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僻处山区的徽州社会，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了显著的变迁和震荡。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发展时期，“人情丕变，万象更新”，[75]因此，我们绝不能以世风日下、民俗浇漓来简单评价它。虽然因明王朝的统治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爆发，特别是明末清初无休止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的不断发生，徽州未能最终完成社会的转型。但明清时期社会变迁中徽州大众心态在历经种种波折、充分暴露其焦灼浮躁一面的同时，也给徽州社会注入了活力，尽管徽州社会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明清时期社会变迁对徽州大众心态和观念的猛烈抨击，直接把死气沉沉的传统徽州推向了一个充满竞争与风险、生机与活力的新阶段。农本商末观念为重商思想取代后，徽州所出现的“业贾遍于天下”的局面，不仅使徽州大众摆脱了封闭与愚昧，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强烈的竞争观念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带回到程朱理学的故里——徽州。他们“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76]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任重致远的“徽骆驼”品格，为徽州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其次，宗族认同的心态是徽州激烈的社会变迁中迅速发展和活跃起来的。这种强化了的宗族血缘组织，虽然在徽州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起过一些负面作用，但就总体而言，徽州宗族在团结御侮、扶贫济困和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等方面，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变迁中，徽商逐渐将血缘组织扩大为地缘和业缘组织，对增强宗族的凝聚功能、减少族内成员因心态失衡而向社会发泄不满所导致的过激行为，以及提高徽商抗御风险能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歙县呈坎罗氏宗族能和侵其祖坟的寺僧佛海、法椿等“讦奏七本，首尾八年，始得归结”，[77]并最终打赢官司；休宁程锁之所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贾，靠的都是宗族的力量。如果没有宗族贤豪者10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78]作为最初经商资本的话，程锁是很难能成为富甲乡里的大商人的。
最后，徽州大众的玩世不恭心态，尤其是“健讼成风”的习俗，[79]虽然可使不肖吏胥任意处置，“两造之下，只视钱之少多，不分理之长短。锻炼深文，高下其手”。[80]但因徽州人“负气不受非理之辱，告讦成风”，使得“贪吏亦往往畏之”。[81]康熙时祁门县令葛殿桢收捕县民王末，“激变村民，竟致揭挺围署。末虽毙狱，而葛令亦以投缳殒身”。[82]因此，就这一角度来说，徽州大众某些玩世不恭心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失范行为，在对徽州社会经济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多少对该地的贪官污吏具有打击和警醒作用，从而为徽州吏治的清廉做出了贡献。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审理词讼，当堂面撰审词”，[83]清初休宁知县廖腾煃于《严禁请托示》告文末尾大书“端本澄源，使民无讼”[84]等现象的出现，应当说是徽州清廉吏治的表率，是健讼之风驱使下的产物。
此外，在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文化心态如道德至上、勤俭节约和精神自慰等心态，对徽州社会的变迁以及良好社会风气的维持，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徽州各地文人会社的建立，“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85]社会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反映各个阶层大众声音的多元化社会格局的形成，无疑是徽州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但是，由于明末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朽黑暗，各地农民起义纷纷爆发，关外的满族统治者入关和大清王朝的建立，种种无休止的动乱和战争，使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直到乾隆时期，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然而，此时已是封建统治飘摇欲坠的时候了。明清时期的徽州未能顺利完成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86]徽州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失去了一次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机会”。[87]
【注释】
[1]（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一引《云谷卧余》。
[2]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
[3]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4]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6]同上。
[7]（明）张翰：《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8]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六《风土》。
[9]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10]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六《风土》。
[11]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2]嘉庆《黟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
[13]万历《歙志》卷首《序》。
[14]（明）傅岩：《歙纪》卷八《纪条示·杜棍谋以坚义济》。
[15]参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6]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7]万历《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18]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六《风土》。
[19]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六《风土》。
[20]（明）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一四《国初礼贤录》。
[21]（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一六《阜成篇》。
[22]万历《歙志》传卷一○志二○《货殖》。
[23]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六《风土》。
[24]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六《风土》。
[25]万历《歙志》传卷一○志二○《货殖》。
[26]嘉庆《黟县志》卷一六《艺文志·黄士琪·纪邑中风土·商》。
[27]隆庆《文堂乡约家法》。
[28]（明）傅岩：《歙纪》卷五《纪政迹·修备赘言》。
[29]（明）傅岩：《歙纪》卷五《纪政迹·事迹》。
[30]（明）王圻：《王侍御类稿》卷四《吾从录序》。
[31]（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
[33]（明）程一枝：《程典》卷四《风俗》。
[34]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35]同上。
[36]万历《歙志》卷首《序》。
[37]（明）傅岩：《歙纪》卷五《纪政迹·修备赘言》。
[38]隆庆《文堂乡约家法》。
[39]（明）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一五《程少君行状》。
[40]（明）凌皌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
[41]详见黟县西递古民居楹联，全联文字如下：“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www.xing528.com)
[42]嘉庆《黟县志》卷一六《艺文志·黄士琪·纪邑中风土·商》。
[44]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45]（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上《复汪秀才》。
[46]同上，卷上《复钟世兄》。
[47]同上，卷下《两江总制傅、安徽巡抚江详文》。
[48]同上，卷上《上高臬宪》。
[49]同上，卷上《上高臬宪》。
[50]（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上《复钟世兄》。
[51]万历《歙志》考卷三志四《户赋》。
[52]（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上《告城隍文》。
[53]同上，卷上《与同年陈解人枢部》。
[54]（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上《与同年陈解人枢部》。
[55]（明）傅岩：《歙纪》卷六《纪详议·申报打行》。
[56]同上，卷八《纪条示·中禁抢借》。
[57]同上，卷八《纪条示·禁夜戏》。
[58]同上，卷八《纪条示·逐流娼》。
[59]同上，卷五《纪政迹·事迹》。
[60]同上，卷五《纪政迹·事迹》。
[61]（明）傅岩：《歙纪》卷五《纪政迹·事迹》。
[62]（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上《上郑藩宪》。
[63]同上，卷上《上汪涵斋府丞》。
[64]同上，卷上《上汪涵斋府丞》。
[65]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
[66]（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
[67]康熙《黟县志》卷四《箴祐论》。
[68]（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69]万历《祁门县志》卷四《人事志·风俗》。
[70]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71]（明）傅岩：《歙纪》卷九《纪谳语》。
[72]同上，卷九《纪谳语》。
[73]（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两江总制傅、安徽巡抚江详文》。
[74]（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禁止锢婢示》。
[75]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76]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
[77]嘉靖《杨干院归结始末》。
[78]（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九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79]（清）吴宏：《纸上经纶》卷五《告示·禁钻营》。
[80]（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招徕示》。
[81]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82]同上。
[83]（明）傅岩：《歙纪》卷五《纪政迹·事迹》。
[84]（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严禁请托示》。
[85]（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八《歙风俗礼教考》。
[86]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87]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第7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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