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荆湘逐臣的精神态势
考察盛唐逐臣的精神态势，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其贯通内外时时呈露的一种豪情。这种豪情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强盛的国力激发了士子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盛唐国力达到顶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前期政治也比较开明。杜甫在诗中写下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可以当作历史的实录。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封建帝国。周边属国纷纷依附，各路使节络绎往来。“声教所及，惟唐为大”[1]，“冠带百蛮，车书万里”[2]。这正是李白高唱“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第四十六)的根本原因。盛唐的文教武功和军事实力所激发的蓬勃进取的社会精神，深刻影响了众多士子，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高涨，自信心倍增，一种乘时而起、建功立业、报恩明主的思想，迅速转化成了在政治昌明环境中积极用世的人生实践。
其二，盛唐的用人原则极大刺激了广大士子的进取精神，培养了一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广开仕进之路，平流可望公卿，已形成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使充满生命力的文士阶层在求取功名的同时，更具有一种“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使命感，具有一种晋宋以降普遍欠缺的主体意识。盛唐士子往往“以道自任”，把帝国的命运同自身的前途当作一个同构体来看待，在他们的诗句中，处处可见济苍生、忧庶黎、安社稷的情思。自我实现与政治参与并进的道义感将盛唐诗人的人格魅力提升到一个近乎悲壮的境界。“不叹携手稀，常思著鞭速，终当拂羽翰，轻举随鸿鹄”(王昌龄《酬鸿胪裴主簿雨后北楼见赠》)，“有诏征草泽，微诚将献谋。冠冕如星罗，拜揖曹与周”(《放歌行》)，“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谁能定礼乐，为国著功成”(《赦归在道中作》)……在这些诗中，充溢着对前程的坚实信念和豪迈情怀，读来令人感奋。
即使遭到贬谪之苦，他们的苦闷也多是未失去理想的英雄的苦闷，在苦闷中也可以感觉到一种激扬的情调、壮伟的气势，体现出整个时代的宏阔气度与上升精神。他们身处逆境，却一直保持着对盛世对明主的希望，保持着自强不息的热情。如张九龄初至贬地时，“日夜乡山远，秋风复此时。旧闻胡马思，今听楚猿悲”，但“壮图空不息，常恐发如丝”(《初发道中寄远》)，在人生挫折中，依旧壮心不已，时时恐惧的是时间飞逝、志业未成的人生空白。同样强烈的功业欲望与进取精神，使得张说生发“立功在异域”(《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会待安边报明主”的慷慨豪情的同时，面对时光流驰，年华易逝，又自然发出“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巡边在河北作》)的惜时之叹;在贬逐的境遇中，更会产生“旧恩怀未报，倾胆镜中看”(《闻雨》)的时不我予的紧迫感。这是对生命热爱过切而感到时光易逝的悲凉，但并不绝望，这就是盛唐精神。王昌龄在贬谪中依旧没有丧失对未来的信心，“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自喻为黄鹤，展示其卓然出众的才能和高远不群的志向，格调是高昂的。
与上述豪情相伴随，盛唐荆湘逐臣还表现出一种因个体人生际遇导致的悲情。(www.xing528.com)
在高蹈扬厉的盛唐精神氛围中，君臣遇合、贤才得其主得其时的理想际遇让盛唐士子渴盼不已，他们喷涌着对功成名垂的呼唤，认为可以不受阻碍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唾手取功名，立登要路津。然而怀有经邦济世宏愿的士子们面临的往往是仕途坎坷、沉沦下僚的冷酷现实，用世之心愈切，不遇之感就愈强。盛唐荆湘逐臣于盛世遭遇打击，直行反受枉屈，不能不生出沉重的悲情。
他们的悲情表现为“耻作明时失路人”(常建《落第长安》)的不平和怨愤，以及作为边缘人的焦虑和哀痛。盛唐荆湘逐臣被剥夺了议国是于朝中、献奇策于君前的权力和荣耀，堵塞了其通往成功的人生道路，生命荒废的痛苦时时冲撞着心灵;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因被贬而放弃对天下的道义和责任，既肩负着道义和责任，却又无法身体力行地实现，当此之际，他们感到命运对自己这种高贵情感的嘲弄，徒然陷入了有心无力的尴尬之中。张九龄“湘水吊灵妃，斑竹为情绪”;“行吟至落日，坐望只愁予”(《杂诗五首》其四)，在诗作中充分地表达了理想受到压抑的痛楚和为国事忧心忡忡的心绪。贾至“谪居潇湘渚”时，感慨“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但更使他忧虑的则是:“我同长沙行，时事加百忧。登高望旧国，胡马满东周。”(《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以废弃之身，面对危急的国势和残破的旧国，他“百忧”缠心，感慨系之。
盛唐荆湘逐臣这种悲情与豪情不是分裂的，而是有机地统一在了具体的个体身上，只是因环境之变异而有不同的侧重。从宏观角度看，他们无论是上升朝列的得意之际，还是迁谪外放的失意之时，都能透现出一种共性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深厚高朗的情感基调和阔远壮大的气度力量。这种追求功名的热烈情感及不懈精神，在其人生逆境中虽然有所沉潜，却未失落，反而使其精神风貌更具有一种深沉厚重的力度，从而成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总体上，盛唐荆湘逐臣具有一种进退从容的精神风度，追求着“委顺无不乐”(张九龄《杂诗》之二)、“荣辱两都遣”(《荆州作》)的境界。因了贬谪，他们一方面得以暂时从官场漩涡和烦杂世事中解脱出来，作些山水的游历和胜迹的探访，既借以消弥心灵之痛，亦获取使精神宁静平和的支撑。如张说《翻著葛巾呈赵尹》写道:“昔日接□倒，今我葛巾翻。宿酒何时醒，形骸不复存。忽闻有嘉客，骊步出闲门。桃花春径满，误识武陵源。”王昌龄也屡次提及武陵源，“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留别武陵袁丞》)，“欲访桃源入溪路，忽闻鸡犬使人疑”(《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之一)。另一方面，作为盛唐人，奔放的人生情态和“以道自任”的精神决定了发扬蹈厉永远是他们思想的主导，他们相信着有东山再起、功成名就的一天。如张九龄提出“避世辞轩冕，逢时解薜罗”(《商洛山行怀古》)，体现了对自身才能的自信，对人生进退穷通的旷达，多了一份自由和潇洒。这就可以帮助我们解析他在朝“直气鲠词，有死无二，彰善瘅恶，见义不回”[3]与在野“无心与物竞”(《咏燕》)、“委顺无不乐”(《杂诗五首》之二)之人生态度上的强烈反差。唐玄宗很欣赏张九龄的“风度”，并作为录用大臣的一条标准。[4]“九龄风度”成为盛唐文人心目中的美的风范，亦成为盛唐之音的美学内核。从中可以窥见盛唐荆湘逐臣的总体心态，也反映了盛唐士大夫文人精神性格的成熟。实事求是地讲，正是在这个层面，盛唐荆湘逐臣缓和了前辈们怀才不遇的沉重苦涩和执著追求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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