方的期股制度早了大约500年。第二，覆盖范围的先进性。人身股的覆盖范围比股票期权制大得多。人身股适用于掌柜、经理和优秀伙计，人员大致可达30%左右，而股票期权制主要适用于高级管理层，范围较小。第三，激励时效性不同。人身股无期限限制，在任期内都有效，并且可延伸至“故股”一到三期，激励时效长，作用大，避免了人身股持有者的短期化行为；而在股票期权激励中，由于期权的行使期限已经设定，因此，期权持有者往往关心的是其股票在行使期内的短期价格，而非公司长期价值，因而不能使经理人与股东利益完全一致。

（2）应支

山西票号内“‘顶身股’的人员，每年按其股厘的数目，给予应支的款项名曰‘支使银’，或简称‘应支’。每年应支，大概每股多则五百两，少则三四百两不等，分四季支用。到了三四年后‘合账’（亦称大账期，即会计年度）分红时候，无论‘应支’多寡，概由各人应得的红利内扣除。上至大掌柜，下至各职员，同一待遇，倘若营业很坏，没有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除每年‘应支’由号中出账外，毫无所得”^[25]。也就是说已顶身股的职员只有在到账期时才有分红，平时一般没有薪金，但是有一定的津贴，平日可以提前支取“应支”，以备日常之用，到账期分红时，在各人所得的分红中扣除，若此账期内票号经营不善，没有分红，则顶有身股的职员就只有应支所得。大德通票号光绪十年（1884年）所立的号规中记载：“号内身股，每年应支：一分以一百二十两，九厘一百一十两，八厘一百两，七厘九十两，六厘八十两，四五厘七十两，三厘六十两，二厘五十两，春冬两标祁铺下账。”^[26]光绪十四年（1888年）号规中记载：“各顶身力，每年应支：一俸者以一百五十两，九厘以一百三十五两，八厘以一百二十两，七厘以一百一十两，六厘以一百两，五厘以九十两，三厘以八十两，二厘以七十两，一厘以六十两，每年春冬两标下支。”^[27]

（3）薪金

山西票号所用职员，初进号时，除食宿费由号中供给外，其薪俸每年仅七八两，以后逐年视成绩优劣递加薪金，故须在号中有十余年历史，薪金始能增至八十两或一百两。

表4-2　光绪末年上海的山西票号职员设置及薪资待遇

资料来源：据《清国商业总览》卷四统计整理。

在票号中对于“没有‘吃股’的伙友们，则按年给予薪水，自二三十两至七八十两、一百两不等。或一年领一次，或一年分两季支取。领薪水者，到年底尚有赏金。学徒也有薪水，每年八两居多。年终赏钱大概有几两。学徒的薪水，按其成绩逐年增加一次，自二两、四两起至十二、十四两止，到了年俸可得七八十两时，则有资格‘顶身股’一二厘了。”^[28]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知道没有“吃股”（即享有身股）的职员，实行年薪制，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增加，表现佳者，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就有资格顶身股了。领薪水的职工和学徒，到年终还有赏钱。

表4-3　协成乾山西票号号伙薪金统计（1906年）

资料来源：据太谷县《协成乾人名折》编制。

从表4-3和第三章表3-2可以看出，初入号者报酬极低，只能用于零花；年资为薪金增加的主要依据，各薪金段员工的数量大体相同；有两个薪金增加的极限，薪金最高者为100两白银，只有少数高级职员，才可能达到薪金百两，对多数员工来说，70两为增长的极限。

山西票号中，作为基本工资形式的“薪金制”保证了刚入票号的普通伙计的生存、发展，使得那些没有享受“顶身股”的伙计也可按其工作年限和业绩受到激励，避免了在激励制度中只重对掌柜和重要伙计的激励而忽视普通伙计的现象，从而为票号的稳定成长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础。山西票号“薪金制”的经验，注重发挥所有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共同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

现代商业银行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基本工资是以员工的工作岗位或职务为依据而获取的劳动报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基本工资采用岗位工资制度，根据岗位的技术含量、岗位责任、市场的替换成本对岗位进行分级，不同的岗位，待遇不一样，实行“定岗定薪、异岗异薪”。绩效工资，它主要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和员工的个人绩效综合考虑。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指标不完善，导致绩效工资不具有竞争性。所以，商业银行要确定合理的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对员工的绩效工资进行确认和计量，考核员工的业绩必须基于广泛的因素而非单一的标准，以避免鼓励员工为追求单一的业绩而牺牲银行其他重要方面。对员工业绩的考核目标应该包括单位的业绩和个人的业绩，以激励员工以个人奋斗和团体协作相结合，为提高银行整体业绩而多作贡献。

