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社会禁赌活动

三、明清徽州的民间禁赌活动

事实上，明清时期国家有关禁赌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在民间的执行与实施，虽然就整体而言收效不大，但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下，民间各种禁赌的举措很值得借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徽州各地明清时期官府的禁赌告示、民间的禁赌碑和戒赌约，以及各地宗族的族规家法等材料来看，该时期徽州的民间禁赌活动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局面。

（一）徽州地方官府的禁赌举措

针对明代徽州赌博之风蔓延、地痞无赖设局诱赌活动猖獗的局面，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明末歙县知县傅岩一方面采取了教化和疏导的措施，指出：“赌博之人，半属贪癡，半属嬉戏，使之亦从嬉戏入门，学（武艺——引者注）至精熟；”^[16]另一方面，对专以设局诱赌的地痞无赖之辈，则从严打击，“出示严禁”，并责成乡约里保密行查访，先后抓获和惩治了黄甫、黄光表、饶细九、程继鸾和汪瞎黑等害群之马。^[17]清康熙年间朝廷关于赌博新条例颁行后，徽州府积极响应，专门下发了“禁游湖赌博”的告示。告示全文如下：

从来好赌之人，往往费时失业，荡产倾家，为害不小。尔褒民喜无他长，惟不论男父老幼，皆酷好游湖，牌一到手，则食可忘寝可废，终日不倦，夜以继之。衣于何来，食于何得，仰何以事，俯何以育，皆置之九霄云外矣。安望其勤耕力作，尽人事以待天功乎？即或工作有人，无烦己力，然佣工之人，勤怠不齐，主人不到，则勤者亦欲偷安；亲身督率，则怠者亦不敢或辍。果能禁绝游湖，不离陇畔，则雇两人之工可以做三人之活，常年栽田三十亩矣。本身衣食及仰事俯育之计岂不裕如？嗣后务将湖牌割爱焚毁。如有一家藏匿湖牌，纠合赌党，仍前游湖者，责在乡地邻佑举首。倘敢徇情容隐，一经察出，定遵新例，一并重处，决不姑宽。^[18]

延至清末，这种官府以禁赌告示的形式严禁和打击赌博活动依然是徽州禁赌活动的主体。清末休宁县赌博活动猖獗，“喝雉呼卢之偶聚，一不生产者类也，如大河滨、西门头，约有数百辈”。^[19]为严厉打击猖獗的赌博活动，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亦曾以“批示”的形式，严申赌博禁令，云：

赌博为地方巨害，盗窃、人命胥由此生。久经本府一再饬禁，凫溪口、黄畲口两处虽系祁、休接壤之区，并非瓯脱，何以赌棍开设摊宝毫无忌惮？实属玩法已极。各营县毫无所闻，难保无差兵捕保庇纵容隐情事。本府前在屯溪河街一带，亲自捉赌局数处，其明证也。仰休宁县立即会同祁门县约期驰诣该村，密拿著名赌棍，尽法惩办，并会衔出示严申禁令，以杜后患，均毋率延。^[20]

