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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逐臣贬谪文学的传播方式与效果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送别诗的目的性使其确实具有“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的功能和作用,从而进入传播学领域,诗歌的功能由此得到了拓展。前一首为普通别诗,后一首为逐臣别诗,都是由送者赠予被送者的简单传播,此外没有其他更多的目的。

唐五代逐臣贬谪文学的传播方式与效果

第四节 逐臣别诗的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

别诗与其他诗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有明确的读者对象,特别是送别诗,送行者(作者)更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其直接对象就是被送者。于是在送者和被送者间就存在一种传播关系,这种赋诗以赠的行为具备了传播所必须的四个要素:传播者(送者),传播内容(别情等),传播媒介(诗)和受传者(被送者)。美国学者霍夫兰等人认为:传播是“某个人(传播者)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的)以影响另一些人(受传者)行为的过程”。沃伦·韦弗也认为传播是一个心灵影响另一个心灵的全部程序[7]。这种看法虽然不尽全面,重点突出的是传播的目的性,但却也符合别诗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唐代送别诗的确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联络感情、润滑人际关系的交际工具。符载《送卢端公归恒州序》云:“感赋四韵以代杂珮之赠焉”,独孤及《送开封李少府勉自江南还赴京序》云:“云情者莫近于诗,二三子盖咏歌以为赠”,梁肃《奉送刘侍御赴上都序》:“二三子尚未醉,盖各赋诗以代疏麻、瑶华之赠”,钱起《赋得浦口望斜月送皇甫判官》诗曰:“送君无可赠,持此代瑶华”,刘禹锡《送景玄师东归》诗序曰:“今无他请,唯文是求,故赋一篇,以代璎珞耳”。在这些叙述中,诗歌其实等同于疏麻、瑶华之类的“礼物”,因此送别诗的目的性便由此得以突现。元结《送孟校书往海南并序》云:“平昌孟云卿,与元次山同州里,以词学相友,几二十年。次山今罢守舂陵,云卿始典校芸阁。於戏,材业次山不如云卿,词赋次山不如云卿,通和次山不如云卿。在次山又诩然求进者也。谁言时命,吾欲听之。次山今且未老,云卿少次山六七岁,云卿声名满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云卿何事不可至。勿随长风,乘兴蹈海;勿爱罗浮,往而不归。南海幕府,有乐安任鸿,与次山最旧,请任公为次山一白府主,趣资装云卿使北归,慎勿令徘徊海上,诸公第作歌送之。”[8]诗云:“君有失母儿,爱之似阿阳。始解随人行,不欲离君旁。相劝早旋归,此言慎勿忘。”显然,作此诗的目的是向南海幕府的府主举荐孟云卿,希望对方能“趣资装”使北归。诗人先在诗序中运用自己与任鸿的交情力荐孟云卿,在诗中又言及云卿之“失母儿”盼其“早旋归”,看似告诫云卿,实则传递信息给任鸿,打“感情牌”,给对方施压,其目的性一目了然。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云:“自怜弃置天西头,因君为问相思否”,其目的性也是很明显的,希望独孤渐把自己的境况和愿望传达给严八侍御,《送绵州李司马秩满归京因呈李兵部》诗曰:“因君报兵部,愁泪日沾衣”,也是借行人传递信息。送别诗的目的性使其确实具有“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的功能和作用,从而进入传播学领域,诗歌的功能由此得到了拓展。

一般来说,传播过程具有三个重要的环节:信息传达、信息接收及信息反馈。传播者首先要确定传播内容,然后把需要传播的信息转换成可供传输的信号,即编码,而且这种编码必须是受传者能理解的符号形式,只有这样,受传者才能在接收信息后领会编码中的思想内容,并及时反馈于传播者。同时,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传播的渠道必须保证畅通。由此四项基本条件,遂构成简单传播的大致流程:

图2 简单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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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2稍加改动,增加相关内涵,便构成别诗简单传播的大致流程(见图3):

这是一种简单的传播方式,主要适用于别诗中对象明确、具体,意旨较为单纯的一类诗歌,即送者(传播者)创作别诗,表达离愁和思念,只是为了赠予被送者(受传者)一人的,这种类型的诗歌如:

图3 别诗简单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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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马鸣。(李白送友人》)

