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活意愿选择与个人特征，探讨社会公正观

生活意愿选择和个人特征

我们将被访者的生活意愿选择与其个人特征做比较,得到的直观数据如下:

(1)生活环境选择与被访者户口关联不明显(见图2)。

图2

(2)生活环境选择与被访者出生地关联不明显(见图3)。

图3

(3)生活意愿选择与被访者性别关联不明显(见图4)。

图4

(4)生活意愿选择与被访者的婚姻状况有关联(见图5)。

(5)生活意愿选择与被访者教育程度有关联(见图6)。

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被访者有31. 8%的人偏好计划体制,有61. 4%的人偏好市场体制;学历在高中及中专的被访者有60. 9%的人偏好计划体制,有30. 4%的人偏好市场体制;学历在本专科及以上的被访者有28. 6%的人偏好计划体制,有51%的人偏好市场体制。⁽²⁾

图5

图6

从这些数据的比较来看,教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程度的被访者中多数偏好市场体制,而这一比例随着学历升高至高中及中专程度,对市场体制的偏好在下降;随着学历从高中及中专程度到本专科及以上程度,被访者中对市场体制的偏好的比例又有所上升。其中,如果单独看高中及中专到本专科及以上这部分的变化的话,教育文化程度与生活环境的偏好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即学历越高,人们越倾向于偏好市场体制。

(6)生活意愿选择和被访者(自述)儿时的生活水平有关联(见图7、图8)。

图7

图8

儿时生活水平处于下等的被访者里面,希望生活在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的人数相同,都占总数的41. 7%;认为自己儿时生活水平处于社会中等的被访者里面,偏好市场体制的比例上升到52. 6%,偏好计划体制的比例下降到35. 1%;认为自己儿时生活水平处于社会上等的被访者中,偏好市场体制的比例持续上升,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偏好计划体制的人数继续下降,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随着儿时生活水平的上升,被访者中偏好市场体制的比例持续上扬;对应的,偏好计划体制的比例持续下降。但是由于儿时处于上等水平的数据相对较小,这一关联的强度不容易从这里得到准确估计。

(7)生活环境选择与受访人年龄有关联(见图9、图10)。

图9

图10

从图9、图10中可以看出,在18～40岁的被访者中,偏好市场体制的人数占总数的61.8%,偏好计划体制的人数只有总数的20%;在41～64岁的被访者中,偏好市场体制的比例下降到35.4%,偏好计划体制的比例上扬至54.2%。这种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大,被访者中偏好计划体制的比例在迅速上升。

但需要注意,受访人年龄与教育水平的关系(见图11)。

图11

在18～40岁的被访者人群当中,有23.3%的人学历在初中以下,而这一比例在41～64岁的人群当中上升到54.7%;学历在高中或中专程度的比例,在18～40岁人群中是15%,在41～64岁人群中是24.5%,略有上升;学历在本专科及以上的比例,在18～40岁人群中是61.7%,在41～64岁人群中这一比例迅速下降至20. 8%。从趋势上看,很明显,年龄与被访者的教育文化程度存在关联,即,年龄越大,被访者的学历程度越低,高等学历的比例持续减少。

综合以上分析,年龄—教育—生活环境偏好这条通径的关联就比较清楚了,即,年龄通过与教育水平的共变关系,与生活环境的偏好发生关联,随着年龄的增大,被访者的教育文化程度在下降,而教育文化程度越低,则被访者越倾向于选择计划体制的生活环境;反之,教育文化程度越高,被访者越偏好市场体制的生活环境。

(8)生活意愿选择与受访者收入之间有关联(见表7,图12、图13)。

表7　生活意愿∗月收入Crosstabulation

(https://www.xing528.com)

(1市场体制, 2计划体制, 3不清楚)

图12

图13

可见,月收入在1 001元以上者较之低收入者更为认同市场体制。在月收入1 001元以上的群体中,占有显著多数的群体选择生活在市场体制中,而月收入1 000元以下的群体,选择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的人数则大致相等。

