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回归情结的群体展示

第三节　回归情结的群体展示及其成因

放逐与回归，是存在于逐臣那里的一对永恒矛盾，也是横亘于中国贬谪文学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大凡逐臣，从他们被施以政治暴力放逐的那天起，便很少有人不念及回归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含着万般的悲怨和凄楚，踏上了长年流放的旅途，在他借以发愤抒情的赋作中，有哀怨的倾诉，有志节的表白，有对奸佞的指斥，有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但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申说的回归的愿望:“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回归的持续而强烈的要求，给屈赋增添了一种刚肠绕指的缠绵，一种纯绵裹铁的韧性。

如果说，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那么，它的鼎盛期则主要在唐、宋两代。^[13]翻开《全唐诗》，与屈骚同一旨趣的渴盼回归的诗作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逐臣们或翘首北望，直抒恋阙思乡之情:“尧时恩泽如春雨，梦里相逢同入关。”(王昌龄《西江寄越弟》)“每羡朝宗水，门前尽日流。”(刘禹锡《南中书来》“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二)“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或自悲自叹，表达无法归去的凄楚心绪:“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沈佺期《入鬼门关》)“念别朝昏苦，怀归岁月迟。”(张九龄《初发道中寄远》)或借今昔的霄壤之别、难以跨越的空间距离来抒发远离京城的无边惆怅:“忆昨京华子，伤今边地囚。”(沈佺期《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白居易《我身》)“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韩愈《题临泷寺》)“二十年来谙世路，三千里外老江城。”(元稹《以州宅夸于乐天》)……类似的歌吟，在三百余年的唐五代诗史上，此起彼伏，不绝如缕，愈发染浓了贬谪文学这块主悲主怨领地的悲剧气息，愈发凝聚成了一种层层环绕化解不开的心理情结——回归情结。

对回归的渴盼在唐代贬谪文学中已有如上所述普遍而持久的表现，而由于离别的“催化”作用，逐臣别诗中要求回归的声浪更为浓郁，更为集中，也更为动人心魄。当然，逐臣们念念不忘的回归，在指向上却不是单一的。细加分辨，其中既有对亲友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深挚眷恋，也有恋阙忧国、希望回归朝廷的急切呼唤，相比起来，前者虽在激切程度和自身特点的鲜明性上有所不及，却更具人情味和永恒的感召力;后者虽包含较多的政治因素和功利色彩，但却更为切合逐臣的身份，更能凸显逐臣别诗自身的特点，而且这类别诗在数量上也远超前者，蔚为大观。据考，唐代逐臣所作别诗约314首，而明确表达归朝意绪者即达93首，就中盛唐54首，中唐29首，可见盛唐、中唐逐臣别诗中的归朝呼声最为强烈。所以，这里讨论的回归，主要指归朝;这里所说的回归情结，主要指逐臣以帝京、朝廷为目标的心理情结;这里分析的作品，也暂不涉及恋亲怀乡之作，而以表现归朝情结的作品尤其是盛唐、中唐时期的同类作品为重点对象。

翻开唐代逐臣及与之相关的各类别诗，渴盼回朝的“归”、“还”等类字词触目皆是，而以盛唐、中唐逐臣特别是盛唐逐臣使用频率最高，表现最为充分。就其表现特点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坦陈心迹，直抒胸臆。如:

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李白《赠别郑判官》)

势要情所重，排斥则尘埃……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

这些诗中，逐臣们或伤远别而泪沾衣，或怀归思而情自伤，总之，能否回归成为他们关注的重心，成为他们吟唱的主旋律。有时，他们神思飞越，不免生出美丽的幻想和期盼:“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王昌龄《送吴十九往沅溪》);有时，他们心念魏阙，反复陈说一己的心曲:“回首不问家，归心遥向阙”(刘长卿《奉饯郑中丞罢浙西节度还京》)，“复拜东阳郡，遥驰北阙心”(刘长卿《余干夜宴奉饯前苏州韦使君新除婺州作》);有时，他们因归期难卜而频生彷徨和叹喟:“只畏生秋草，西归亦未期”(刘长卿《酬张夏别后道中见寄》)，“枫树几回青，逐臣归不得”(司空曙《赠程秀才》);有时，他们忆昔思今乃至瞻望来日，在表现现实苦痛的同时，兼陈承恩必报的意愿:“想到邮亭愁驻马，不堪西望见风尘”(刘长卿《送耿拾遗归上都》)，“常怀客鸟意，会答主人恩”(张说《南中别五陵成崇》)，“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王昌龄《留别司马太守》)。所有这些诗句，都直陈归意，毫无遮拦。

其次是不直言归意，而借象征、比喻等方法婉曲道来。如:

别筵铺柳岸，征棹倚芦洲。独叹湘江水，朝宗向北流。(张九龄《饯济阴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叶》)