4.3.2　福利制度

山西票号除了给其员工顶身股和发放薪金之外，还有很多福利和保障制度。员工的伙食和衣资由票号开支，定期有休假，票号还会创办义学，免费让员工子弟入学，如子弟品质良好，还可以到山西票号工作。对已“顶身股”的员工去世后，财东视他们生前贡献的大小及所顶身股的多寡，还给其家属发放一至两个账期的应支、津贴和红利。

（1）伙食与衣资

“总号人员……除日用饮食归号开支外，其余衣服零用，皆归自备。分号人员，除经副理应支、赚薪入薪水均由总号支给，往来川资亦归总号给予出账外，至彼等在外之衣服零用，均由分号给予出账，但有等级规定（大概经理每月十两，副理八两，其他人员六四两不等），日用饮食，亦归各分号开支。”^[29]可以看出总号人员的日用饮食、分号人员的往来川资归总号开支，分号人员则更加优待，甚至衣服零用都归分号开支。“关于分号职员待遇，有一两则传闻，颇有趣闻。职员初来票庄时，只带一小包，到号中则制被褥和衣服，到了‘下班’，则全副带回去。原先衣服由号供给，后来票庄为缩减费用起见，只管衣服里，不管面。当时职员则出花样，用次等的料做面，用绸缎做里。到‘下班’时，则将里面翻改。”^[30]这些都可以看出山西票号的待遇是比较优厚的。

（2）山西票号的“班期”(www.xing528.com)

“票庄与其他旧式的商业机关一样，没有定期休息。但各职员依一定服务的年限及地方的远近，可得多少假期，总号人员两三个月可以休息七天。太原分号一年休息两个月，天津及其他各地分号，原先三四年休息半年，后来因为交通便利，改为两年或两年半，休息一次。东三省及边陲远处，则五年后休息一年，因为路途遥远，旅费太多，往返不易。不论几年休息一次，概称为‘班期’，到休息时回家，即所谓‘下班’。”^[31]“在分号路远者，如东三省、蒙古、新疆等，每五年回家一次，名为‘下班’，在家居一年，后改为三年。现在平、津、上海等地，因交通便利，每两年回家一次，在太原及祁县者，每年给予假期两个月。分号上下班的路费，均归号中。‘下班’时先要到总号，将己身随带衣物，录一花折，开明支使银两，随身如数结束。”^[32]以上史料说明山西票号的休假时间还是很合理的。

4.3.3　社会保障

（1）子弟教育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经常为书院、义学捐款助学。史料记载临猗县孙家庄荆百达，“幼好读书，以家贫贸易河南。因始不染市井气习，年迈归里，修理祠堂，教训子弟”^[33]。永济县“秦魁炎，上阳村人，少壮业商，而苦读于小学。尝于村东购麻谷，废寺创立书院，名曰‘归儒’”^[34]。新绛县“韩杰，字汉卿，……捐舍修学为诸生昌。平生所积，以仗义散尽”^[35]。高平县大商业家族赵家在侯庄修建书房学馆七所，其中在清乾隆末年“三和堂”分居鼎立，各修学馆一所，其院落至今还在。到清咸丰、同治时，赵家第七代传人又捐资建立义学一所，不仅供自家子弟读书使用，同时供全村孩子学习使用。^[36]这样由山西商人捐资创办的书院、义学、私塾可以免费让其员工的子弟上学，不仅解除了员工的后顾之忧，也为其以后经商培养了人才。

另外，山西票号对“其发起之人及效力年久者，于其身后，必给身股以赡其家，子孙而贤，仍可入号”^[37]。也就是说，山西票号对于对票号贡献较大的员工的子孙，若是资质品德良好，可以进入号内工作，解决一部分子弟就业问题。

