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王淮官僚集团的较量中，浙东士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并渐渐成为道学集团的中坚力量(276)。正因为此，他们乃受到了绍熙内禅后新任宰执赵汝愚的青睐，将居外任的浙东名士召回朝廷，作为自己的辅翼。但是，在同王淮的斗争中，他们已然背上了“道学党”这一带有贬义的声名，很容易授人以柄。因此，在随后而起的“庆元党禁”中，他们更由于党争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绍熙内禅中，皇戚韩侂胄怪怨赵汝愚在扶立嘉王即位之后分权不公，乃对汝愚及其道学集团施以攻击。韩侂胄指使右正言李沐攻击赵汝愚，使汝愚自乞罢政。朝中士大夫和太学生清议力量上疏直汝愚之冤，韩侂胄党乃承续了王淮党对“道学”的围攻伎俩，企图利用此二字将赵汝愚党人一网打尽。《通鉴续编》记之云：“及侂胄怒赵汝愚、朱熹，以其从游者皆知名士，欲尽去之，而不可悉诬以罪。或谓之曰：‘凡相与异者，皆道学之人，若以道学目之，则有何罪？当曰“伪学”。’”对异己的朝野士人，他们重又加上了陈贾所发明的“伪学”这一恶谥。
随之而来的便是党禁之兴。绍熙五年庚午，诏命知潭州朱熹入朝，朱熹行至上饶，闻以内批逐留正，便已敏锐地觉察到朝中政敌已先下手，故忧心忡忡。《朱子年谱》叙述此一节的时候特意提到：“及至六和塔，永嘉诸贤俱集，各陈所欲施行之策，纷然不决。”(277)依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此“永嘉诸贤”应当包括陈傅良、叶适和薛叔似在内(278)。在地方任职的永嘉名士欣知新君即位，于是怀抱着得君行道的满腔热忱入都，至六和塔得知道学集团在朝中的领袖留正待罪于此，预感到朝中已然有了变故。此时敌氛方炽，他们于是积极筹划对策，以免在党争中遭难。从他们的被召入都，以及面对山雨欲来的党争的对策，可见永嘉士人确已成为赵汝愚党的中坚力量。
随后韩侂胄党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的党禁活动。侂胄命何澹和刘德秀分任御史中丞和右正言之职，把持了言路，指“道学”为“伪学”，并通过控制科举权，禁止“伪学”进入科场。庆元二年九月，在赵汝愚窜死之后，太常少卿胡纮奏论“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并乞请光宗“权住进拟伪党”。庆元三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入见，声言“前日为伪学，至此而变为逆党矣”(279)。伪学之禁升级为党禁，使道学阵营内的浙东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崇宁党立“元祐党人碑”如出一辙，韩党炮制了一份录有五十九人的“伪学党人名单”，其中，包括陈傅良、叶适、徐谊、薛叔似、蔡幼学在内的温州籍官员就有九人，而周南、赵汝谠、赵汝谈、周端朝是叶适的门人。这份名单与叶适的荐士名单有相似之处，后者昭示了浙东士人的崛起，前者则显示了陈傅良、吕祖俭、叶适等浙东名士由于党争中的积极活动招致了韩侂胄党的怨恨，必欲铲除之而后快。如周梦江先生所说：“盖当时永嘉学者众多，且负盛名，固忌恨之者亦众。”(280)
浙东名士因为在党争中的积极活动，普遍遭到了韩侂胄党的打击。朱熹庆元元年被逐出都门之后，浙东士人也成了韩侂胄“清党”行动的重要目标。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逐出朝廷，远离了中枢系统。庆元元年四月，四明的杨简因为争赵汝愚外放之事，被李沐劾罢；吕祖俭上书攻韩侂胄，为朱熹、赵汝愚辩诬，送韶州安置，终死于贬所；庆元二年夏，臣僚对陈傅良上章诋毁，韩侂胄诬之为“心术不正”，被降三官，罢宫观，自此屏居杜门，不与世人交接，榜所居之处曰“止斋”(281)；叶适《进卷·君德》被御史胡纮劾为“无君”，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282)。此外，陈谦、王楠、蔡幼学等浙东士人均在庆元二年被放罢。
浙东学人藉以扩大力量的科举阵地也遭到激烈的攻击。永嘉学者陈傅良、叶适、蔡幼学在科举士子中间有着极大的影响，陈傅良还在绍熙三年任考试官，徐谊也曾任点检试卷官。浙东学人将科场变为汲引善类的重要阵地。但在反对派看来，这却是“伪党”滋生和势力扩大的温床，必须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扼制“逆党”思想的影响。党禁期间，曾有臣僚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二三温人。所谓状元、省元、两优释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亲故”(283)。根据周梦江先生的考证，“三温人”盖指陈傅良、叶适、徐谊(284)。韩侂胄为了夺取场屋之权，控制士子仕进之途，特安插自己的亲信吏部尚书叶翥入省闱，并担任知贡举。庆元二年，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令大学及州军学……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285)《进卷》、《待遇集》因此遭到毁板。
在翻云覆雨的政党斗争中，浙东士人命运几经起伏。陈傅良在党禁稍歇的嘉泰三年便已去世；叶适威望素著，所受打击较小，并因为一向主张抗金，且有“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286)之语，于是受到准备北伐的韩侂胄的器重，开禧北伐中被任命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七月，兼沿江制置史，负责守卫南京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叶适在金兵入侵两淮之际，指挥作战方略得当，破定州之敌，解和州之围，建康得以安然无恙。但开禧北伐终于一败涂地，韩侂胄殒命，史弥远掌控权柄。叶适被视为韩侂胄党人而遭到御史中丞雷孝友的劾罢，自此息影家园，潜心著述，在政治上再无作为。
同时遭到弹劾罢官的浙东士人还有许及之、薛叔似、陈谦、孙元卿、王楠、曹叔远。许多浙东士人早在叶适之前去世：许及之卒于嘉定二年，薛叔似卒于嘉定十四年，陈谦卒于嘉定八年，王楠卒于嘉定九年。即使在史弥远召用道学士人的宁宗嘉定年间，他们也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干，从此，曾经怀抱着热切的“得君行道”理想的浙东士人，在政治舞台上渐渐趋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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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东地域之沿革，全祖望《浙东分地录》一文记述甚详：“浙江十一府，以秦置会稽郡之封计之，西虽缩而东则赢，盖秦时会稽之东，自浙江隔岸为乌伤诸县，迤逦至于山阴，又东自余姚句章至于鄞而止。”（《鲒埼亭集》卷八十七）