以这种“告示”的形式，历数赌博之害，严申禁赌法令，这是徽州也是其他地区地方官府贯彻执行封建国家禁赌法令的最一般的方式。

（二）利用乡绅、联合地方乡约和保甲等基层组织的禁赌举措

除亲自颁布禁赌告示严禁赌博活动之外，明清时期徽州各级官府还支持和利用地方乡绅与民间基层组织，对赌博行为进行劝惩。

我们知道，乡绅是活跃于明清城乡各地一支重要的力量，乡约和保甲则分别是一种民间的教化和治安防御组织。明代中期至清代，统治者大力利用乡绅力量，广泛在城乡各地倡建会社、乡约和保甲组织。在各级统治者倡导下，徽州民间普遍建立了以“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21]为目的的乡约组织。明清两朝，徽州地方官府就是通过乡约、会社等组织，将国家禁赌法令传至民间，以使民间奉行遵守的。清代嘉庆、道光、同治和光绪时期，清王朝加大了打击赌博行为的力度，徽州府、县两级官府，及时将此信息告知各地乡约和会社。乡约与会社积极配合，纷纷以竖立《禁赌碑》等形式，再将此信息传诸民间。我们在婺源赋春镇冲田村和祁门彭龙乡历溪、彭龙二村，分别发现了数通竖于河岸和桥边的《禁赌碑》。其中，冲田村的《禁赌碑》系该村乡约于嘉庆十年（1805）初立于该村河岸，上书“奉例永禁赌博”、“同治四年（1865）加禁”等文字。历溪舜溪桥边的《禁赌碑》系历溪乡约于光绪十八年（1892）竖立，碑文大书“奉宪示加禁赌博”7字。彭龙文溪桥边的《禁赌碑》，系由彭龙合族乡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竖立，碑文为“奉宪示严禁赌博”7字。

除仅刻“严禁赌博”数字加以禁赌以外，清代及民国时期，禁赌碑文也愈来愈多，内容亦更加具体，但都基本遵循教化为主、禁止和打击为辅的原则。自嘉庆以后，对赌博的禁止和打击显然变得越来越严厉。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月初八日《祁门文堂禁赌碑》还是基于宗族教化的目的，云：“赌博之风起，则人心漓；人心漓，则习俗坏。皇上以化民成俗为心，良有司从而董戒之，其不悛者罪以科。至于坚明约束，变化整饬，则赖一乡之善士也。吾长枫士隆、士深二位族叔祖以身为子弟先，而又循循训诫，严整有法。今与都人为禁赌之约，而合都莫不率从。古所称熏德而善良者，不信然从哉？所愿诸君子时相劝勉，永申此禁。由此而上之，相与讲求，夫孝友、睦渊、任恤之道，恭敬、逊让之风，将见风俗人心蒸蒸益上，又岂仅禁赌一节而已哉！仅坚其约而推广之。”^[22]但次年三月婺源思口延村的《弭赌杜窃碑》对赌博行为的打击，就变得严厉多了。该禁赌告示指出：“特授婺源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孙为弭赌杜窃、叩赏给示勒禁维风事。□□□□金荣光、民人吴士银、吴恒有、程士彬、程启珏、程国章、汪子成以前事具□□□□等聚一村，村内耆民严禁赌博，防开匪类；村外水口，历蓄山苗荫护宅基，诚以水口山神庙坟冢胥赖庇荫。更以赌博弊窦，实为法纪不容，奸盗诈伪从此滋生，所以两条。切近有不法樵竖潜往村旁，或向僻静之区，席地而坐，做宝跌钱；或入水口，村内觑切。做宝跌钱，即是酿赌之渐；搬枝摘叶，更开盗砍之端。与其酿害将来，不如及杲勒宪台赏准给示，俾勒碑禁。笃俗维风，群歌乐口颂恩上禀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该村附近居民人等知悉：嗣后，毋许一切赌博，并不许入该村水口林内搬枝摘叶。各禀县，以凭拿究，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23]显然，嘉庆二十五年（1820）婺源延村的禁赌告示不仅对当地赌博的形式罗列较细，而且对赌博的危害性也揭示得比较具体，其禁止和打击的力度与前列单纯的禁止相比，明显严厉得多。此后，道光、同治、光绪诸朝，一直到民国时期，徽州禁赌碑的文字不断增多，对赌博行为的打击也更加严厉。当然，这既与清王朝对赌博严禁和惩处立法不断严厉有关，同时也与徽州当地的社会治安形势不断严峻密切相连。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徽州的乡绅和会社等个人和组织还通过其他方式，主动同地方官府一道，请求官府颁布禁赌告示，以增强打击赌博活动的权威性和震慑力。在清代歙县，北岸乡生员方启训鉴于当地“村人好胜，欲藉梨园法曲，歌舞升平，演戏场中，往往赌博滋事”^[24]的现象，就曾敦请歙县知县出示严禁。清代同治八年（1869），祁门县十九都淑里一社六村乡绅耆民联合具文，请求知县周溶颁发禁赌告示。告示全文如下：

