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的政党制度。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比较这两种政党制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以便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一、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必须放在资本主义政治现实和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我们知道，政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以后产生的。政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政党产生之初，人们对此曾抱不同的态度：一些资产阶级政客热衷于把政党作为争夺统治权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加以利用；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则对党派斗争颇多微词，有的甚至深恶痛绝。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终究认同了政党政治。到19世纪下半叶，政党已经越出西方少数早期资本主义国度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世界政治现象。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度过曾为众多人所厌恶、所猜忌、所误解的最初岁月之后走向制度化、合法化、普遍化，是有其内在的客观社会依据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去对待、去分析，既不能像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那样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吹嘘为世界上最美妙的政党制度，也不能像我们有些同志那样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把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说得一无是处，仿佛它来到世上就全部是罪恶。

严肃说来，对任何事物进行片面的、非历史的评价，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关于资本主义民主（马克思通常使用“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概念），马克思曾从两个方面描述过它的历史贡献：第一，它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共和权力代替个人意志至上的专制权力，尽管这种共和权力主要仍属于资产阶级内部；第二，它“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1]。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民主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揭掉了笼罩在国家头上的神授光环，将国家事务由少数等级特权者的垄断变为人民的参与，实现了国家活动方式的民主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评价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给予很深的启迪。与此相联系，首先，我以为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积极的历史作用就表现在它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对于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扩大民主范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作用还表现在它对近代民主政体的运行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活动机制。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近代民主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同时又推动了民主制的正常运转。尤其在一个近代大国，是不可能完全实行直接民主的，只有通过政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才能够把繁杂、分散的个体意志集合起来形成某种“公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国家的上层建筑，使“公意”上升为国家意志。具体些说，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否定了封建世袭制以后，国家公职人员要通过选举产生。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就在于组织选举，使选举过程制度化、规范化。关于现代政党的功能和作用，英国政治观察家布赖斯勋爵说，“政党能使为数众多的选举人从混乱的状态中实现秩序化”；美国学者桑德曼认为，“政党活动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媒介”，政党可以起到“控制、指导和稳定冲突”的作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古德诺指出，“政党几乎是用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毋庸讳言，这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次，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作用还在于它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形式。纵观近现代民主发展的进程，资产阶级在世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作出了一些重要贡献，例如，它创立了代议制民主，建立了权力制衡制度，开创了政党政治，树立了法制权威，发明了舆论监督，等等。这几样东西，撇开其阶级内容，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它们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所用，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就政党政治而言，无产阶级正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学会了通过建立政党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利用资本主义的政党开展合法斗争；并且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继续通过政党组织政府，领导选举，领导国家政权，通过政党的参与，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广泛的民主。

以上几个方面主要是就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积极作用而言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还必须看到另外一面，即它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缺陷。正是这些弊端和缺陷，反映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统治和资产阶级利益。尽管它表面上允许各政党之间公平竞争，但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政党的活动总是限制在统治阶级所许可的范围内。由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其弊端和缺陷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运用法制化手段竭力排挤和限制工人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手里，只要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使其受到威胁时，它们便会罗织出种种罪名予以压制、迫害甚至取缔。在近百年来的西方政治史上，此类现象屡见不鲜。1878年，俾斯麦政府首开先例，以危害国家现存秩序为借口，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迫使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停止活动达12年之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和联邦德国也都发生过类似事件。60年代以后，虽然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已不再使用这种赤裸裸的反民主手段，在形式上都允许工人阶级政党公开活动，但对其活动内容却加以重重约束。例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西方各国都有不容提出任何异议的法律规定。这样，工人阶级政党就根本不可能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独特的政治纲领，不能触及私有制，因而不能大规模地影响和动员本阶级和社会其他阶层的广大群众，而只能在一些次要的或不重要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由于缺乏政策的自由度，工人阶级政党也就大大减弱了以独特的政策吸引选民的机会和能力，无法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公平竞争。