孤城抱大江，节使往朝宗。果是台中旧，依然水上逢。京华遥比日，疲老飒如冬。窃羡能言鸟，衔恩向九重。(张说《广州萧都督入朝过岳州宴饯得冬字》)

前诗借水之朝宗北流，既象喻心系朝廷，又借以比况人之羁泊一隅，则人不如水，情何以堪?后诗一个“羡”字，道出心中渴望，但其人不如鸟的失望也尽在不言之中了。

特点之三是通过归者与留者之比较，表现不得归去的悲怨。如:

江上五年同送客，与君长羡北归人。今朝又送君先去，千里洛阳城里尘。(元稹《送杜元颖》)

北阙见端冕，南台当绣衣。唯余播迁客，只伴鹧鸪飞。(李嘉祐《送评事十九叔入秦》)

云是帝乡去，军中谒紫微。曾为金马客，向日泪沾衣。(卢象《送评判官入秦》)

近臣朝琐闼，词客向文园。独有三川路，空伤游子魂。(储光羲《京口留别徐大补阙赵二零陵》)

汉主何时放逐臣，江边几度送归人。同官岁岁先辞满，唯有青山伴老身。(刘长卿《送王司马秩满西归》)

这些诗中，作者多将归京友人与自己的状况罗列在一起，既有对友人的祝贺，又有对自己的自怨自艾。虽未直言归朝，但在对比之中，留者的怨怼不平之气已充溢于楮墨，似乎比直接明言更显沉郁凝重。“留滞多时如我少，迁移好处似君稀”(白居易《送韦侍御量移金州司马》)，一个“少”，一个“稀”，看似相近，实则是两个极端，判若霄壤，正可谓“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特点之四是着力描写囚居贬地、无人问津的凄凉境况，从侧面表达归朝的愿望。如:

月濛濛兮山掩掩，束束别魂眉敛敛。蠡盏覆时天欲明，碧幌青灯风滟滟。泪消语尽还暂眠，唯梦千山万山险。

水环环兮山簇簇，啼鸟声声妇人哭。离床别脸睡还开，灯灺暗飘珠蔌蔌。山深虎横馆无门，夜集巴儿扣空木。(元稹《通州丁溪馆夜别李景信三首》其一、其二)

诗中描绘的是幽冷清寂的通州寒夜:微月濛濛，冷风透窗，残灯明灭，猛兽横门，“青”、“碧”写凄冷之状，“啼鸟”摹断肠之声，“兮”字的运用，更浓化了楚风所特有的神秘、诡谲气氛。在第三首中诗人又描写了凌晨时分的冷雨潇潇和杜鹃哀啼，把贬地的寂寥、艰苦和孤独烘托到极致。在这样的环境中，谁不想早日脱身?又如人所熟知的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那段描写: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便是借“浔阳江头夜送客”时偶遇琵琶女而激发的对自己被贬境遇的倾诉，通过这种倾诉，既表现了作者“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淒怆感受，又表现了对帝京的深挚怀恋。

特点之五是以自我解嘲或正语若反的手法，更为隐晦曲折地表现不得归去的惆怅:

腊后冰生覆湓水，夜来云暗失庐山。风飘细雪落如米，索索萧萧芦苇间。此地二年留我住，今朝一酌送君还。相看渐老无过醉，聚散穷通总是闲。(白居易《南浦岁暮对酒送王十五归京》)(www.xing528.com)

为郎复典郡，锦帐映朱轮。露冕随龙节，停桡得水人。早霜芦叶变，寒雨石榴新。莫怪谙风土，三年作逐臣。(李嘉祐《送卢员外往饶州》)

前诗送友归京，倍感怅惘，但仅用“相看渐老无过醉，聚散穷通总是闲”轻轻带过，颇具自我解嘲意味;后诗明言被逐三年，已谙风土，暗中却充满牢骚，寄意言外。

在逐臣别诗中，表达归朝心理的作品大都诗旨明朗，少数作品由于作者特殊的境遇、当时严酷的政治气氛以及诗人的个体气质等原因，归意的抒发含蓄吞吐。但无论是直抒归意，还是委婉道来，都可看出，逐臣别诗中大量存在的回归情结，是其有别于普通别诗的一大特点。

那么，在这些悲凉的歌吟中，逐臣们何以如此系心于回归朝廷而欲罢不能呢?

