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清王朝与朝鲜王朝仍以图们江为界河
(一)女真部落与朝鲜王朝、明王朝关系的嬗变
明王朝在图们江两岸设置的各卫虽然是政治上隶属于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在实际生活中，地处边远的女真部落在生产、生活及社会治理诸方面难以得到明中央政府的切实指导，经济和军事上难以获得援助。即使女真部落在受到朝鲜的残酷杀戮之后，明王朝政府也没有给予切实的护佑。在落后的生存条件下，女真人反而要时常依赖和求助于邻边的朝鲜，从朝鲜获得生活必需品。故此，一些女真部落，如斡朵里、毛怜、兀良哈、兀狄哈等，在接受明王朝政治辖制的同时，还不同程度地与朝鲜保持着封属关系，接受了朝鲜政府的封赏，并不定期向朝鲜朝贡。
明万历年间，中、朝两国共同经历了抵御倭寇入侵的长期的艰苦战争，巨大的消耗使得明和朝鲜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和管理都有所松弛。但女真族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长足发展，日渐崛起。1583至1588年，努尔哈赤发动了统一女真的战争。
前文已述，该时朝鲜已于图们江南岸置成六镇，“咸镜道以铁岭之东北豆满江为界，设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六镇营于江边。[86]此“六镇”的设置，曾为控制“城下野人”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与朝鲜族相融合。但是，直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之前，图们江两岸依然有女真瓦尔喀部存在着。该部是明代建州斡朵里、建州兀良哈、毛邻兀良哈的后裔。明末，由于女真扈伦四部中的乌拉部的势力业已扩展到图们江流域，当地的瓦尔喀人为其控制，故而瓦尔喀人即成为努尔哈赤的征讨对象。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努尔哈赤曾命其弟巴喇舌等率兵一千征讨瓦尔喀的安楚拉库部，即“老土(酋长名)部”，“星夜驰至，取其屯寨二十处，其余尽招服之，获人畜万余而回”。[87]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努尔哈赤遣其弟舒尔哈赤与长子洪巴图鲁、次子代善，与大将军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进入图们江地区，在钟城乌碣岩大败乌拉兵。[88]
但是，该时努尔哈赤出兵图们江南岸，旨在征讨该地的女真人，而并非为侵略朝鲜计，仅是为了进一步统一女真，使女真人皆为自己所统辖，以便壮大自己的实力。故而努尔哈赤军在朝鲜半岛上“所过闾里，一无害及。至于钟城，村氓夫妻持马一匹向城中，途上为老兵所掳，其酋即令放还，以示和好之意。”[89]此后，“江外藩篱荡然一空”，“各部藩落一时尽撤”。朝鲜惊呼:“六镇全依藩胡为蔽，今老酋尽撤，使六镇孤立，其心不难知。”[90]
为了进一步统一女真，努尔哈赤还运用外交手段，将散居于朝鲜的女真人收拢过来。例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他向明王朝政府申奏:“邻朝鲜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有入朝鲜者，乞传谕查与。”明万历皇帝遂遣使谕朝鲜国还给“瓦尔喀部落之流寓朝鲜者千余户”。[91]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不仅将图们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人几乎全部撤走，而且在鸭绿江上游、长白山南路的女真人也都被撤走，其壮丁皆集结于兴京编入八旗。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朝鲜户曹判书沈悦谈及“越边藩胡”时道:“会宁越边有二十余户，庆兴越边有三十余户……”[92]是年九月，咸镜道观察使李昌庭曾向国王报告:“臣巡到三水，审视关防形势，则白头、长白两山皆在眼前。问于父老，则白头去我境仅四、五日程，长白则尤近。旧有胡人部落古未坪、韩民坪，自戊午年尽为奴酋所捲归，两山以南，今无所住之胡。”[93]引文中的白头、长白为两山，其中长白距朝鲜为近，应指今中国长白县境内之“望天鹅峰”，白头为远，应指今长白山。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长白山以南无女真人居住。