（2）故身股

山西票号中除了上述的各项福利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社会保障制度——故身股制，它是对顶身股制的延续和补充。所谓的“故身股”，指票号中已顶身股的伙友去世后，财东视他们生前贡献的大小及所顶身股的多寡，在几年内，还给其家属发放其生前享受的待遇。在《山西票号史料》中记载了大德通票号三个账期分红账中的“故身股”，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分红账中“计开故股：振基梁已人力六厘，应分得余利宝银五百一十两。迪功温已人力四厘，应分得余利宝银三百四十两。溯曾阎已人力三厘，应分得余利宝银二百五十五两”^[38]。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分红账中“计开故股：延桂许已人力九厘，应分得余利宝银一万五千三百两，应公存银九百两。朝镔韩已人力七厘，应分得余利宝银一万一千九百两，应公存银七百两。高璞已人力四厘五，应分得余利宝银七千六百五十两，应公存银四百五十两。兆鸿何已人力三厘，应分得余利宝银五千一百两，应公存银三百两。通垣陈已人力一厘五，应分得余利宝银二千五百五十两，应公存银一百五十两”^[39]。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分红账中“计开故股：高钰已人力一分，应分得余利宝银八千两。调元赵已人力七厘五，应分得余利银六千两。其汉宗已人力六厘，应分得余利银四千八百两。书翰张已人力三厘五，应分得余利银二千八百两。苗秀已人力一厘五，应分得余利银一千二百两”^[40]。这些都是关于山西票号中已故职工享有的分红数。

另一方面是关于分红年限，已故职工享有的分红年限与其身股数密切相关。大德通票号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号规》规定：“人力故股，一厘至六厘，四年清结，七厘至一俸，六年清结。若初顶身股，未经账期而故者，勿论多少，三年清结。若功绩异常，或临故有毁之事，宜加宜减，众东另议。”^[41]大德通票号《光绪三十年合账众东添规五条》规定：“号伙故股一厘至三厘者以三年清结，四五厘者以四年清结，六七厘者以五年清结，八九里者以六年清结，一俸者七年清结，生意亦一俸，当过领袖者以八年清结。如有俸股，请进未有四年而故者，一厘至五厘二年，六厘以上者三年清结。”^[42]这些史料说明身故后职工享有的分红年限与其生前的身股数成正比，也参考其生前功绩的大小，再给其家属发放一至二个账期的应支、津贴和红利。

“故身股”的设立，对顶身股者及其家属而言，是一种无言的情感慰藉和巨大精神的激励，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山西票号的凝聚力，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山西票号业的社会保障制度。

（3）精神文化生活

山西票号除了给其员工物质激励外，还会在精神上给予照顾，逢年过节时，山西票号会组织戏剧、秧歌、社火等活动，平时闲暇时间练习武术，都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

明清晋商“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他们因远离家乡，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所驻商埠所在地演出。在山西商人聚集的商业重镇大多有山西会馆，而会馆内多筑有戏台，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43]另外，逢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商家还会以秧歌、社火等形式开展迎喜神活动。光绪时，秧歌剧曲内容与生活进一步贴近，颇受群众喜爱，太谷秧歌有不少反映商人生活的剧目，用太谷方言唱，唱词、道白诙谐风趣。社火，是旧时在节日扮演的各种杂戏。清后期晋中多富商，每逢年节，商家也会组织社火，供自家子弟和乡亲们欣赏，所以，这一带的社火也十分繁盛。^[44]此外，由于晋商外出经商常在数千里外，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险阻，甚至盗贼的袭击，因此，晋商历来重视武术，并有不少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甚至参加军事斗争抗击入侵海盗。^[45]

4.3.4　身股晋升

山西票号对于人才的选拔要经过如下程序：“每一伙友入号，日间在门市部练习，晚间收市后，分由各高级伙友教授珠算及文字。半年以后，经高级人员推荐，乃有练习跑街资格。上市经年，经高级人员认为可以造就者，乃派充录信员，先誊各埠来函一年，后经文牍先生赏识，乃改缮外发信件，同时由文牍先生教以文字学。再经年余，乃有升充帮账之望。帮账半年后，遇各分庄有调换人员之举，经高级人员提拔，乃得派赴各埠分庄服务。一经外派，身价立高，勿问在分庄担任何项职务，皆有二老板之身份。”^[46]这就是山西票号对于优秀学徒的一个晋升途径，即学徒—师傅—掌柜，三年期满认为资质聪颖者就被派到分号做事，并以二掌柜的身份对待，而那些过于愚笨者，可能不到三年训练期满就被开除出号了。

山西票号员工从学徒开始，坚持学习、不断进取，凭借自身专业能力的提高和逐渐积累的经验，逐步提升，从学徒到伙计，直至掌柜。通过这样一套选人机制，能确保在重要岗位上的人不仅业务能力强，道德素养也比较好。对这种道德素养比较好的人，再加上一整套约束力比较强的约束机制，基本上可以保证这些人不会滥用权力，不会以权谋私，更不会背叛东家和商号。