从人性及人之心理层面说，这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即归属的需求。人类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是要求生活的基本保障。人之所以需要归属，除了逃避孤独，更重要的还在于寻求安全，这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流放地和贬所，是不能给人提供这种安全保障的。因而，身处其中的逐臣便理所当然地会产生摆脱困境、走出泥潭、消除危机、回归朝廷的渴望。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概括人的需求层次时，将归属感和安全感视作其中两个基本的要项，这一概括对逐臣心理来说，尤为切合。

从生存状态层面说，贬谪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沉沦，意味着被抛弃、被拘囚以及生命的荒废。在被贬前后，逐臣们的生存状态大都存在明显的落差:被贬之前，他们身居高位，雍容暇逸，曾拥有和体验过较优裕的生活;而被贬之后，置身荒远，与虫蛇瘴气为邻，“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元稹《叙诗寄乐天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大率皆无尔”(苏轼《答程天侔三首》)。这样两种迥然相异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不能不使逐臣通过前后对比而生出远超常人的强烈体验，不能不使他们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力图重新拥有，并由此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回归渴望。

从士人理想层面说，中国文人热衷参政的济世情怀和以身殉道的执著精神，千百年来一代代积淀在士人的血液中，形成一种近似于本能的“集体无意识”。而对逐臣尤其是忠而遭贬的逐臣来说，这种参与政治的可能被突然中止，其生命价值近于废弃，这不能不使其产生深深的精神痛苦。他们大都是身在权力中枢或事业鼎盛之际被逐出朝的，他们对个人才华和政治理想就此埋没乃至废弃，实在不甘于心，所以，他们希望回归朝廷，以成就其未竟之业，乃是与其济世理想紧相关联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政治层面说，放逐是政治强力作用下的产物，不少逐臣是由于犯颜直谏、革除弊政或权奸作祟等原因而被迫离开朝廷的。常识告诉我们，有压力即有反作用力，任何强制性的措施，都会带来程度不同的反弹。无论是正道直行的忠臣义士，还是品行有亏或贪赃枉法的罪臣，在被强行逐出朝廷时，都会产生贬非其罪或罪不至此的屈辱、怨望，都希望有昭雪平反或再被起用的一天。相比起来，忠而遭贬者的这种要求无疑要来得更加强烈。在他们的这种要求中，除包含有对自我品节道德、个体价值之重新认定的因素外，还存在着对政敌复仇雪恨的心理。而所有这些，都成为促发他们要求回归的深层动因。

从思想层面说，受传统儒家君父家国理论的长期浸染，古代士人普遍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忠君恋阙意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家是国的放大，君是父的提升，家与国、父与君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子、臣即使被父、君疏远或逐出，也只能“忠君忧国，每饭不忘”^[14]。韩愈被贬，作《履霜操》以明意:“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范仲淹应谪守巴陵的滕子京之邀作《岳阳楼记》，明确提出:“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清人嵇永仁《蒙谷每逢庆辰辄望北再拜诗以纪之》更是直言:“古人每饭不忘君，忠孝何曾患难分。”^[15]当然，这种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个体那里表现程度有所不同，但从总体来看，确是存在的，而其对逐臣回归意识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从离别的层面说，事物总是相对的，有离别就有对相聚的渴望，就有对回归的需求;至于逐臣，因其离别是一种外力强加的、不得不如此的行为，故他们对相聚、回归的渴望和需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或者可以这么说:逐臣因了前述人之本性和心理、生存状态、士人理想、政治思想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已经形成了浓郁得近乎凝固化了的回归情结，而离别又恰好为这种情结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契机，他们既可借此契机一抒哀痛，又可通过受体的传播，将自己的处境和想法或直接或间接地上达天听及朝中重臣，于是，表现回归情结似乎就成了逐臣别诗的专利，而回归情结的反复表现，也自然形成了逐臣别诗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最突出的一类特点。

【注释】

[1]这里所说作者数及诗作量，包含少量非逐臣作者所作与贬谪有关之别诗。

[2]逐臣别诗指逐臣在贬期的送别留别之作;存疑诗为暂不能确定其是否逐臣别诗、然诗中确有迁谪之意的作品;量移别诗是逐臣在量移期间的送、留别之作;参考诗属外围作品，虽非逐臣送别、留别之作，但可资研究相关贬谪情形及逐臣在贬地的心态;和别诗指并未亲到送别现场，只是逐臣唱和友人的别诗。

[3]注:依照附录中所辑录的逐臣别诗，把逐臣别诗的主体，即逐臣在被贬期间的送别留别之作，按其作者的生活年代划入四个时期，其中存疑诗(其后标有“?”)、非贬人送贬人诗(其后标有“*”)以及非别诗但有参考价值的诗(其后以“※”标出)不在统计之列，组诗分别统计，如《岳州别潭州王熊二首》以两首计。同时对“四唐”的回归别诗也分别加以统计，回归别诗的统计标准是排除了抒发友情、亲情、乡情的别诗，个别作品虽未直言归朝，然玩其诗意，确有回归之意，亦一并计入。

[4]《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

[5]《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

[6]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83，第56页。

[8]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740页。

[9]《唐会要》卷五九《刑部员外郎条》。

[10]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290页。

[11]《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

[12]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93页。

[13]参见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第15页。

[14]仇兆螯:《杜诗详注》卷二五。

[15]《抱犊山房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