星象移何处?旌麾独向东。劝耕沧海畔,听讼白云中。树色双溪合,猿声万岭同。石门康乐住,几里枉帆通。(刘长卿《送齐郎中典括州》)

前一首为普通别诗,后一首为逐臣别诗,都是由送者赠予被送者的简单传播,此外没有其他更多的目的。

与之相比,还有更多的别诗,特别是大量逐臣别诗属于复杂的传播,也就是说,其受传者不只是接受赠诗的人(直接受传者),同时还另有他人(间接受传者)。如前举元结诗,其直接受传者是被送者孟云卿,间接受传者是任鸿;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直接受传者是独孤渐,间接受传者是严八侍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间接受传者才是传播者心目中真正的信息接收者,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据此,可列出如下复杂传播图式(见图4):

与简单传播有所不同,这里增加了间接受传者一项,亦即一条信息要经过传送者、直接受传者、间接受传者三个或多个环节,才能完成其整个流程。如刘禹锡有两首诗就属于复杂传播的范畴。其《送张盥赴举诗并序》这样说道:

图4 别诗复杂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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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以偕受学为同门友,今人以偕升名为同年友,其语熟见,缙绅者皆道焉。余于(与)张盥为丈人,由是道也。曩吾见尔之始生,以老成为祝;今吾见尔之成人,以未立为忧。吾不幸,向所谓同年友,当其盛时,联袂齐镳,亘绝九衢,若屏风然。今来落落,如曙星之相望。昔日会合,不烦异席,可长太息哉。然而尚书右丞卫大受、兵部侍郎武庭硕二君者,当时伟人。咸万夫之望,足以订十朋之多也。第如京师,无骚骚尔,无忻忻尔。时秋也,吾为若叩商之讴,幸有感夫二君子

诗序先言自己和卫、武二人的交情渊源,再说明自己和张盥的关系,在回忆昔日友情,夸赞卫、武二人后,道出写诗的目的:“吾为若叩商之讴。”接着在诗中说:“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言己与张盥感情之密切,“道旧与抚孤,悄然伤我神。依依见眉睫,嘿嘿含悲辛”,说出了自己的困境和举荐张盥的迫切,从感情上打动卫、武二人。随后“永怀同年友,追想出谷晨”数句,回忆昔日友情和今朝自己的境况,最后点明目的:“尔今持我诗,西见二重臣。成贤必念旧,保贵在安贫。清时为丞郎,气力侔陶钧。乞取斗升水,因之云汉津。”看起来是送张盥,实则句句是说给卫、武二人的话。诗里固然有送别张盥的成分,但最主要的却是举荐他,于是间接受传者的地位喧宾夺主,后来居上。

刘的另一首诗《送陆侍御归淮南使府五韵》云:“江左重诗篇,陆生名久传。凤城来已熟,羊酪不嫌羶。归路芙蓉府,离堂玳瑁筵。泰山呈腊雪,隋柳布新年。曾忝扬州荐,因君达短笺。”诗后自注曰:“时段丞相镇扬州,尝辱表荐。”诗人曾受段丞相表荐,心存感激,于是通过赠诗陆侍御以表达对段丞相的谢意和问候,相当于一帧充满诗意的问候短笺。因为只是表达对间接受传者的感谢,因此诗中表达对直接受传者(被送者)情谊的比重就大一些,感谢和问候只是于诗末顺便提及。可见直接受传者和间接受传者在传播中的地位,因别诗职能、传播目的之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果传播者的目的是突出举荐者,推荐被送者,则间接受传者处于主要地位;如果传播者仅通过诗向间接受传者传达问候,则直接受传者的地位至少与间接受传者可以并列。

对逐臣别诗而言,其传播模式要视其所表达的回归内容而定。如果抒发友情亲情和归乡之情,则这类作品一般属于送者——被送者的简单传播。如:

异壤同羁窜,途中喜共过。愁多时举酒,劳罢或长歌。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于焉复分手,此别伤如何。(张说《端州别高六戬》)

江中远回首,波上生微霭。秋色姑苏台,寒流子陵濑。相送苦易散,动别知难会。从此日相思,空令减衣带。(刘长卿《严子濑东送马处直归苏》)

张说和刘长卿的这两首诗都表达友情,诗中没有其他信息要传播于第三者,因此属于简单传播。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抒发友情乡情之作都是简单传播,例外也是有的。如王昌龄《别李浦之京》诗云:

故园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

这是一首逐臣送友思乡之作,诗人通过友人寄书故园,表达思乡之情,显然属于复杂传播的范畴。

如果逐臣别诗是回归别诗,抒发欲返朝廷的渴望,则一般属于复杂传播。根据被送者的情况,可将此类作品分为两类:被送者前往京城以外之所,则诗中间接受传者与直接受传者的位置差别不大;如果被送者前往京师,特别是被送者是返京官员,则间接受传者的地位要远比直接受传者重要。关于第一种情况,试看以下二诗:

少年解长剑,投赠即分离。何不断犀象,精光暗往时。蹉跎君自惜,窜逐我因谁。地远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劳歌寄此辞。(李白《赠易秀才》)

携手登临处,巴陵天一隅。春生云梦泽,水溢洞庭湖。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长沙旧卑湿,今古不应殊。(贾至《送王员外赴长沙》)

李白诗初读平淡,但仔细分析还是可以感受到一股牢骚不平之气。诗中自比虞翻,表明是无罪被流,又用“宋玉悲秋”事,感叹年华易逝,处境凄凉。从“窜逐我因谁”可以体会到诗人希望有人援引却无可依傍的胸中块垒。但全诗还是着重于友情的描述,以“感激平生意,劳歌寄此辞”作结,足见情真意切。贾至诗中用“虞翻枉”和“阮籍哭途穷”二典,其自抒悲愤并希图返朝之意也很明显,但就其主要目的言,仍然是送友,表示对友人的关切。这两首诗,虽均有希望援引、盼望归朝的目的,但因未展示助其达成此目的的对象,故间接受传者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存在,其在传播中的地位不会超过直接受传者。

再看另一种情况,即被送者前往京师之作。在这类诗歌中,间接受传者大多居于主导地位。因为间接受传者是掌握逐臣命运的君主、一言九鼎的权臣或者权势煊赫的当政者,逐臣写别诗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和提携,从而回归朝廷。而直接受传者,也就是被送者,一般是一些归京的官员,其本身并无权决定逐臣的量移和赦还,因此更多地发挥了传播渠道的作用(将逐臣的诗以文本形式传送出去),有时则起到类似于传播流程中“讯息”的作用(将逐臣的诗意以口头的方式传送出去)。试看张说《岭南送使》诗:

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归。将余去国泪,洒子入乡衣。饥狖啼相聚,愁猿喘更飞。南中不可问,书此示京畿。

起首突兀发问,可见归心之切。接着泪洒使者衣襟,这泪并非离别之泪,而是“去国”泪,五六句借愁猿哀啼来烘托心中伤悲,结尾点明写此诗的目的:告知京畿的朝臣自己在贬地的境遇是何等凄凉,以求得同情并帮自己摆脱困境。因而诗中无片言只语提及离情,他写此诗的目的就是给京畿的朝臣们看的,“去国泪”是为他们而流,送别诗是为他们而作,真正的被送者——使者——实际上沦为信使和邮差。据此,则在图4基础上稍作增添,即形成如下逐臣别诗的传播图式:

图5 逐臣别诗复杂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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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图5所示可知,在逐臣别诗的复杂传播流程中,处于较重要地位的,除传播内容外,便是间接受传者亦即君主或朝中当权者了。传送者与间接受传者处于传播流程的两极,借助直接受传者沟通信息,如此,这位发挥沟通信息作用的直接受传者亦即离别之际的被送者所占地位之重要度,无疑明显下降。

再看张说《南中送使二首》之第二首,其在传播上的特点更为明显、典型:

待罪居重译,穷愁暮雨秋。山临鬼门路,城绕瘴江流。人事今如此,生涯尚可求。逢君入乡县,传我念京周。别恨归途远,离言暮景遒。夷歌翻下泪,芦酒未消愁。闻有胡兵急,深怀汉国羞。和亲先是诈,款塞果为雠。释系应分爵,蠲徒几复侯。廉颇诚未老,孙叔且无谋。若道冯唐事,皇恩尚可收。

