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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平:从公务员到小说家再到教授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学做教授[13]李春平在陕西做了十年公务员,在上海做了十年小说家,如今又回陕西做起了教授。我自己没上过大学,自然不知道教授是怎样当的,不知道书是怎样教的。于是,我开始了学做教授,虚心向其他教授们学习。可是现在,出于对教授职业的无限忠诚,我在一夜之间变得不苟言笑了。它符合教授的身份吗?有个教授当即指出,老师这样夸奖学生,是不妥当的。我的身份第一是作家,其次才是教授。

李春平:从公务员到小说家再到教授

学做教授[13]

李春平

在陕西做了十年公务员,在上海做了十年小说家,如今又回陕西做起了教授。想想也很好玩,虽说是副的,但从未听人叫我副教授。我自己没上过大学,自然不知道教授是怎样当的,不知道书是怎样教的。回想几年前,我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写作史志性报告文学《辞海纪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时,采访了不少编纂《辞海》的大学问家,除两院院士谈家桢先生外,其他一批博导的学历都不高,这倒给我增添了不少自信。它使我明白了,教授并不全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在这之前,教授听过我的课,大学生也听过我的课,但都是即兴演讲,讲完走人。毁我者,誉我者,我都不得而知。可如今,要真正以职业者的姿态走上大学讲坛,心里还是有点惶然,怀疑能否担当此任。

安康学院为我的加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传媒也进行了集中报道,心里很踏实。我都40出头的人了,不可能另谋高就,这次回到老家,也许是平生最后一次选择,算是叶落归根,安居乐业了。哪怕是一次错误,我都非常珍惜。所以心里总在虔诚地盘算,如何才能把教授做好。

于是,我开始了学做教授,虚心向其他教授们学习。心态是顺理成章地调整过来了。进出校园,总会看到一群群的大学生,他们天真活泼,浑身阳光,让我非常羡慕。想当初,我在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高考落选者,带着几分羞惭顶替父亲参加了工作,于是发愤闭门苦读。这一读就是四年,自学完了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然后走上了创作道路。所以,当我在校园看到大学生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激荡的,也是复杂的,充满了现实和历史的双重意味。我总会用父辈的眼光打量、观察和欣赏他们,我觉得他们比我幸运,也比我幸福。在我的眼里,他们是我的学生,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他们就活跃在我饱含深情和关爱的目光里。我甚至忽发奇想,假如我有这么大一群儿女,我该如何去管理和教育他们?

我毕竟做了十年的职业小说家,与“组织上”联系不多,没人管我,几乎完全处于自由飞翔的状态。平时可以很狂野,可以很放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无所顾忌的,出言吐气都是惊人的坦诚。可是现在,出于对教授职业的无限忠诚,我在一夜之间变得不苟言笑了。说话的时候要反复掂量,这话是教授应该说的话吗?它符合教授的身份吗?我感觉,师道尊严的遗训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把我捆绑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模样。

到校不久,学校举行运动会中文系的老师负责修改同学们写的广播稿。因为太阳大,女老师们怕晒黑了,我和她们就一齐躲进了体育场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改稿,并在那里接收各系学生送来的稿子。有一天,来了个外系的女生,拿着一叠稿子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口,不知道稿子该给谁。我打量了她一眼,真是很漂亮。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这孩子真好看!”岂知话一出口,这女生扭头就跑了。

顿时引起了一阵哄笑。有个教授当即指出,老师这样夸奖学生,是不妥当的。我申辩说,我可是无意的啊,没有任何杂念的啊,就跟夸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他们说,这样也不好,一是会弄得学生不好意思,二是容易让人想到你只喜欢漂亮女生,不漂亮的怎么办?这些理由没能说服我,我怎么琢磨都想不通,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儿。我只是明白了一点,在学生面前,老师是不能随便说话的。

过了不久,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他叫了声“李老师”,我马上伸出手去,跟他握手。谁知他吓得直往后退,后来还是我抓住了他的手。他哆嗦着说:“老师,你还跟我握手啊!”有他这一失态,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你是谁?”他说了名字,说听过我的课。因为我讲课时是敞开大门的,来听课的有本校师生,也有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有时我就分不清他们的身份。但这个握手的小伙子是中文系的学生,我从他的口气中长了一些见识,老师一般是不和学生握手的,所以他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后来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老师到底该不该跟学生握手?如果可以握手,那么在校园里一定忙不过来。要握手的确实太多,而且没有必要。如果不可以和学生握手,那么在校外遇见点头而过是否有些生分?