(3) 《周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三。
(4) 《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
(5) 《东发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六。
(6) 参见早坂俊广《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7) 《答程正思》，《朱熹集》第2456页。
(8) 《朱子语类》第2967页。
(9) 吕祖谦的家乡金华和陈亮的家乡永康都属于婺州，“婺学”是本于地域而作的笼统的提法。
(10) 《答潘叔昌》，《朱熹集》第2242页。
(11) 《喻偘传》，宋濂《文宪集》卷十。
(12) 《习学记言》第324页。
(13) 俞文豹《吹剑录》，《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二十七。
(14) 《朱子语类》第2961页。
(16) 《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
(17) 《朱子语类》第1219页。
(18) 同上书，第2801页。
(19) 《四库总目·〈永嘉八面锋〉提要》。这里将吕祖谦列为永嘉学者的发轫者是错误的。
(20) 《与张荆州》，《东莱集》别集卷七。
(21)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22) 《进卷·史记》，《叶适集》第720页。
(23) 《徐德操春秋解序》，《叶适集》第221页。
(24) 《南雷诗文集》序类，《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点校本。
(25) 《待制集》原序。
(26) 《太学策问》，《东莱集》卷五。
(27)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28)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29)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陈亮集》第14页。
(30) 《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31) 《外制·大理寺主簿王宁新知信阳军》，《止斋集》卷十四。
(32) 《答黄道夫》，《朱熹集》卷五十八，第2947页。
(33) 《朱子语类》第3页。
(34) 同上书，第1936页。
(35) 《与朱侍讲》第十二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36) 《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九。
(37) 《勉强行道大有功》，《陈亮集》第100页。
(38) 《答陈同父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39) 《朱子语类》第2896页。
(40)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41) 《袁文清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4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六。
(43) 同上书，卷七十九。
(44) 《赵张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四。
(45) 《震泽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九。
(46) 《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三。
(47) 《戴明仲墓志铭》，《浮沚集》卷七。
(48) 《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浮沚集》卷二。
(49) 《归愚翁文集序》，《叶适集》第216页。
(50) 《宋史》第12886页。
(51) 《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二。
(52) 同上。
(53) 《答陈同甫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54) 《薛公（季宣）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55) 《浪语集》卷三十二。
(56) 《薛公（季宣）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57) 近代学者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更认为浙东学术相较于朱学乃是程学的嫡传。其间虽有过当之论，但是该书对浙学源流的追溯，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58) 楼钥《陈公（傅良）神道碑》，《止斋集》附录。
(6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〇。
(62) 《文献通考》卷二三《国用》。
(63)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第4156页。
(6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
(65) 参见方如金、赵瑶丹《试论宋代两浙路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温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6) 《何提刑墓志铭》，《梅溪后集》卷二十九。
(67) 《送叶秀才序》，同上书卷二十七。
(68) 《宋本方舆胜览》卷九。
(69)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十九。
(70) 《宋本方舆胜览》卷七。
(72) 《嘉泰会稽志》卷一。
(73) 《与胡伯量书》，《勉斋集》卷八。
(74) 《绍兴十八年登科录》，（《南宋登科录两种》之一，《宋史资料粹编》本）。
(75) 需要考虑进的一个因素是，浙东通过科举走上仕宦之途的官员越多，就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特权录用其亲属、同乡，或者让他们通过难度较小的特殊考试入仕，比如转运司考试（又称漕试、牒试，诸路帅臣、监司的子弟、亲友等应举牒送国子监和转运司考试。解额较之各州发解试要宽得多，相对容易。从仁宗景祐四年创立起，到理宗绍定四年的近二百年间，除了徽宗朝外，一直都在实行），使自己的势力扩大化。而这种情况在浙东地区尤为突出，朱熹曾指出：“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学校贡举私议》，《朱熹集》卷六十九，第3634页。）