如此，努尔哈赤陆续兼并了建州女真的弱小部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统一了海西等女真各部，形成了满族的基础。公元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正式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后金”，自称为“汗”，其疆域东起东海，西至辽东，南达鸭绿江，北接嫩江。[94]应当说，努尔哈赤将图们江南岸及长白山之南的女真人“捲归”，对朝鲜并无不利之患。相反，这对双方边界的管理来说，是不无好处的。
后金建立之后，立即开始了扩大疆域的征战。朝鲜西北边境不时受到强大起来的女真人的冲击。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伐明，节节获胜，朝鲜王朝出兵援明。[95]次年三月一日，明军与皇太极所率的后金军在萨尔浒激战，明军大败。其后，明、朝联军又接连战败。
萨尔浒战役后，朝鲜与女真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遭受重创的朝鲜向后金投降，承认后金的独立地位。明王朝与后金在辽东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先后夺取沈阳和辽阳，严重动摇了明王朝对辽东的统治，朝鲜与明朝的陆路联系也被断绝。后金先将都城设置于辽阳，四年后迁都沈阳，改称沈阳为盛京。从此，由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开始着手创建完整的政权体系和政治制度，并以新的封建王朝身份重新与朝鲜展开往来。[96]
在这种局势下，朝鲜王朝不得不改变了与后金的交往方式，在继续维持与明王朝的藩属关系的同时，交往于后金以求生存:“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靡，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而近现我国人心，内不辨事，外务大言。试以廷臣收议见之……徒虚语耳。弘立等书取见之何妨乎?此果合贼之意乎?我国人终必以大言误国事矣。”[97]朝鲜国王光海君命满浦佥使郑忠信出使后金，“差官以入送议定入启，而今也还为停止，是何故也?新节己迫，自强羁靡，无一事可恃。”[98]金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朝鲜遣使臣奉国书使金，国书中称“后金国可汗”。以此为标志，后金和朝鲜王朝的交邻关系正式确立下来。
(二)清王朝与朝鲜王朝建立宗藩关系后继续以图们江为界
1623年，朝鲜王朝李倧即位，是为仁祖。仁祖国王一反光海君时代“不背明，不怒金”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张联明反金。
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十一月，金汗皇太极即位。次年正月，皇太极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被朝鲜称作“丁卯胡乱”。
正月十三日，后金军攻陷朝鲜义州，十五日占领定州，二十一日攻陷安州，迫近平壤，城内军民纷纷弃城而走，仁祖国王亦逃往江华岛避难。二十六日，朝鲜使臣携国书问询后金出兵之缘由。后金军主帅阿敏历数朝鲜“七大罪状”，[99]要求朝方速遣使议和。二月，朝鲜使臣来到金营议和，后金亦遣随军副将刘兴祚前往江华岛与朝鲜国王议和。
三月，后金与朝鲜王朝达成和议，焚书盟誓，史称“江都之盟”。誓书曰:“朝鲜国王，以今丁卯年某月某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我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我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100]朝鲜与金在誓书中约定“各守封疆”，自此结为“兄弟之盟”。
金、朝两国虽结成了所谓的“兄弟之盟”，但双方关系的发展却并不和谐。
首先，后金要求朝鲜将“逃人”(后金所掳之朝鲜人逃还者)“刷还”于后金，遭到朝鲜的拒绝。朝方申称“我国之人被掳在贵境者，怀思父母乡土，舍命脱来，乃生人之至情”，[101]坚决不同意将“逃人”送还后金。
其次，战后后金仍以防范明朝毛文龙军队为名，留驻了部分金兵于朝鲜义州。朝鲜为此一再与其交涉，要求后金撤出军队。但后金以义州开市和朝鲜以财物赎取俘虏之事作为义州撤兵的条件，朝鲜强调“被虏人民皆我赤子。拘留异域，父失其子，兄失其弟，呼天要差额，怨天不毅。为民父母有不忍闻”，[102]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再次，对于后金提出开市贸易的要求，朝鲜亦一再推诿。朝鲜认为，开市后，金人会“托以开市，往来不绝”，[103]同时担心开市会引起明王朝的不满。最终，在后金的屡屡催促之下，朝鲜不得不于后金天聪二年(朝鲜仁祖六年，1628年)二月在义州与后金开市。但是，对于后金需求的部分物品，如绸缎、青布等物，朝鲜以该物非本国所产、需贸之于明王朝和皮岛商人等为由而拒绝供应，使得后金大为不满。
