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先秦诸子和先秦杂家思想

二、“杂”和杂家

“杂”字在先秦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杂”字最初的本意是交错杂糅、驳杂不纯的意思。《国语·郑语》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其注曰:“杂，糅也。”即混合，掺揉的意思。《易·系辞下》有:“其称名也，杂而不越。”又“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疏:“一卦之中，六爻交相杂错。”“杂”有错杂无序的意思。《周礼·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杂”的意思是颜色相杂不纯，有驳杂之意。后来，随着词意的不断丰富和演变，逐步衍生出以下几种引申意。《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中有“县珍而杂买(卖)其肉”，句中“杂”字引《国语·越语》注释为:“犹俱也”，^[11]全句的意思是，县府主管部门将肉全部卖出。《秦律十八种·金布律》中“钱善不善，杂实之”^[12]，也是“全部、共同一起”的意思。但是，《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中对于“杂”字尚有另外一种意思，书中注解篇名“内史杂”为:“关于掌治京师的内史职务的各种法律规定”^[13]，就是说《内史杂律》是关于内史职务各种法律条文的汇集，“杂”字的意思是“种类的汇集、集合”。《吕氏春秋·仲秋》载:“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其注曰:“杂，会也。”聚集汇聚的意思。由此“杂”有“综合、聚集、掺杂混合”的意思。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魏徵等人编著的《隋书·经籍志》在界定“杂家”时，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都是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给杂家起的名称做的界定，杂家之“杂”就是取的杂糅而不纯的本意，就是说杂家思想兼摄融合了儒、墨、名、法等百家的学术思想，是不主任何一家的思想学说。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改编自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刘向、刘歆、班固都是汉代的大学者、大儒，魏徵等人亦是如此，他们对杂家的界定有维护儒家正统的用意。虽然如此，他们的界定也是承认杂家有自己的学术特色的。冯友兰和侯外庐先生认为，先秦杂家是“折中主义”和“调和折中”，他们学无所主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孟天运先生从解析《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入手，认为杂家是有学术宗旨的^[14]，但笔者以为，杂家的学术宗旨正是“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15]、“见王治之化，无所不冠者也”^[16]，即把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作为其学术思想的最终目标和宗旨。近人张琦翔也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17]这种归纳是比较合理的。也许有人会说诸子百家除了早期道家之外“皆务为治者也”，方有《易经》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之说，杂家和诸子百家学术宗旨之间的区别在于:诸子百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如人生哲学或天道观等，在其思想体系内是处于并列位置同等重要的;而杂家却将“王治”列于思想体系的顶端，成为其思想理论的核心和统帅。并在政治实用主义“王治”的主旨下平等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进而形成他的理论方法。因此，我们说先秦杂家是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和理论方法的。而且，杂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根据这种界定，笔者以为先秦杂家的著作应该包括《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子》等六部著作。在后面的章节中，笔者将对这六本先秦杂家著作进行考证并对其思想体系逐本加以剖析)。

李学勤先生2004年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一次学术演讲中，对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曾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先秦的‘家’有的是学派，有的就不是学派，而是一种分类。”此观点对先秦诸子思想学术的研究甚有启发意义。春秋战国是诸子学勃兴的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将先秦的思想学术推向巅峰。但纵观先秦诸子思想学术发展的整个历程，除了“儒、墨显学”和老、庄道家外，基本上没有在先秦时就被称为“家”或者“派”的，他们被认定为一家一派都是后人所为，先有司马谈的“六家说”，后有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九流十家”说。虽然在《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五蠹》等篇中有着对诸子百家粗浅归类后的批判与评价，但真正将他们归为一家一派并予命名则是西汉以后的事了，先秦杂家就属于后者。先秦杂家没有对“杂家”是一个学派的自我意识，它只是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社会统一、学术融合历史潮流下自觉或不自觉的产物，后人将其归结为“杂家”，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一种新的视野下对历史的探讨与认识;而且，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人物及著作，他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战国时期思想的一个分支，笔者以为从这个方面来说先秦杂家已然形成一大学派。王力先生在为张双棣等所作的《吕氏春秋译注》所写的序中说，《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与《淮南子》并列，是恰当的^[18]。丁原明先生在《黄老学论纲》中也说:“《吕氏春秋》的学派所属，似以汉志为妥，它应属于杂家著作。”^[19]都从侧面承认，在先秦乃至秦汉都是存在的。本文正是据此作为论文的切入点。(www.xing528.com)

把先秦杂家界定清楚之后，我们就有了研究先秦诸子和先秦杂家思想的钥匙。首先，它为我们重新认识先秦诸子划分先秦杂家提供了标准和依据，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先秦杂家的思想提供了学术的平台。《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先秦杂家的著作，以我们对杂家的界定来划分(除了已佚失的书目外)应该包括《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子》这六部著作。(笔者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对于这六部著作的著者及其思想，做进一步的考证和论述。)其次先秦杂家和汉代学术思想的关系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将杂家定位清楚之后，通过对先秦杂家和西汉的文化思想学术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文化思想学术汲取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兼摄诸子融合百家的先秦杂家充当了先秦诸子学向汉代传递文化思想学术的载体的角色，尤以先秦杂家巨著《吕氏春秋》对汉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笔者也认为，汉代的思想巨著《淮南子》、《春秋繁露》与《吕氏春秋》也是一脉相承的。先秦杂家对《淮南子》、《春秋繁露》等汉代杂家和董仲舒的儒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徐复观说:“两汉人士，许多是在《吕氏春秋》影响之下来把握经学”“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性。”^[20]因此，先秦杂家的重新界定，对于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先秦至西汉学术文化形态的转化，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