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五代贬谪的若干重要特点
如前所述，唐五代的贬谪是在朝代更迭、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祟、武人为祸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在此大背景下，观照唐五代贬谪的总体面貌，又可以发现以下若干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文士多逐臣。兹分而论之:
一、宽严交替
贬官的多少在唐五代各朝并不平均，三百余年中颇有起伏变化。高祖开国，官不充员，贞观之治，政治清明，故唐初两朝贬官颇少。高宗显庆以后，武后夺权，大狱屡起，于是流贬开始兴盛。及武后以刑杀流贬之手段行武周革命，任使酷吏打击李唐宗室和旧臣，广开仕进之门以收买天下人心、打击关陇豪强，又以峻刑密网、诛贬立威以维系女主天下，于是显庆至神功约四十年间诛杀贬流之盛，臻于峰极。神功以后，狄仁杰、姚崇用事，酷吏渐息，朝政稍安，诛贬稍降。至中宗复辟，诛贬二张之党，武氏继行反扑，贬官又盛。景龙后渐趋稳定。而睿宗诛武韦之党，继而太平公主弄权，朝政动荡，至玄宗诛太平之党，其间新旧更迭，犬牙交错，波澜屡起，贬官再盛。开元政治清明，贬官颇有下降。但天宝以后，李杨乱政，大狱再起，酷吏又兴，贬官复盛。安史乱后，议陷贼官，“三司用刑连年，流贬相继”[61]。加上宦官擅权，兵革未息，朝政失序，故肃宗朝贬官居高未下。代宗苟安之世，贬官骤降。而德宗猜忌，贬官继升。元和中兴，用兵藩镇，用兵销兵两派相争，加上贬永贞之党及台阁大臣出镇，贬官愈盛。穆敬两朝，宦官弄权，朋党构扇，贬官又升。文宗朝两党并进，竞争激烈，加上“甘露之变”，诛贬又攀新高。武宣两朝朝局稳定，贬官回落。懿宗昏弱，权奸擅政，贬官略有回升。僖昭两朝，贬谪制度松动，贬官渐趋衰歇。哀帝朝朱温篡代，贬杀朝士，诛贬再次骤然升高。至五代，因军阀割据，地域窄狭，各图自保，相关制度松弛，贬官数量遂大为减少。
由此观之，唐五代三百余年贬官的盛衰，以朝局清明动荡之交替为经纬，以“武周革命”、唐室复辟、李杨乱政、中兴用兵、牛李党争、“白马之祸”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关节，呈现宽严交替的波浪形变化。而几次峰值出现在显庆至神功四十年、中睿之世、玄宗天宝至肃宗上元、宪宗元和至文宗开成、哀帝朝。一般说来，刑杀流贬作为维护朝廷政治运转的主要手段之一，其盛衰成为朝政稳定与否的重要表征，除极少例外如唐末兵乱时贬官制度松动，一般情形下贬谪的盛衰均与朝政稳定和动荡同步。而朝代政局的发展按其自身规律多是呈治乱交替状变化的，故贬谪的盛衰也随之宽严交替，起伏变化。朝政每一安宁与动荡的时段有长有短，故贬谪高峰时段持续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从另一方面看，高峰出现的几个时段，正是朝代更迭的关键时期，或弄权、党争、宦者武人为祸剧烈之时，由此也可印证这些因素正是引起贬谪的主要因素。
二、株连面广
重臣获罪贬逐，若罪名稍大，或政敌忌刻，或涉党争，则除兄弟子侄等直系亲属外，宗亲、姻亲、门生、后进、意气相投之故旧、上下相得之僚属、私谊交厚之友朋、科场出身之同年，皆有可能坐亲厚而被株连。此点已于前节论权奸擅政时论及，此不赘述。兹再论二端，作为补充。其一，门生、后进获罪，座主、恩门、府主亦可能坐举用非才获贬。开元八年，御史大夫韦抗坐荐御史非其人，贬安州都督[62]。张九龄为相时，曾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开元二十五年，周子谅以妄陈休咎获罪，“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63]。其二，僚属下级犯罪，亦可连坐。天宝九载十二月敕:“自今以后，判司、县令一人犯(赃)，夺太守一季禄。丞薄尉一人有犯，与县令中下考。三人以上，既量事贬黜。”[64]即言僚属犯赃，事连官长;县令犯赃，连坐太守。一般情况下的连坐，皆是亲朋、后进、僚属等亲厚关系，都是由上而下或横向的连坐。此处所补两种，为由下而上之连坐，且后一种并不涉及厚善的私人情谊因素。这两种情形虽不如前论连坐常见，也可作为唐时贬谪株连面广的旁证。
株连面如此之广，则意味着贬臣中更多的是无罪枉祸、无辜遭贬的负向贬谪，同时也意味着贬谪制度某种程度上已失去其惩罚官员的意义。而这种无论有罪无罪，均循例贬降的做法，既昭示出君主专制政治的严酷，也使贬谪成了朝廷进退官员、维系朝政运转的日常手段。