特授祁门县正堂及十级随带加一级世袭云骑尉周为给示严禁等事。据十九都淑里监生黄尚仁、监生黄永贞、武生黄升廷、耆民黄正富、民人黄永通、黄尚章、黄松能、胡洋生呈称：切思民各有业，废业由于荒嬉。恐因子弟无知，或被引诱勾留。入其彀中，则是耗财之地；陷于中，难为脱网之身，甚至伦常败坏，同场莫辨尊卑。夫赌博有输有赢，输者筹谋百计，横逆多端。所以子弟放滥，未始不起于赌博。伊等村居淑里地方，一河之岸，原共一社，近来子弟间有闲游，或恐赌钱费时失业，是以合社公同商量：东至乌株岭及蟹坑岭，西至林村直至李坑岭，南至南坑岭，北至峰英尖等处地方，概行禁止赌博。然规条虽立而约束未必尽遵，倘稍因循，必终废弛。始则伤风败俗，继则成群效尤，非奉赏示，难束民心。吁恳给示，永禁赌博，以靖地方，以保身命。将使人皆乐业，群黎戴德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给示严禁。为此，示仰十九都乌株岭、蟹坑岭、李坑岭、南坑岭、峰英尖、林村等处地方民人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宜恪遵规条，永远禁止，毋得仍在该处开场聚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不遵约束，许尔等指名禀送县以凭，从严究办，决不姑宽。各宜遵禀毋违。特示。

右示严禁

同治八年六月十六日示

告示仰地保实贴毋损^[25]

这种以乡约竖《禁赌碑》、乡绅请颁告示的禁赌形式，正是着眼于徽州山峦叠嶂、聚族而居的实际，极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然，乡绅、乡约和会社并不是立了碑或请颁告示之后即敷衍了事，相反，他们还有配合保甲查访拿究赌徒等义务，如明末崇祯年间，歙县乡约即受命与保甲“密行查访”，并将黄甫、黄光表、饶细九、程继鸾和汪瞎黑等积年赌徒拿至歙县正堂“枷责究惩”^[26]。

可见，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绅、乡约、会社和保甲在执行国家禁赌法令、实施具体禁赌行为等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www.xing528.com)

（三）宗族组织联合官府和以宗族法形式的禁赌活动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27]徽州各地士家大族，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族规》、《家法》的形式，宣扬赌博的害处，并严戒族众参与聚赌。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在其《家规》中严厉忠告：“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其家长训诲之，诲之不悛，则痛鉓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仍告以祠堂，于祭祀除其胙，于宗谱削其名。”^[28]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还配合清王朝不断严申赌博之例，于《祖训家风》中一再对赌博行为进行加禁，云“赌博之禁，业经百余年，间有犯者，宗祠板责三十，士庶老弱，概不少贷。许有志子弟访获，祠内给奖励银二十两。恐年久禁弛，于乾隆十四年加禁，乾隆四十三年加禁，嘉庆十四年又加禁。历今恪守无违，嗣后各宜自凛”。^[29]祁门叶源陈氏宗族还在祠堂——聚福堂内勒石严禁赌博，阖族商议规定：“境内毋许囤留赌博，违者罚钱壹仟文，伙赌乾罚戏十部。拿获者，给币二佰。知情不报，照窝赌罚。”^[30]

不仅宗族内部以教化和宗族族规家法形式约束和惩治赌博之徒，而且，宗族组织还同乡绅、乡约和会社等组织一样，积极会同地方官府从事禁赌活动。祁门县闪里镇文堂村敦本祠一通陈氏宗族族长陈龙生等于清代同治九年（1870）请求祁门知县周溶颁发禁赌告示碑，就是明清徽州宗族联合官府进行禁赌活动的有力例证。该碑内容如下：