(9)生活意愿选择与被访者雇佣状态有关联(见图14)。

图14

106份有效数据中,在职者有55. 3%的人偏好市场体制, 29. 4%的人偏好计划体制;在无业的被访者中,只有21. 4%的人偏好市场体制,而78. 6%的人选择生活在计划体制中。从趋势上看,随着雇佣状态从在职变为无业(包括失业、下岗和退休),偏好市场体制的比例在下降,而相应的,偏好计划体制的比例在上升。这可能与人们不同的雇佣状态的收入状况以及生存能力有关。

(10)生活意愿选择与受访者职业的制度环境有关联(见图15)。

在116位被访者中,国有企业职工有24位,占总数的20.7%;“三资”企业职工有4位,占总数的3.5%;民营企业职工有7位,占总数的6.0%;集体企业职工有4位,占总数的3.5%;自雇人员有13位,占总数的11.2%;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有37位,占总数的31.9%;其他类别工作人员(主要是农民、无业者)有14位,占总数的12.1%。

其中,“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集体企业等制度环境类型涉及的被访者人数非常少,不便于分析,故本文重新整合制度环境的类型为:

图15

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自雇)

行政和事业单位

其他⁽³⁾(主要是农民、无业者)

经重新整理后,如表8所示⁽⁴⁾,职业所有制环境为公有制企业的被访者有28人,占总数的24.1%;工作环境为非公有制企业的被访者有24人,占总数的20.7%;工作环境为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被访者有37人,占总数的31. 9%;职业所有制环境为其他的被访者有14人,占总数的12.1%。

职业制度环境重新分组后的类别(见图16)。

受访者选择与职业制度环境对比结果(直观表和数据表)(见图17)。

图16

图17

表8　生活意愿∗月收入Crosstabulation

(1市场体制; 2计划体制; 3不清楚)

从表8不难发现,在国有、集体企业的就职者,较之其他职业者更倾向于在计划体制中生活。这里,专业的制度环境和人们的偏好选择之间出现了明显联系,这是否表明,人们的偏好受到职业制度经历的影响?但有趣的是,同样是在体制内,国家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则更倾向于在市场体制中生活。综上,被访者以工作性质的不同分为企业从业者与行政和事业单位从业者两大类。在企业从业者中,公有制企业的被访者更偏好计划体制的生活环境;而非公有制企业的被访者更偏好市场体制的生活环境。而与企业从业者由于工作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偏好所不一样的是,行政和事业单位从业者则普遍一致地偏好市场体制的生活环境。

为了解释这一差异,我们注意到,受访人的教育文化水平和职业存在关系(见图18)。

图18

从图18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不同教育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在不同所有制环境的分布。学历在本专科以下程度的被访者,多分布在公有制企业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当中,而在行政和事业单位中的分布非常少;相应的,本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绝大多数分布在行政和事业单位当中。也就是说,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被访者多数人偏好市场体制,其中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被访者多数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因为职业的制度环境与被访者的教育文化程度存在很密切的关联。同时,受访人的收入水平也和职业有关(见图19)。

图19

图19⁽⁵⁾描述的是不同制度环境的所有者,在不同的月收入水平上的分布情况。它显示,来自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被访者多数分布在1 001～2 000元、2 001～4 000元以及4 001元以上这几个收入水平当中;在1 000元以下的收入水平上的分布非常少;而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被访者多数分布在501～1 000元、1 001～2 000元和4 001元以上这几个收入水平上,在其他收入水平上的分布很少;来自公有制企业的被访者多数分布在1 000元以下的收入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公有制企业的被访者人数在减少,在4 001元以上的收入水平上已经没有来自公有制企业的人群分布了。

由于收入和教育两个变量的存在,我们难以判断职业制度环境和生活意愿之间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共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