三、贬杀结合
贬谪本来是对失职获罪而又不够五刑之量刑标准的官员所施行的行政处罚，但在实际执行中，贬谪往往与笞、杖、徒、流、死等五刑混同叠用。唐世诏令敕制中多“流贬”合称，可见唐人眼中流与贬同类相近。有时甚至出现“流贬量移，轻重倒悬”[65]的情况。也可以先笞杖后流贬，如开元十年六月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66]由此可见，贬谪严厉时，并不亚于五刑。另一方面，朝廷似乎更习惯以贬谪左降来惩处获罪官吏，从十恶五逆、指斥乘舆、妄言休咎、反逆缘坐至违逆名教、枉法赃贿等重罪，皆可以贬降来惩处。[67]贬谪俨然为五刑之外更常用之第六刑。既然贬谪与五刑混同叠用，且更习用，则贬谪与刑杀相连使用便不足为异。故处置严厉时，对重罪官员往往先行贬逐，既而赐死于途，或诛杀于贬所。兹举数例:(www.xing528.com)
显庆中武后夺权，对高宗大臣长孙无忌、禇遂良、韩瑗、柳奭等先已贬逐，既而，令无忌于贬所自尽，诏柳奭、韩瑗所在斩决。杀长孙钰、长孙祥于流贬之所。杀褚彦甫、禇彦冲于流放之途[68]。几大家族皆是先贬流，再处死。天宝五载韦坚、皇甫惟明之狱，韦坚、皇甫惟明、坚弟韦兰、韦冰、韦芝及子韦谅、婿卢幼临，皆为李林甫分遣御史赐死于贬流之所。“罗希奭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李适之、王琚为其怖杀[69]。尤可注意者，罗希奭于旨意之外，能广杀其他迁谪之人，尤可见出贬谪之严酷以及贬臣性命之轻贱，以至于酷吏可以肆意妄为，草菅人命。咸通八年，杨收贬端州司马，继长流
州，寻赐死。“坐收流死者十一人”[70]。咸通十四年，韦保衡自相位贬贺州刺史，“再贬澄迈令，寻赐自尽”[71]。咸通末，路岩累贬新州刺史，乾符元年，又长流儋州，寻赐死[72]。以上皆先流贬、再赐死于贬所、贬谪与流死之刑相连使用之显例。至若天佑二年“白马之祸”中，朱全忠聚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73]。贬杀之无情，更是骇人听闻。
贬谪虽列五刑之外，却往往与五刑混同叠用，杖谪相继，流贬结合，贬杀相连，其严厉程度几无区别。可见专制政治的常态之下，也潜藏着历史的残酷与狰狞，所谓宥之远方，蒙恩思过等冠冕之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
四、久不量移
量移之法:贬官在贬所例经五考，考满量移;若遇朝廷大赦，则可提前量移。兹可注意者，贬官考满后，须所在州府，申牒尚书省有司处分。天宝以后，贬官处置渐趋严厉，则左降官身份颇为敏感，尤其是获罪较重之人。所在州府或中央有司之官吏，在对左降官勘计劳考和考后处分时，则可能心存顾虑，以免落下与左降官亲善之嫌疑。又由于“左降官缘任处州府，多是遐远，至考满日，其中申牒稽迟，致留滞者”[74]种种原因，考满量移之常法逐渐废弛，以致“因循日久，都不举行，遂使幽遐之中，恩泽不及。”[75]此种情形下，左降官若朝中无人救援，想得量移，仅剩朝廷大赦一途。然而，有些获罪较重之人，贬降诏书上即已明言“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如柳宗元、刘禹锡贬永、朗司马，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即是。故刘、柳谪居朗州、永州十年不曾量移。又或即使朝廷大赦，恩泽也不一定及于贬臣。如敬宗宝历元年四月，上尊号赦天下，李逢吉恐李绅量移，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宜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后赖学士韦处厚上言:“如此，则应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也。”敬宗追改赦文，李绅始得由端州司马移江州长史[76]。又如贞元九年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德宗犹以其他原由不允[77]。可见即使逢朝廷大赦，也可能因权臣或君主之原因，左降之人得不到量移。