义州开市后，后金欲进一步扩大与朝鲜的贸易，又提出在图们江边的会宁开市。不久后，朝鲜被迫于会宁开市，但在贸易物种上仍然对后金加以限制，仅以“土产交易”于后金。[104](https://www.xing528.com)
后金天聪三年(朝鲜仁祖七年，1629年)，后金遣使赴朝，令朝鲜王朝称臣，欲改“兄弟之盟”为“君臣之义”，被朝鲜拒绝。
翌年春，后金在与明军的战役中失利，朝鲜立刻降低了当年对后金的岁币。皇太极大怒，扣留了朝鲜使臣，严斥曰:“想贵国供奉南朝甚繁，使官往来，欺索无限，此则何甘心?而独与我些少之物，辄自懊恨耶?况贵国所遗之物，本非情愿，且非予之要求，乃贵国无故助南朝侵我，天谴而赐之也……但礼币及交易之物，渐少渐恶，甚不堪观。如不允予所言，可往来俱止，只相贸物耳。”[105]此后，终因朝鲜亲明、拒上皇太极尊号以及经济上的矛盾等诸多原因，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全面破裂，皇太极遂对朝鲜进行了第二次征伐。
1636年，皇太极建国，定国号为“大清”。当年十二月二日，清太宗皇太极亲率大军出征朝鲜，朝鲜称之为“丙子胡乱”。
翌年一月三十日，朝鲜国王率群臣出南汉山城西门，至汉江东岸三田渡，正式向清王朝俯首称臣，并与之约定了十七条投降条款，[106]史称“三田渡之盟”。正如朝鲜仁祖国王所云:“自正月三十日前，则为明国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107]此后，清王朝与朝鲜王朝正式成为宗属关系。
由于两国的宗藩关系是在清王朝强大的武力征服之下强行建立起来的，双方本无共同的文化背景，加之清王朝对朝鲜进行的两次征伐，令朝鲜始终难以忘怀，所以朝鲜对清始终心存芥蒂。
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建立之初，明王朝尚未灭亡，尽管该时明的内政腐败，“朝士之贪风日甚，宦官之骄横莫制，内贼蜂起”，[108]且在辽东战场上屡败于清军，但在朝鲜心目中，明王朝仍不失为“物力雄富，似无朝夕之急”[109]的、唯一具备正统性的泱泱大国。朝鲜对“蛮夷”所创之清王朝的国情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坚持认为“蛮夷”政权的统治难以长久，政治上仍对明王朝寄予较高的期待。所以朝鲜总是游离于明、清之间，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另外，为了扩大对明战争的需要，清王朝不断对朝鲜进行政治压制和经济勒索，导致朝鲜对清政府“事事欺瞒，少无诚信”。[110]在交往初期，双方纠葛频仍、矛盾不断。直至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清王朝完全取代了明王朝之后，双方的外交关系才得以初步改善。[111]
综上所述，丁卯之役后的“江都会盟”，使后金与朝鲜转为“兄弟之盟”;丙子之役后，通过“三田渡盟约”，清与朝鲜正式确立了宗藩关系，朝鲜由明王朝的藩属国变为清王朝的藩属国。1644年之后，清王朝全面继承了明王朝的疆域。祖居地原本就与朝鲜境土相连的清王朝，延续了15世纪中叶以后明与朝鲜习惯上的以今图们江中、下游明确河段为天然分隔标识的东段分界线，大体上确定了图们江北为中国疆域、江南为朝鲜国土的基本格局。
(三)以图们江为界的边市贸易
朝鲜王朝早期与女真部落、后来与清王朝进行开市的场所，均选择在临近图们江或鸭绿江的边境镇堡。观察边市贸易，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该时图们江、鸭绿江作为中朝界河已经常态化。
明初时，女真人即与朝鲜在双方交界地区进行了民间互市贸易，对米、盐、铁、马匹等生活、生产物资进行交换。交易场所主要设在图们江南岸边的庆源(今朝鲜咸镜道庆源)、镜城(今朝鲜镜城)。女真人可进入朝鲜辖地开展贸易活动，“野人至庆源塞下，市盐、铁、牛、马”。[112]建州卫设立后，朝鲜关闭了庆源贸易市场。
明永乐四年(朝鲜太宗六年，1406年)五月，朝鲜王朝又“置贸易所于镜城、庆源二郡，与野人互市”。永乐十年(朝鲜太宗十二年，1412年)，朝鲜庆源府府治迁移至镜城后，双方便只在镜城互市。[113]
鸭绿江上游地区，朝鲜和女真人曾在满浦(今朝鲜慈江道满浦)互市。满浦互市始于明弘治十七年(朝鲜王朝燕山君九年，1504年)，开市后一直较为活跃。但后来朝鲜认为“若因循不禁，本道牛马铁物，终皆为野人之资，其弊不可胜言”，[114]便于1510年停止了满浦互市。
