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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品特与综合艺术创作研究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品特一生都对政治家和英国政府采取厌恶的、令人质疑的态度。因此,品特的文学思想一直具有知识性、政治性的特点。品特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书籍锻造了想象力,战争期间,“每天晚上借助蜡烛贪婪地读书”,为日后写作诗歌和戏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期间正是品特吸纳知识的黄金时期。假如品特没有二战后的反政治意识和犹太环境的熏陶,他也就不会迅速整合审美意象,化入整体形象思维,推动他的艺术创作活动。

哈罗德·品特与综合艺术创作研究

战后英国出现的反犹暴力对于品特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让品特知道了威胁的滋味,这种感觉在他那里发展成为对所有不公正现象的仇恨(5)。品特一生都对政治家和英国政府采取厌恶的、令人质疑的态度。在他的意识中,政治和知识分子是虚伪的。他曾利用公共舆论指责政府纵容法西斯分子在东区殴打犹太老人的行径,而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是软弱无能的。如果他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政治和社会意识很可能促使他加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对品特来说,没有哪种单一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可以用来替换资本主义,至少在公共生活方面是这样。因此,品特的文学思想一直具有知识性、政治性的特点。正因为他的成长岁月是在社会政治、宗教斗争、阶级对抗和战斗中度过的,所以,他的知识体系又是由政治和艺术两部分构成,政治是权力的不可调和,而艺术又是多种意象的融合。这两种知识的力量不可调和,具有根本性的分歧(6),而品特的犹太教知识背景很好地调和了政治下艺术之间的比例。很明显,现代主义的大部分文学经典是由流亡者和外来移民创作的,他们用非民族语言来完成作品,对普通的词汇进行极其审慎的研究。”(7)品特的这种犹太移民背景正好契合这种传统,似乎成为他戏剧语言极其精湛的理由。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有一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在这样的文化历史气候中,一个具有进步意识的年轻人,在人性和政治理解缺少统一认知的情况下,绝对的自由似乎成了品特唯一的选择:主观的思想和自制看来是他安全的栖息处。但是越追求这样的绝对自由,其所带来的独立性就越大。因为对于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来说,在个人信心受到挫折的时候,几乎是举手无措的,因而品特总在做噩梦。

冷战和热战的相继发生给品特注入了一种敏锐的历史和个人责任感。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充满活力的公共政治视野。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品特和他的同龄人面临与他们的前辈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一样的政治思想真空。也没有任何具有引导性的运动可以让他们加入。战争让品特对于死亡有了敏锐的感知。他经常说自己患有忧郁症,而和他接触的其他人却都见证了他的活泼、帅气、充满知识的能量。悖论就在于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一方面,涌动于心的暴力和情感成为后来品特黑色幽默原动力,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也是他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他结交了终身的朋友,学会质疑生存的信条,广泛涉猎知识,通过表演、写作、打板羽球、足球、短跑运动,探索了自己内外两方面的天性。这段漫长的处于战火中的成长体验让品特和他的朋友坚信:生命无保障,艺术文化的中心性,性和友谊的重要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www.xing528.com)

品特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书籍锻造了想象力,战争期间,“每天晚上借助蜡烛贪婪地读书(8),为日后写作诗歌和戏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哈克尼社团给予了品特获得爱好文学基础知识和稳固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这样的人际关系,别的作家可能会在大学里获得,而品特的多种爱好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却是在学校之外积累的,这一点对他的写作至关重要,使他的品位和兴趣长久保持着欲望的力量和自修的能力。这个社团成员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造诣,热爱文学探险,对曲棍球和语言幽默有着共同的执著。这一伙初生牛犊的孩子,虽然没有钱,但是在放学以后去“男孩俱乐部”讨论生活、文学和哲学的热情一点也不减。此期间正是品特吸纳知识的黄金时期。品特对文学和现代诗歌方面知之甚多,从埃兹拉·庞德到乔治·巴克,还懂得很多外国电影,经常拉着许多同学到帝国大学电影协会去看电影。品特英语语言方面表现突出,为学校的杂志撰写文章,成为魅力十足、影响巨大的学生。这个组织包括亨利·沃尔夫(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和戏剧教授),米克·古登斯坦(一位小提琴手和作家),莫里·斯维尼克(一位加拿大的英语教授),杰米·劳以及让·博斯维尔。他们极其聪明和早熟,这个组织在品特的成长岁月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中的几个人都分别在他作品中出现过,尤其是在他的早期小说和戏剧《侏儒》中,有两人对该书作出过贡献:一个是米克·古登斯坦,品特的《他乡》就是献给他的。另一个是亨利·沃尔夫,他导演并演出了品特的第一部戏剧《房间》。自此以后,他就一直和品特进行合作。第三,品特的英语老师乔·布里尔利对品特影响最大。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相信严肃文学和一个健康社会有着本质的联系。他认为,后都铎王朝和雅各宾王朝,不仅提供了对当代社会最有效的评论,而且提供了最好的评论方法和改变国家危机的策略,也开了一剂把人们从当代社会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良方。乔·布里尔利曾拽着这帮学生到东部人民宫殿去看唐纳德·沃尔菲特扮演莎士比亚,甚至经常到伦敦西部看名演员演戏。这些日常活动对品特和他社团情趣的培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老师的激励下,品特发现了演戏的愉悦。1947年的一天,布里尔利在班级里宣布,让品特演麦克白这一角色,演出极其成功,受到了《新纪事》杂志的编辑艾伦·登特的认可。“在这部分,比起曾见过的其他一两个职业演员,哈罗德·品特塑造了一个口若悬河、几近崩溃的麦克白。”(9)品特的表演才华被老师发掘了出来,五十年之后,在品特接受大卫·科恩英国文学奖时的感言中,他谈到了这一点:“就是那个语言使我站到了这个显赫的位置。乔·布里尔利点燃了我的想象力,我永远不会忘记他。”(10)第四,犹太人对知识的崇拜和渴望,给品特自觉习作提供了不拘一格的创造环境,形成能够进入灵感状态的契机。有一次品特到朋友家去玩,在进门等朋友的一霎那,忽然来了灵感,他向朋友的父亲要来一张纸,写下了一首诗。这位父亲非常自豪,因为他儿子的朋友会写作。假如品特没有二战后的反政治意识和犹太环境的熏陶,他也就不会迅速整合审美意象,化入整体形象思维,推动他的艺术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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