诗的前半部分渲染暮雨秋山、寒江绕城的送别环境,“人事今如此,生涯尚可求”,暗含归朝希望;“逢君入乡县,传我念京周”,可谓“图穷匕现”,目的和盘托出。“别恨”后四句略作敷衍铺垫,便直奔主题,从“闻有胡兵急”起至诗末,诗的后半部分全是在向皇帝出谋划策和表白心迹,这才是此诗的“诗眼”所在。可以说这已不是一首别诗,而是一封“陈情表”或“鸡毛信”了。白居易的《送客归京》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水陆四千里,何时归到秦。舟辞三峡雨,马入九衢尘。有酒留行客,无书寄贵人。唯凭远传语,好在曲江春。

只有“有酒留行客”一句似乎提及对被送之“客”的惜别之情,但也只是平淡的应景而已,“三峡雨”、“九衢尘”也是诗家小技,而到了“无书寄贵人”处就已有几许意思了。诗人抖擞精神,道出“唯凭远传语,好在曲江春”,翻出一层新意来,其跂足北望的身影也就恍然在目了。(www.xing528.com)

有的逐臣在别诗中甚至明言友人的“职责”,如李嘉祐《送独孤拾遗先辈赴上都》:

行春日已晓,桂楫逐寒烟。转曲遥峰出,看涛极浦连。入京当献赋,封事更闻天。日日趋黄阁,应忘海云边。

尽管他称被送者为先辈,但仍只字不提别情与相思,而是拐着弯说:你每天在皇上面前献赋进谏,可能早把远在云海边的我忘了吧。言下之意是在提醒对方,不要忘了他的“职责”,那就是把他的“讯息”传播到朝廷,传达给皇帝。

当然不是所有的逐臣都把被送友人降职为“邮差”,不少诗中仍有真挚感人的友情:

自叹未沾黄纸诏,那堪远送赤墀人。老为侨客偏相恋,素是诗家倍益亲。妻儿共载无羁思,鸳鹭同行不负身。凭尔将书通令弟,唯论华发愧头巾。(李嘉祐《送窦拾遗赴朝因寄中书十七弟(窦拾遗叔向其弟窦舒也)》)

诗中颔联、颈联写自己与友人的感情及因别而生的思念,但核心仍然是要行者传书于其身为中书的弟弟,正如诗题所言“因寄中书十七弟”,间接受传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逐臣对别诗的传播作用有着明确意识,所以他们在创作时必然深思熟虑,精心结撰,以期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传播学认为:“要达到传播目的,必须使用受传者能理解的符号,即规定双方能共同理解的‘代码’。”[9]具体到逐臣来说,其创作别诗的过程即相当于传播流程中的“编制代码”,作为讯息传送者,他们必须创作能让君主和当权者同情甚至怜悯、进而被感动的作品。前述的“北望涕零”、“随物北归”、“乞求诘问”诸类型的别诗,就是逐臣想以自己不可遏制的强烈归心和谪居贬地的凄凉境况来打动当权者,以达到“影响”受传者的目的。此外,有的逐臣在别诗中还采用“颂圣”方式,以取得殊途同归之效,我们看王昌龄的几首诗:

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送吴十九往沅陵》)

涂浦潭阳隔楚山,离樽不用起愁颜。明祠灵响期昭应,天泽俱从此路还。(《别皇甫五》)

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送崔参军往龙溪》)

“鸿恩”、“天泽”、“望雷雨”,这些歌颂君主圣明的词语,无疑传达着诗人的功利目的。而刘长卿《新安奉送穆谕德归朝赋得行字》诗中“事直皇天在,归迟白发送。用材身复起,睹圣眼犹明”则与王诗同一机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别诗传播作用对逐臣创作的影响。

对逐臣来说,传播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很注意用韵和安排结构,以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如元稹《别李十一》的五首绝句:

巴南分与亲情别,不料与君床并头。为我远来休怅望,折君灾难是通州。

京城每与闲人别,犹自伤心与白头。今日别君心更苦,别君缘是在通州。

万里尚能来远道,一程那忍便分头。鸟笼猿槛君应会,十步向前非我州。

来时见我江南岸,今日送君江上头。别后料添新梦寐,虎惊蛇伏是通州。

闻君欲去潜销骨,一夜暗添新白头。明朝别后应断肠,独棹破船归到州。

五首绝句互相嵌套,很有气势。在用韵方面,每首诗都用“头”、“州”二字作为韵脚,回环往复,纠葛错综而不纷乱冗杂,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头”、“州”与“愁”同韵,读来更觉肃杀沉重。另外,诗人又用“万里”、“一程”、“十步”、“一夜”等数量词作对比,更增添了诗的力度感,其传播效果也会随之增强。