初期，朝方在互市贸易上对女真多有限制，甚至经常中止开市。在朝鲜不对女真人开市的时期，难以获得粮、盐、铁等生活必需品的女真人便经常去往朝鲜沿边地区掠夺朝鲜人的日用物资，来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所以，朝鲜逐渐认识到向女真人开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双方实现物质交流，更在于使得双方和平相处。及至明末之际，明王朝政权的日渐衰落和女真族的日益崛起，使得朝鲜不得不通过边境互市来协调与女真族的关系。于是，朝鲜与女真在图们江和鸭绿江沿岸城镇的开市贸易相对稳定下来。例如，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朝鲜王朝宣祖二十七年)，朝鲜在鸭绿江畔的茄乙波知堡(西距鸭绿江边一里，位于今朝鲜两江道三水以西四十里)开市。开市后，女真部落抢掠朝鲜边民之事大为减少，“绝无作贼之患”。[115]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朝鲜王朝宣祖三十六年)，应后金要求，朝鲜又于茂山(指今朝鲜咸镜北道富宁北十八里之古茂山)开市，“五日一次，农器、釜鼎、食盐等物，许令买卖，其它禁物，一切严禁。”[116]
清王朝建立后，与朝鲜王朝继续展开的民间贸易被称为“边市贸易”。边市贸易的场所仍设在中朝交界的朝鲜境内，分别为中江、会宁、庆源，此三处贸易地均为临近于中朝界江鸭绿江或图们江的朝鲜北部边境城市。
中江为今辽宁省安东县与朝鲜义州之间的鸭绿江中的中江岛，于该地的互市称为“中江开市”。会宁即朝鲜咸镜北道的会宁府城，与今吉林省和龙市隔图们江相望;庆源即朝鲜咸镜北道的庆源府治，与今吉林省珲春市隔图们江相望，在此两地进行的互市贸易称为“北关开市”。前往开展会宁、庆源边市的清人主要是宁古塔[117]人和乌拉(即今吉林)人。两地人均途经距会宁一日路程的海兰河，然后再渡过图们江去往开市地。
会宁开市始于1638年，庆源开市始于1646年;[118]中江开市始于1645年，[119]但于1646年方始正常化。清王朝政府规定，中江边市每年举行两次，定于二月和八月;会宁边市每年举行一次，早期定于一月至四月进行;庆源边市每年举行一次，早期在三、四月间进行。1656年起，均改为农闲的二月举行。后来，为了方便管理，1659年，清王朝政府将会宁边市改为在每年的十二月进行，庆源边市则顺延至次年的一月举行。[120]自此，形成了单市、双市制度。子寅辰午申戍年，只开会宁边市，称为单市;丑卯已未酉亥年，会宁、庆源二市皆开，称为双市，清人称之为“大换”。[121]虽然对于开市日期有以上规定，但实际上开市常常提前开始，并且结束时间也经常向后拖延。
从史书记载来看，至金天聪年间，中朝图们江边贸仍不顺利，朝鲜对开市的态度仍颇为冷淡和消极。如天聪七年(朝鲜仁祖十一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夏，皇太极派遣郎格、吴巴海携带公文和货物，赴会宁贸易，并要求朝鲜“刷还”在其境内的瓦尔喀逃人。郎格等人买回了115头耕牛，但他们带去的货物“未换者十分之九”，并且有六分之五的瓦尔喀逃人未得以“刷还”，郎格等愤然离开朝鲜。[122]
“丙子之役”之后，清与朝鲜的贸易开始进入了制度化阶段，规定:“宁古塔人往会宁市易者，每年一次;库尔喀人往庆源市易者，每二年一次。”[123]宁古塔人、也春人皆持户部票文前往朝鲜贸易。这种贸易是通过官方进行的。清朝户部从沈阳向会宁派遣差官，并带着文书，朝鲜也派出官员出面处理相关事宜。及1646年(清顺治三年，朝鲜仁祖二十四年)，在庆源又开辟了边贸场所。史载，这年“岩丘赖打湖户人来易牛、犁、釜于庆源”，朝鲜方面给予了配合。
据史料所载，清王朝同朝鲜的边贸，给朝鲜带来了负担。如1654(清顺治十一年)，清差率厚春等部诸满人到庆源进行贸易，“时北路饥荒，而连续开市，抑买物货，民益困矣。”[124]
会宁、庆源、中江边市贸易开展了二百多年，均于1882年停止。此后，两国的民间贸易更为自由化。[125]
从双方的边市贸易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民间贸易场所均选择在双方之界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畔的朝鲜边境镇堡。这充分证明，图们江和鸭绿江是两国民间贸易必须要予以恪守的国界线，中朝两国以图、鸭两江分界已经成为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和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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