第二，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受金钱支配的政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相联系，资本主义的政治领域也通行着“有钱就有一切”的法则。在西方国家的竞选活动中，是否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直接影响到各政党的竞争能力。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说过：“权力控制政治，金钱产生权力。”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说：“美国有一个可用金钱买到的国会。”这些决非无稽之谈，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刻画。据了解，在美国，一个众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为15万美元，参议员为50万～100万美元；总统的竞选费用则更高，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仅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候选人就花去1.7亿多美元。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金钱政治面前，没有垄断资本集团支持的小党派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第三，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着重体现了资产阶级大党的利益。在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各政党竞争的结局如何，直接受到选举制度的制约。制定和修改选举制度的权力一般由议会或政府掌握，而控制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大党是决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行使这一权力的机会的。它们总是在合法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改变选举制度，使之变得对自身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和其他进步党派不利。例如，二战后法国共产党一度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在1945—1956年的多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然而由于后来法国实行中选区比例代表制，使法共在议会中的席位数大受影响；设若采取单名选区多数代表制的话，法共所得议席则会增加许多。到1958年，选举形势发生变化，法共得票比例有所下降，资产阶级政党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实行了对资产阶级大党有利的小选区单记名二轮多数制，法共尽管两轮分别得到18.9%和17.6%的选票，但所得议席只有10个，与其所得选票不成比例；而在两轮选举中得票数超过法共不多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却分别得到了198个和133个议席。再如，日本自民党连续执政38年，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长期实行有利于自民党的选举制度。如果不是内部发生分裂的话，自民党现在决不会沦为在野党。说到底，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交织在一起，万变不离其宗，它们的根本目标就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

总之，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其自身又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狭隘的、残缺不全的和有虚伪性的民主，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同样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和有很大虚伪性的。这样的政党制度必将为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所取代。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有着根本区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经济基础不同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个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各部分劳动者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具体利益的差异性。而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主要反映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凡能取得执政党地位的政党，一般都获得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有的还为垄断集团所操纵和控制，因而成为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在整体上都不反映、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2.政党关系不同(www.xing528.com)

我国的政党制度呈现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格局。在这种政党格局中，政党关系有四个特点：第一，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具有法定的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各政党之间没有在朝、在野之分，没有执政党与反对党之分；第三，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第四，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劳动者的政党，它们之间实质上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政党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关系与此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劳动阶级的政党，又有剥削阶级的政党，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态主义政党和宗教政党等；各政党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际上由少数几个资产阶级大党起主导作用；各政党以在朝、在野的面貌出现，通过竞选，一个或几个党成为执政党，其余成为反对党或在野党；一些政党之间有时也有合作，但这种合作多数很不稳定，相互之间的竞争、对立才是其基本关系。（像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结成稳固的“联盟党”而联合执政几十年，这样的状况是不多见的。）

3.政治目标不同

不同的政党制度是不同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们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必然受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在我国，各政党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共同任务，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目标归根结底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在目前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同阶级的政党具有不同的政治目标，但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制度却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

4.运作方式不同

在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的范围十分广泛，并且有一整套具体的制度、组织和措施，例如民主协商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以及保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适当比例和举荐他们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政策和措施等。在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中，无论是执政的共产党还是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其成员均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现并进行活动，各政党均不建立议会党团。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功能几乎完全体现在竞选上。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各政党都要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提出本党的纲领；政府首脑和议会议员都以各自党派的身份参加政治生活；各政党按一定的条件在议会设立议会党团，以便为本党利益开展有效斗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党政治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势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如果说在前面关于两种政党制度的比较中已经阐述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一些基本特点的话，那么这里将着重阐述其优点或优势。

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李瑞环同志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闭幕会上讲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讲道：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一些国家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又有别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在通过选举、表决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还可以就重大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在实行法律监督的同时，还可以实行广泛的民主监督。人民政协所实行的民主协商方式，有助于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同时得到发挥；有助于拓宽人民群众发表意见的渠道，做到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有助于在团结稳定的前提下发扬民主，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这种民主协商方式，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一大优势。具体地说，对于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或优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把握：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符合国情。我们知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过多党制的尝试，也有过一党统治的实践，但都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最终被历史所淘汰。我们今天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一方面是历史作出的公正抉择，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使然。从我国的现实看，首先，我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把亿万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正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反映出来的。由于在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也没有必要在人民内部分裂成两个或几个对立的政党去轮流执政，无必要也无条件搞反对党。其次，我国是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又是一个受小资产阶级影响深广的国度。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波动性大，易于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多党合作的格局，推行西方自由竞争的多党政治，那么在中国大地上就会有多如牛毛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涌现出来，并要求执掌政权，这就势必会造成国家和民族的内乱与分裂。再次，中国社会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少数人政治文化素质较高，但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文化水平较低，缺乏自主意识、参政意识，而且交通、通信条件较差。如若在这种情况下搞多党制竞争，势必会导致极少数人操纵竞选，而大多数人则被极少数人所支配和利用，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附庸，后果只能是政局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遭受损害。