大赦无常，而考满量移常法又疏落，于是窜谪之人，往往幽废。如德宗忌刻，猜嫌贬臣，贞元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永贞元年顺宗立，赦天下，贬臣“至是始得量移”[78]。令狐峘、姜公辅、唐次、陆贽诸人，皆逾十余年未曾量移。据载:唐次“在巴峡间十余年，不获进用。西川节度使韦皋抗表请为副使，德宗密谕皋令罢之。次久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辨谤略》，上之。德宗省之，犹怒，谓左右曰:‘唐次乃方吾为古之昏主，何自谕如此!’改夔州刺史”[79]。贬谪作为维系朝政运转的常用手段，本应具有恒定性，但其量移再进之法却如此荒落，由此益见专制政治之无情、贬谪制度之冰冷。由于逐臣再获进用的常见方式为朝廷不时、不次之召命，这意味着逐臣何时离开贬地没有一个可预见的日期，则逐臣所面对的，一方面是随时征召起用的可能，一方面是幽废于蛮荒年复一年的现实;一方面是时时刻刻延颈以望的焦虑折磨，一方面是一次又一次失望的苦痛如割。这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考验着逐臣的神经，也无疑加剧了逐臣心理上的煎熬。
五、文士多逐臣
唐初科举初兴，取士未广，朝中格局多为武人勋旧。逐臣中诗人、文士所占比例在20%以下，总数也不多。自武后奖崇进士文词，科举取士之数逐年递增，辞翰渐为世人所重，初唐文学群体也登上历史舞台，诗人文士在逐臣中的比例遂跃至30%。武后以二张主持控鹤府及《三教珠英》之修撰，吸引了大批诗文之士。中宗时修文馆亦网罗了大批诗坛才俊，且文学之臣多被引居重位，故自武后专政至景龙约三四十年间，出现了唐代第一个诗人文士代群的高峰。以珠英学士集团和修文馆学士集团为代表的文学群体，在中睿之世唐室复辟、新旧接续之交，大多卷入风起云涌的政治漩涡，故此时逐臣中诗文之士的比例激增，达到70%，神龙贬谪诗人群体即是显证。玄宗朝虽文学鼎盛，但文学之士较少获得实际参政机会，进入权力上层者寥寥无几。张说、张九龄主政仅十余年，其余三十余年皆为崇尚吏能者当权，前之姚崇等，后之李林甫等皆压制文学后进，故逐臣中文士比例下降，仅占30%。肃宗朝因兵乱陷贼及房琯案牵连等原因，文士贬官又有所上升，占50%。安史乱后盛唐文学群体渐衰，故代宗之世，文士贬官再降，不足30%。德宗好文，世风渐转，又上升至35%。伴随“中兴”思潮，诗文之士锐意参政，多跻身权力高层，故顺宪之世，比例又升至40%以上。且随着中唐文学代群高峰的出现，出现了元和逐臣文学群体。自德宗以后，进士词科在国家文官政体中的作用愈来愈强化，至宣宗时达到极至。且穆、文、宣诸帝皆好文之主，流风所及，文士争趋。而此时正值牛李党争最盛之时，两派间的激烈拼搏，使得大批文士陷身其中，广被株连，故此期文士逐臣所占比例升至50%以上。宣懿两朝党争消歇，文士逐臣有所下降，接近35%。僖昭两朝，文士逐臣的比例虽仍维持在35%左右，但随着政局的急剧衰败，朝士贬官趋于衰歇，文士逐臣的总体数量也大为减少，年均仅为2人次。唐末朱温篡代，文士纷纷避趋，其贬官比例速落至唐初水平，不足20%。五代割据乱世，文士贬官数量尤少，比例骤降至13%。
文士逐臣在唐五代贬臣中所占比例虽时高时低，但总体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唐初仅为20%，科举渐开，迅速升至30%。随着进士词科在文官政体中的作用强化，这种比例遂升至40%，至牛李党争时期更高达50%以上。其后也维持在35%左右。由此观之，唐代贬臣中诗人文士所占比例甚高，其平均值约为37%。可见在激扬迭宕、波澜壮阔的唐代，诗人文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投身举场，宦海沉浮，多摆脱不了几经窜逐的命运。
综观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的贬谪史，可谓严酷激烈，繁复多变，其内里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表现出难以缕述的丰富样态。但从整体来看，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文士多逐臣，乃是其较为突出的几大特点。这几大特点，一方面深层次地反映了唐五代贬谪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某些规律，另一方面，则宛如一个风向标或晴雨表，清晰地昭示出唐五代政治在不同时期的清平与淆乱、宽松与严酷，以及士人生存状态的异同变化和命运的升降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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