山西票号为员工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环境和条件，在员工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山西票号对员工的激励机制是多层次、全方位的。顶身股可使员工得到长期的利润分红；应支和薪金使员工得到了目前的满足；伙食和衣资由号内开支，还有定期休假；山西票号创办义学免费让员工子弟上学，若子弟贤能，还可入号工作；山西票号还会照顾到员工的精神生活，不定期开展娱乐活动；员工身故，“故股”又解除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山西票号从物质激励到精神照顾，从员工生前到身后的全面激励措施提高了员工对票号的忠诚度和感情，也使他们的个人利益获得了切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山西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以票号的共同目标为引导，并以此指导员工自己的行动，否则个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会导致与票号目标的冲突，从而使票号的最终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山西票号的以人为本是员工个人价值与票号整体目标实现的统一，通过对人的管理来实现票号的发展目标。

4.4　本章小结

山西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才选拔机制、训育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号规管理与生活关心等。山西票号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把普通的人力资源转换为具有现实生产能力和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从根本上讲，是人本文化的表现。

第一，山西票号很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票号的人才选拔机制注重乡土情结，通过训育机制使员工掌握全面的能力素质，激励机制给予员工物质与精神激励。从人才的选拔、培养、晋升，票号都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真正通过经营人来经营业务，实现人与票号的和谐发展。现代商业银行面对激烈的竞争，往往因过于注重业务发展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并未重视到人力资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现代商业银行应该更新观念，重视人力资本，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最终以人带动业务发展。

第二，山西票号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投身到票号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与票号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山西票号通过顶身股制度的激励，对员工能力进行激励，给予员工物质、精神激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这样，学徒、伙计和经理都把票号作为自己的事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而现代商业银行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比票号有所放松，侧重于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但对如何提升人力资源自我实现、自我发挥的积极主动性方面有所欠缺，未能真正把银行的人力资本提升和全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山西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直接体现其企业文化，是票号软实力的体现。山西票号在用号规管理员工的同时，切实营造出和谐的企业氛围，而这种无形的企业氛围又会对员工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全体员工能够认同并将其根植于心，形成一种合力，形成票号独特的企业文化。现代商业银行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往往通过硬性的管理，用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这本身是为了减少各种风险，促进内部控制机制的健全。但是应该补充思考如何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使员工产生向心力，减少管理成本，凝聚管理合力，真正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促进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注释】

[1]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1936年未刊稿；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2页。

[2]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1936年未刊稿；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2页。

[3]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二期，187页，1937年2月；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4页。

[4]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第1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5]贺黻晃：《中国经济全书》第11册，1910年，第192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6]《续劝晋账号捐说》，《申报》，1879年5月25日；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8页。

[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61页。

[8]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1936年未刊稿；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1页。

[9]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1936年未刊稿；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1页。

[10]贺黻晃：《中国经济全书》第11册，1910年，第192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11]《乔殿蛟访问记录》，1961年1月；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12]《贸易须知》晋商抄本。

[13]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14]《贸易须知》晋商抄本。

[15]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9页。

[16]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4页。

[17]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2页。

[18]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第57—58页，194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19]《贸易须知》晋商抄本。

[20]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5页。

[21]（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4页。

[22]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见《中央银行月报》6卷2号，1937 年2月；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83页。

[23]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第88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1页。

[24]大德通1889年、1908年分红账，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1—632页。

[25]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87—88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4页。

[26]《大德通设立时号规——光绪十年新号议定号款录》，山西财经学院收藏；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6页。

[27]大德通《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合账重议号规款录——第一次修改章程》；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7页。

[28]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87—88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4页。

[29]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沿革》，《中央银行月报》第四卷第一期，1935 年1月；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5页。

[30]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88—89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5页。

[31]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89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0页。

[3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第59—60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0页。

[33]《续猗氏县志》光绪版，卷上；转引自：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

[34]《永济县志》光绪版，卷13；转引自：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

[35]《新绛县志》民国版，卷5；转引自：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

[36]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

[37]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第70-71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82页。

[38]大德通《光绪十五年分红账》，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2页。

[39]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第62—70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3页。

[40]大德通《民国十四年分红账》，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4页。

[41]大德通《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合账重议号规款录——第一次修改章程》，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8页。

[42]大德通《光绪三十年合账众东添规五条》，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0页。

[43]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第176—177页。

[44]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181 —182页。

[45]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192页。

[46]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第57—58页；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