毫无疑问，在两种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必须首先从自己的国情和具体历史条件分析起。这一点，连资产阶级的一些学者也深谙此理。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关于政党制度与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法”，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力图在各国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分析不同政党制度的优劣和把握政治发展的规律。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还作出如此论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诚然，自由是一个美丽的字眼，是人类所崇尚、所向往、所追求的永恒主题。然而自由的实现却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国度自由的内涵和对自由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在我国，如果不考虑国情照搬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其结果必然导致“合法的公共秩序”的破坏；没有“合法的公共秩序”，又何谈自由和民主，何谈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国情，但又切忌把国情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我们既要反对以“国情”为托词，把我们政党体制运行中某些不完善的东西遮掩起来，文过饰非；也不能以“国情”为理由拒斥西方政党政治中显示出活力的某些合理的、科学的成分。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好的、有益的东西，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我们都应当借鉴或吸收。

（2）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它排斥和限制工人阶级政党，政党间的竞争受金钱支配，选举制度往往保护资产阶级大党利益，等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实行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因而使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所固有的那些缺陷和弊端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可能。显而易见，在此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形成的政党制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组织结构和沟通社会功能等方面也有比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优越之处。尽管西方学者们总是一再标榜他们的政党制度如何注重体现民众意志和沟通功能，但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各政党的主要功能无非在于每隔几年组织一次竞选。它们的基层组织系统很不健全，也没有社会性的经常的组织活动，因而不可能准确地、及时地、有效地沟通、体现和反映民意。而在我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有完善的组织系统，各政党之间还有一整套经常性的合作、协商、监督、沟通的制度和机制。各政党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同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机制准确、及时、有效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从而比较充分地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3）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民主发展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列宁曾经说过，民主发展的辩证过程是“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这个演变过程是一个层次递进、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资产阶级民主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是一大历史进步；无产阶级民主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则使近代民主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随着阶级的消灭，一切国家、政党和政治意义上的民主都将不复存在。政党和政党制度只存在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两个阶段。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相比较，无论其历史的进程还是逻辑的进程，后者都是在扬弃前者基础上的一种更高的形态，是无产阶级民主否定资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否定剥削者民主、多数人统治否定少数人统治的历史进程的必然体现。因而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尽管我们的政党制度和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优势远未发挥出来，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的政党制度、民主制度都将日臻完善，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优于资本主义。

通过上述两种政党制度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我国的政党制度的确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认识；但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我们的政党体制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尚有许多不完备之处，对此我们亦应有清醒的头脑。例如，从执政党情况看，现在我国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在一定范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参政党而言，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海外一些人士评论我国的民主党派是“花瓶”、“政治摆设”，这样的论断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如何使我国各民主党派切实改变其参政功能不强、监督作用不大、政治地位不高、社会影响不广的状态，使它们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切实尽责、出力、到位，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政治学而言，政党制度是关于一个国家政党同政权之间、政党同政党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制度。这就是说，政党制度的内涵涉及两对关系，其一是政党与政权的关系，其二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在我国，政党与政权的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即共产党领导政权、各民主党派参加政权，或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在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所要着重解决的应当是民主党派的参政问题。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则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今后完善和加强的重点应该放在后者对前者的监督上，即加强各民主党派对执政的共产党的监督。参政和监督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发展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质内容，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要是没有各民主党派切实有效的参政和监督，我们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当然，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途径和办法来完善这些内容，还有待进行更深入的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原载《求同论坛》，1994（4）；《中国统一战线》，1994（11）。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统一战线》，北京，蓝天出版社，1994。获1994年度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