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图强、制度创新：先秦杂家研究

二、变法图强、制度创新

战争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主要是促使各诸侯国变革图强。战国时期，七个主要国家都先后进行了政治改革，以期巩固政权、增强国力、争雄天下。魏文侯(前445—前396)任用李悝进行变革，楚悼王(前401—前381)任用吴起在楚国进行变法，秦孝公(前361—前338)任用商鞅在秦国进行改革，齐威王(前356—前320)任用邹忌在齐国进行改革，韩昭侯(前362—前333)任用申不害为相进行政治变革，赵烈侯(前408—前387)任用公仲连为相国主持赵国的政治改革和赵武灵王(前325—前298)“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以及燕昭侯(前311—前279)任用乐毅等所进行的改革图治。在这些改革中，以秦孝公(前361—前338)时期的商鞅改革最为彻底。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各国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其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及贵族的特权，建立“选贤任能”的官僚制。魏国的李悝认为治理国家重在“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根据功劳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对于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世袭贵族，李悝称其为“淫民”，他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4]用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代替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吴起则认为，楚国贫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贵族“上逼主而下虐民”。力主废除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并将旧贵族从都市迁到荒僻之地屯垦实边。^[5]商鞅在秦国也实行相似的改革措施。商鞅对秦国原有的爵禄制度进行了改革，重新规定了20等爵制，以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6]并规定，军功是获得爵禄、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国君的宗族(世袭贵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从而对世卿世禄制进行改革。此项改革措施，破坏了奴隶制下的宗法社会结构，加快了各国向封建制迈进的步伐，无形之中解除了社会前进中制度方面的束缚;“尚贤，崇有功”制度的确立，也使战国时对人才的培养、流动、使用得到了高度重视，间接地推动了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二，改革土地田亩和赋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战国时期对于土地田亩和赋税制度的改革，多属于对春秋时期改革的补充和完善。为了奖励耕战，有大功者可以赐予良田数顷或邑税千户或万户，这说明土地的私有制已经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而且以邑税作为封赏也具有了封建制的形态。为了发展社会生产，魏国李悝实行了“尽地力之教”^[7]。商鞅则对土地和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为田开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秦策三》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汉书·食货志》说:“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故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在赋税方面，商鞅改革了按田亩征税的旧制。公元前348年，秦国实行“初为赋”^[8]，“舍地而税人”^[9]，即按户口征收户赋和口赋。秦国的法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赋税。商鞅曾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0]实行土地田亩和赋税制度改革，对于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增加国家收入，有很大的作用。秦国变法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1]重农抑商，以鼓励耕织，发展生产。其三，颁布法律，革新法制。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改革，称为变法，基本都是以颁布法律的形式，将各项改革措施法制化，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进行革新。李悝在魏国变法制定有《法经》(或称《李子》)^[12]，并在经济上推行“平籴法”:“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宜劝。”^[13]以稳定国家的经济秩序。吴起在楚国变法，整顿吏法，“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14]达到革新政治的目的。齐威王时任用邹忌进行政治变革，提倡广开言路，对吏治进行整顿。齐威王时期，齐稷下学宫学者如云，齐统治者对这些学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15]齐威王还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者，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16]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齐国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发挥了很大作用。商鞅在秦国通过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变革，对秦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商鞅把李悝的《法经》在秦国颁布实施，并改“法”为“律”。^[17]在什伍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且下令焚烧诗书，以申明法令。《韩非子·和氏》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就是对商鞅变法的描述。(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