我的身份第一是作家,其次才是教授。我在学校没有具体代课任务,只是举办文学创作讲座和创作辅导。中文系一千多学生,加上其他各系的文学爱好者,平时喜欢写作的学生有八百多人。我计算过,如果我一学期批阅学生的两次习作,就是一千多篇,这个任务就非常艰巨了。所以我只能从里面挑尖子生,择优而育,重点栽培。我从文学社选择了四五个文笔较好的。令人费解的是,写作尖子竟然全是女生,文学社成了女生的天下。我本着爱岗敬业的精神,认真批改他们的作品,不仅要指出毛病,修正错误,还要指出为什么要这样改。改好了,还要推荐到报刊发表。对我来说,发表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鼓励方式。可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一个个很性急,写好了就想发表,有的还想出书。我对他们讲了,想出书当然是好事,但不能买书号出书。社会上买书号出书的遍地都是,只要有钱就能出。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出第一本书就走进这个行列。这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在校期间,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把笔写顺,让文气贯通,品尝写作的艰辛和快乐,而不是早早地赢得一个作家的空头虚名。

我十分地爱着我的学生,甚至把偏心用在学生身上。暑假前夕,我的一个上海朋友说,他想在陕西省安康市投资创办一个贵族幼儿园,前期要做市场调查。他说他出钱,让我的学生来完成。我们在电话里讨价还价。我对他说,你是我朋友,让你给多了,我对不起我的朋友。给得太少了,我对不起我的学生。但学生都穷,还是你多给点,让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师做事不赖。朋友说一人给500元。我说不行,天气太热了,孩子们在烈日下东奔西走也不容易,大约要一个月时间,你每人给八百元吧。对方同意了。实际上,我心里清楚,这事儿只需十来天的工作量。说白了,可以亏我的朋友(反正他也不在乎这点钱),但不能亏我的学生,学生是纯粹的消费者,挣一块钱都不容易。于是,我找了两个写作基础好的女生,让她们承担这项工作。她们家境都不太好,给她们一个创收的机会,也算我做了一件善事。我很快布置了任务,要求她们对市内所有幼儿园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拿出调查报告。如何获取第一手资料,由她们自己想办法。她们还算争气,很短时间就把市内26所幼儿园的全部资料弄清了。我帮她们分析了资料后,就进入了调查报告的写作阶段。没有电脑,我让她们用我的电脑。提纲不顺,我帮她们理清思路。谁知初稿拿来一看,结构问题和语言问题非常严重,我得逐字逐句地修改。我还没改好,她们就急着离开校园,要到外地去旅游,便把半拉子文章扔给了我。我是老师,我又能说什么呢?

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外省学生的短信,冷冰冰地告诉我他“手机换号,以后用新号联系”。我马上回复了,特别叮嘱他“暑假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返校。”依照常情常理,这种温情嘱咐无论对于朋友还是熟人来讲,都要回复的,打上“谢谢”二字应该说是举手之劳吧,这也是一种起码的礼节。也许对于老师来讲,来自学生的“谢谢”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我也变得特别没出息,甚至期待着他的“谢谢”出现,但却一直没有等到。后来,我把这事对一个老师讲了,这位老师说:“有的学生就这样,老师给他做任何事他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我在感叹之余,想到了另一件事。我六岁的女儿总是理直气壮地让别人为她做事,那天她妈妈对她说,让别人做事时说个“请”字,毕了要说声“谢谢”,这是礼貌。我女儿当即反问道:你叫我吃饭时说“请”了吗?我吃完了你说“谢谢”了吗?我在旁边听着,哭笑不得。

一个是大三学生,一个是六岁幼儿,为什么在礼貌方面他们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们的教育究竟在哪个环节上出了毛病呢?我好纳闷。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责怪学生的意思,毕竟他们年纪尚小,还处在成长期。毛病多很正常,并不影响他们的可爱。我当然能够宽容他们,理解他们,也喜欢他们,这也是我能够跟他们做朋友的原因。有时我也关心同学们背后对我的评价,他们说“李老师没架子”。很庆幸,目前还没人给我起外号,没人私下骂我,没人给我编顺口溜。有的同学还是比较信任我的,他们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苦恼,甚至失恋的事都跟我说,使我这个教授当得像爸爸,像大哥,又像朋友,心贴得很近,所以有时感到很温暖。但我不知道我这个教授应不应该这样当,是不是合格。从内心里讲,我是尽力了,我是问心无愧的。只是我有些怀疑学做教授的“学”法,可能有时并不一定要向教授学做教授,而是要向学生学做教授。因为从同学们身上可以找到我自己的种种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也应该永远是学生。(www.xing528.com)

【注释】

[1]此文2003年发表于《安康日报》,作者系紫阳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

[2]此文发表于《当代青年》2007年第2期,作者系陕西省紫阳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3]《半个上海人》因故未出版。

[4]发表于《西安晚报》1996年11月23日。

[5]应为在紫阳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了近11年(编者注)。

[6]本文发表于《文学报》1997年1月23日,作者系《文学报》记者。

[7]此文发表于《文学报》2006年5月18日,作者系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

[8]本文原载《旅途》杂志2005年第2期,作者系《安康日报》记者。

[9]载于《安康日报》2006年3月30日,作者系《安康日报》记者。

[10]本文原载《陕西日报》2007年1月14日第3版,作者系《陕西日报》记者。

[11]作者系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12]作者系安康电视台记者、安康市作协副主席

[13]此文发表于《散文》200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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