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品特：探索戏剧的目的与功能

根据1961年品特接受理查德·芬德特的采访整理出来的“为我写作”，品特强调他不是从某种概念出发而写作⁽¹⁰⁸⁾。1996年品特再次接受巴塞罗那大学的采访，仍然肯定地说他的写作是为艺术而艺术。无论什么形式的写作，无论人们的态度如何，他都不放弃艺术的精神审美功能。在他看来，

“戏剧是一种大型的、活跃的、公共性的活动。而对我来说，写作，无论是写诗还是写剧本，并无分别，都是一件完全个人的私事。这两件事很难相融。专业剧场的世界，不管它拥有多少毋庸置疑的功效，也还是充满了虚假的高潮，设计好的紧张，有点歇斯底里，更多是低效而无能的。我为之工作的这个世界的恐慌正在日益扩散、更加逼人，但是我的立场却基本保持不变。我的创作不为任何东西负责，只为作品本身负责。我不对任何观众、评论家、制作人、导演、演员或者我的同胞负责，我只对手中的剧本负责，就这么简单。”⁽¹⁰⁹⁾

显而易见，品特反对将艺术作为宣传的口舌来表现艺术创作目的，他对艺术的认识基于将深刻的理性内容通过个别的感性形象展现出来，将历史的逻辑的东西借助具体直观的方式叙说出来，这是一种情感认识。品特戏剧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文化的需要，给人们带来了游戏与娱乐情绪体验。他十分厌恶当时剧作家将艺术作为政治的说教。他说：“在他们的剧本中和剧本外都运用了大量的预言、警告、说教、意识形态上的劝诫、道德评判、用固有的解决办法来设计问题……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我说了算’。”⁽¹¹⁰⁾品特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因为“有太多的核恐惧，这就主导了人们的态度，他们急功近利，写快诗，听快歌。这意味着流行艺术开始主导日常生活的一切”⁽¹¹¹⁾。品特明确表示，他的写作宗旨是“为自己写作”。从品特的谈话中，我们似乎了解到品特的写作目的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掺杂任何政治因素，而且评论界也一直认为，“品特更像一个观察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说教家。他的戏剧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展示人类行为的自画相，而不是判断或意识形态的标准。”⁽¹¹²⁾正如他在对巴塞罗那大学玛丽亚·阿拉和合拉莫尼·西莫采访时的讲话中所说：

“我的戏剧里没有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仅仅只是埋头写作，我是一个本能的作家，没有预先设计写作目的，或者为了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写作。我仅仅是顺着写作的思路往下写，而这条思路却包含着这种或那种暴力，因为这是我所生活的世界。”⁽¹¹³⁾

从精神作用的角度看，品特发展了人的一种直观性智性能力，即凭直觉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然而，这只是他的早期戏剧观所起的作用。品特的戏剧观是矛盾的，到了创作后期，品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与他的婚姻经历有关，他的第二任妻子极力支持品特参与政治活动，这个过程改变了品特对于戏剧目的的看法。虽然和先前一样，品特反对直接在戏剧中用政治言论直抒胸襟，但是他已经不反对戏剧中掺杂政治因素：(www.xing528.com)

“在我看来，如果人物在特定政治情境下自然地行动，剧作家是有权在戏里描写政治问题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政治因素比其他要素更重要的时候。但是我反对把舞台当作肥皂剧的替代品，政治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直接发表演说，强迫他的人物进入固定的、人为的姿势来取得这种效果。这对角色太不公平，我不喜欢那些道德说教式的戏剧。”⁽¹¹⁴⁾

很显然，创作后期，品特反对的是政治“说教”的方式与程度，而不是“说教”本身。事实上，品特一直没有离开过政治。关于这一点，品特自己也这样说过。只是早期的艺术作品看不到作者的态度，而后期的艺术作品中，明显地存在着品特的政治倾向性。随着品特从事艺术活动的动机的转变，品特的戏剧艺术倾向性与艺术功能也随之转变，从早期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期因愤怒而揭示政府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行径，写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说教”成分，暴露出他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不过，戏剧的“探索与社会批判功能”始终是品特所坚持的，正如他在接受梅尔·戈索的访谈中表示，“戏剧的作用主要是探索。即便索福克勒斯也不清楚下面会发生什么，他必须找到一条道路通过这片未知领地。戏剧同时也是批评的行为，广义上说，它是检视我们生活的社会，并且在戏剧中试图反映这些发现。”⁽¹¹⁵⁾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的戏剧并没有用高调控诉政治的丑陋，而是以“沉默”来讽刺政治的卑鄙。

总之，品特后期的艺术作品表现出四种倾向性：第一，长度有所改变。后期作品朝着越来越短小、越来越向着概念化倾向发展。第二，写作动机改变。从早期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为我而写”，转变为将世界不平之事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只提供戏剧事实”到戏剧成为表达剧作家主观思想的批评方式⁽¹¹⁶⁾。从“直觉”把握作品到要寻找正常的叙事过程⁽¹¹⁷⁾，从“寓教于乐”的功能变成了对政治谎言的揭露。品特希望将这种价值观和倾向性经由艺术形象来影响社会中人们的精神意志活动。这一点在《世界新秩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三，隐喻色彩减少了，作品直抒胸臆，没有遮拦。20世纪50～70年代的作品呈现威胁、幽默、讽刺，80～90年代的作品中威胁和戏剧要素不平衡，要么威胁大于幽默，要么讽刺超过威胁。直到《月光》的出现，品特戏剧出现了复苏，回应了早期“威胁喜剧”的特点。第四，戏剧文本之间呈现出复调音乐结构：《房间》、《生日宴会》、《看管人》描述的是低产阶级和低中产阶级，而《背叛》、《昔日》、《虚无乡》描述的都是文学艺术和出版界的中产阶级，主体和客体情感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