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所揭示的“实验者的回归”论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有的人借鉴“实验者的回归”提出了其他形式的“回归”；也有人进一步运用这个论题剖析其他领域的现象。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类：
（1）科学家对“实验者的回归”的推广。物理学家肯内菲克（Daniel Kennefick）借鉴“实验者的回归”，提出了“理论家的回归”（theoreticians’regress）的概念。他认为，致力于研究引力波理论知识及来源的广义相对论者和天体物理学家们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同实验知识一样，被认为是不可错的。所以理论家不仅要花时间消除错误，也要花时间避免错误，但是，错误是无法被消除的。[49]
（2）科学哲学家对“实验者的回归”的推广。拉德（Hans Radder）借鉴“实验者的回归”，提出了“认识者的回归”（knower’s regress）。他认为，在科学认识中，关于实在知识的获得，依赖于获得知识的方法，真理或实在与充分或胜任的操作，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内在的相互依赖的。[50]
（3）进一步揭示科学史案中潜存的“实验者的回归”。夏平（Steven Shapin）与谢弗（Simon Schaffer）在《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义耳与实验生活》一书中，曾借用柯林斯“实验者的回归”概念论证气泵的复制。他们在书中写道：“经由气泵的重制，玻义耳断言的现象，就可以转变为现实。但是其他实验者必须能够判断这种重制什么时候才算完成。唯一的方法就是以玻义耳现象作为他们自己机器的校准。能够生产出这种现象，就意味着这台机器可算成是一台好的机器。如此一来，在实验者能够判定其机器的运作是否良好之前，他又必须知道他机器的运作是良好的。这就是柯林斯所称的‘实验者的回归’。”[51]
（4）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实验者的回归”的推广。阿什莫（Malcolm Ashmore）曾把柯林斯对物理学实验的复制研究，运用到他的反身性研究中。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也曾运用“实验者的回归”解释关于“磁单极子”的争论中，他说：“一般而言，假设自然现象漂浮在解释和实践的海上，于是在辩论上都有弱点……决定一种自然现象是否存在，就要决定什么是一个‘好的’探测自然现象的探测器，然而对‘好的’标准却没有定义。”[52]皮卡尔（Caroline Joan S.Picart）借用“实验者的回归”揭示了科学共同体中运用幽默与修辞关系方面的权利形态。[53](www.xing528.com)
（5）技术哲学家对“实验者的回归”的推广。如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把“实验者的回归”推广到技术领域来解释实验结果或过程本身总是受到对实验者技能、实验设计或仪器质量的质疑。[54]普尔曼（Marc Perlman）用“实验者的回归”论证高保真音响爱好者之间的争论。[55]卡尔普（Sylvia Culp）把“实验者的回归”称作是“数据一技术循环”（data-technique circle）。[56]他借用“实验者的回归”的概念，论证实验者们将稳固性（robustness）作为标准以及用新技术获得的数据与用旧技术制造出来的数据不相匹配。
对“实验者的回归”论题的这些推广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柯林斯在国际学界的学术地位。但同时，也招致了许多批评之声，可概括如下：
（1）批评柯林斯的论证不充分或不适当。如巴恩斯（Barry Barnes）和布鲁尔认为柯林斯的研究对象都是否定性实验发现而不是肯定性实验发现。[57]并且，他们认为，“在柯林斯坚持‘自然的’和‘社会的’分离的地方，我们则认为它们彼此交融在一起；在他否认社会与自然的联系的地方，我们则坚持这种联系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为了能够把归纳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自然环境中的事态必须具有社会性的意义。”[58]皮克林抱怨说：“关于争论的终结，柯林斯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的位置是很清楚的：他对争论终结的唯一描述就是对偶然性因素进入特殊争论的终结的描述……能想到的就是人们在某一时期结成联盟，也就说了这些。”[59]罗斯（Paul Roth）与巴雷特（Robert Barrett）认为，柯林斯论证的失败之处在于，他的论证过程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60]尼克尔斯（Thomas Nickles）认为，柯林斯对“实验者的回归”的论证并没有超越传统的怀疑论的“水平”。[61]
（2）批评“实验者的回归”根本没有意义。如富兰克林（Alan Franklin）在重新回顾了研究引力波的历史后，认为“实验者的回归”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的实验物理学没有帮助。[62]马尔凯（Michael Mulkay）认为，柯林斯分析的出发点是基于误解。他认为，“当我们对科学家们关于重复的话语进行仔细分析时，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比他们提出的‘官方观点’微妙得多、复杂得多的解释。”[63]
（3）还有学者指出，在柯林斯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两种与“实验者的回归”类似的回归表述：一位是古希腊哲学家恩批里柯（Sextus Empiricus），他说“为了确定引发争论的标准，就需要预先有一个已经达成共识的判定标准；为了有一个已经达成共识的判定标准，就要确定争论的标准。”另一位是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他说“为了判断客体的表象，我们需要对工具进行判定；要核实工具我们就需要证明；要核实这样的证明就需要工具：我们陷进了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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