前几节所述逐臣别诗的艺术特色,反映出诗人对创作的精益求精和殚精竭虑,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又印证了这种努力与最佳传播效果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别诗在传播上的意义和作用,影响并导致了逐臣别诗在艺术上的独特风格,而逐臣别诗在艺术上取得的进展和独创,又转而促进和提高诗歌的传播效果,在根源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如果就传播效果特别是在间接受传者那里表现出来的效果看,逐臣别诗是有其局限的。现代传播学认为,影响人际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人际间的互相吸引、时空上的接近等因素。[10]逐臣与间接受传者的人际关系可暂置勿论,即以其时空距离言,一个在蛮荒贬所,一个在京师,山高水远,天各一方,音问几至于隔绝,在此情况下,逐臣仅通过别诗来传递回归信息、进而达到回归目的,一般很难产生实际的结果。

另外,传播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信息的反馈。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传播。传播过程不是一个起于传播而止于受传者的单向过程,它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互换角色的互动过程,信息在两者间流动,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循环,如下图所示:

图6 传播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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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动态的循环流程,在那些互相酬答的别诗中是可以实现的,如柳宗元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与刘禹锡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刘长卿的《七里滩重送》和严维的《答刘长卿七里濑重送》等。在这种传播中,受传者(被送者)可以制作反馈信息并反馈于诗人,通过完整的传播流程,诗人的感情得到了宣泄和交流。但大量逐臣别诗的真正受传者是君主或当权者,而这些人是不可能或较少可能作出反馈的,因此逐臣别诗的传播便成了不完整的传播。如下图所示:

图7 逐臣别诗传播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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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送出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由此,作为信息传播者的逐臣不能不感到莫大的失望。“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张说《岳州宴别潭州王熊二首》)、“谁怜炎海曲,泪尽血沾衣”(张说《南中送北使二首》之一)、“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贾至《送王道士还京》)、“泪来空泣脸,愁至不知心”(宋之问《端州别袁侍郎》)、“青山空向泪,白月岂知心?”(刘长卿《赴新安别梁侍御》)这样一些“谁怜”、“谁念”、“岂知”等诘问和带有“空”的诗句,无不反映出逐臣的失望、落寞和无奈。尽管从政治角度看,这些被逐的臣子们身处贬地,遭受痛苦,乃是政治带给他们的惩罚,要想改变处境,绝非写几首别诗来传播哀怨、乞求援助所能奏效的;但从传播学角度说,上述逐臣哀怨的不能化解,又确与人际关系及时空之先天不足所造成的传播效果低下、反馈环节缺失不无关联。

当然,逐臣自己并非意识不到这种传播的缺陷,他们也未尝真就相信仅通过几首别诗传递讯息就能改变自己沦落的境遇和命运,但对置身荒远贬地、与朝廷绝少交流的他们来说,不抓取这种很难碰到的送友人归京的机会在别诗中做些表白,存些希冀,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实在是太想离开贬所了,对他们来说,回归的希望哪怕只有可怜的万分之一,他们也要尽最大的力量去争取。“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在逐臣这里,则是苦极欲借诗求助,自知无望更凄凉。

如上所述,这种情形只在部分逐臣特别是盛唐、中唐逐臣那里表现得较为明显,到了晚唐时代,类似的情况因了政局的持续动荡恶化、文人士子边缘化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其参政热情的淡漠,在逐臣那里已经日趋减少。但它毕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相当一部分逐臣那里存在过,而且表现得非常的突出,从这点来说,上述逐臣对归朝的渴望及其欲借别诗以达圣听的行为,便不仅如实地反映了中世纪逐臣悲苦凄凉的内心世界,而且也为他们的诗作增添了别一种杂糅着希望的感伤和沉重。

【注释】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1页。

[2]庞德:《回顾》,《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08页。

[3]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28~129页。

[4]松浦友久:《中国诗的性格》,《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

[5]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引姚范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15页。

[6]A.C.弥德诺夫:《唐代山水诗中的“远景”和“近景”》,夏康译,《中外文学参考》1985年第6期。

[7]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第2页。

[8]《全唐诗》卷二四一。

[9]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第44页。

[10]参见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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