严禁赌博

特授祁门县正堂加十级随带加一级世袭云骑尉周为给示严禁事。据恩贡生陈锡畴、生员陈嘉谟、族长陈龙生、监生陈寿长、陈光门、监生陈光斗、民人陈全吉、陈男泰、陈德泰、陈求意等，以禁止赌博、以安正业，叩恩给示。禀称：伊等住居文堂中村，士农工商各执务业，并无游民。近因人心不古，三五成群，相聚赌博。伊等目击心伤，若不严行禁止，□□风俗浇漓，不知伊于胡底。因是，合村商议：上至荫墩，下至普护庵，前至桃花降，后至李坑降之内，无许开宝、招摊、开牌、掷骰、掷钱，以及各样赌博，均行禁止。诚恐日久年湮，防闲□懈，地方喇棍因而强行破禁，非沐明示，不□惩愚玩，而来一心。为此，伏叩赏给告示，以垂久远，以安正业上禀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给示严禁。为此，示仰文堂及荫墩、普护庵、桃花降、李坑降等处地方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须先□□□□□□□□□得仍前聚赌，违反禁令。倘有不法棍徒，复敢在地方仍蹈故辙，许该□□□□□指名赴县，据禀以凭提案，从严惩办。各宜禀遵毋违。特示。遵示严禁。

同治九年三月十八日^[31]

明清时期，作为徽州地方社会最基本的基层组织——宗族，徽州的宗族在执行国家的禁赌法令，实施宗族教化和禁赌具体措施上，可谓是功不可没。他们和乡约、里保以及发达的会社组织一道，共同为明清徽州禁赌活动的展开、社会稳定秩序的维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地方官府和基层组织良好互动关系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禁赌活动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先从本宗族的族规家法入手，教育本宗族成员恪守国家禁赌法令，安于生理，勿作非为。在宗族劝谕无效的情况下，他们便通过官府的渠道，将违反赌博禁令的宗族成员送官究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在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宗族组织在禁止和打击赌博犯罪活动中，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

（四）乡里各姓共同订立《戒赌约》形式的禁赌举措

乡里社会以共同立誓订立盟约方式履行禁赌义务的举措，也是明清徽州民间禁赌的一种有效方式。我们收集到一份光绪十八年（1892）徽州某县曹、方、汪、胡诸姓共同订立的《戒赌文约》，其关于戒赌的形式和内容极为独特而珍贵。为便于了解此类禁赌文约，现将该《戒赌文约》的内容全文照录于下：

立议合文约人曹求盛、方起林、汪天赐、胡加财等，今因自道光禁赌以来，风化未开，世俗未改。兹则原因弟子私私念赌，合社相嘀，奉宪加议规条：倘有私私聚赌之流，违背祖墨，或童或叟，见之则速通众公议罚钱肆千、酒贰席，必不容情。如有恃强不遵，各家出钱八百文，鸣官处治。空口无凭，尚立惟有合文四纸，各收壹纸，永远存照。

再批：日后知者不报，同罚；知者则报，赏钱四百文。又照。

光绪拾八年孟冬月拾陆日立议合文约人　曹求盛（押）

方启林（押）　汪天赐（押）

　　胡加财（押）　曹水生（押）　方胜梅（押）

　　汪观育（押）　胡光炳（押）等

　　代笔　张汝明（押）^[32]

这纸《戒赌约》一方面反映了自道光禁赌以来，徽州禁赌不力，收效甚微；同时也反映了清末徽州民间士绅阶层在制止赌博、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参与订立戒赌文约的各方，在文约中责任和义务明确，奖励和惩罚具体，极具地方特色。正是这类灵活的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戒赌形式，才使得明清徽州的民间禁赌活动更加切合实际。应当说，参与签订戒赌文约的各方，在协助徽州地方官府，共同对付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赌徒，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