(76) 《两朝纲目备要》卷五。
(77) 《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第2177页。
(78) 《席益差知温州》，《北山集》卷二十二。
(79) 中国古代典籍中常有对不同地域风俗各异的描绘，如《淮南子·坠形训》中就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性情和品质皆有影响，如云“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等等。此外，《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并根据成帝时刘向所言的汉代地域的划分，以及丞相张禹所条列的各地风俗辑而论之，著于篇籍，提示为政者要注意各地风俗，从地理实际出发以施其政。可见，古人对各地风俗的差异是颇为看重的。尤其是宋代以来，人们的地域观念更加浓厚，在党争和科举中都有所体现（相关论述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反过来也强化了各地士人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80) 《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之二，《东莱集》卷三。
(81) 《龙川功名之士》，《隐居通议》卷二。
(82) 《东莱集》卷十。
(83) 《与张南轩》，《浪语集》卷二十三。
(84) 参见陈傅良《薛公（季宣）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85) 《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
(86) 《与朱侍讲》第十九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87) 《祭吕大著文》，《止斋集》卷四十五。
(88) 太学中行三舍法，即太学生通过岁终考试，由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外舍、内舍、上舍人数依次减少。上舍根据考试成绩并参照行艺的表现又分三等，上等直接授官，中等等待参加殿试，下等则有机会参加省试。崇宁三年，诏天下均由三舍法升贡，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唯太学中仍旧保留此制度，并一直延续到南宋。参见《宋史·选举志三·学校试》。
(89) 《东莱以誉望取士》，《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吴子良此处把乾道八年的事说成“淳熙间”，时间弄错了。
(90) 《蔡行之省試》，《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91) 《与陈同甫书》，《东莱集》别集卷十。
(92) 参见孙锵鸣《陈文节公年谱》。
(93) 《与陈同甫书》，《东莱集》别集卷十。
(94) 《祭吕大著文》，《止斋集》卷四十五。
(95) 《月谷》，《叶适集》第47页。
(96) 《与吕丈书》，《叶适集》第548页。
(97) 《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
(98) 《与吕伯恭正字》，《陈亮集》第321页。
(99) 《四朝闻见录》第62页。
(100) 《祭吕太史文》，《叶适集》第565页。
(101) 《答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
(102) 参见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65页。
(103) 《甲辰秋书》，《陈亮集》第338页。
(104) 《陈亮集》第248页。
(105) 《复何叔厚》，《叶适集》第329页。
(106) 《与吴益恭安抚》第一书，《陈亮集》第388页。
(107) 《与吴益恭安抚》第二书，《陈亮集》第388页。
(108) 《祭吕东莱文》，《陈亮集》第427页。
(109) 《与朱侍讲》第四十六书，《东莱集》别集卷八。朱熹来书“昨附建阳黄尉两书”，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将之系于淳熙三年年末，则吕氏回书当在淳熙四年。
(110) 《与陈同父》，《东莱集·别集》卷六。
(111) 《与陈同父》，《东莱集·外集》卷十。
(112) 《与陈同父》，《东莱集·别集》卷十。
(113) 《与陈同父》，《东莱集·外集》卷六。
(114) 《祭吕治先郎中文》，《陈亮集》第407页。
(115) 《与辛幼安殿撰》，《陈亮集》第381—382页。
(116) 《陈亮龙川词笺注》第11—13页。
(117) 《陈亮集》第508页。
(118) 《送三七叔祖主筠高安簿序》，《陈亮集》第263页。
(119) 《祭郑景望龙图文》，《陈亮集》第409页。
(120) 《郎秀才墓志铭》，《陈亮集》第466页。
(121) 《与郑景元提干》，《陈亮集》第389—390页。
(122) 《答陈同父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123) 《祭薛士隆知府文》，《陈亮集》第408页。
(124) 《答陈同甫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125) 《与吴益恭安抚》第一书，《陈亮集》第388页。
(126) 《与陈君举》第二书，《陈亮集》第392页。
(127) 叶适《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引，《叶适集》第446页。
(128) 《答陈同父》第一、第二书，《止斋集》卷三十六。
(129) 《天子谳》，《四朝闻见录》第25页。
(130) 《止斋集》卷三十六。
(131) 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的相关论述。
(132) 吕祖谦《与陈同甫》引，《东莱别集》卷十。
(134) 参见周梦江《叶适年谱》第31页。
(135) 《陈亮集》第446页。
(136) 《与王季海丞相》，《陈亮集》第310页。
(137) 《与吴益恭安抚》第二书，《陈亮集》第388页。
(138) 《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第347页。
(139) 《祭叶正则母夫人文》，《陈亮集》第440页。
(140) 《祭陈同甫文》，《叶适集》第572页。(www.xing528.com)
(141) 《郭府君墓志铭》，《叶适集》第246页。
(142) 《送王仲德序》，《陈亮集》第270页。
(143) 《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制度详说〉提要》。
(144) 《东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一。
(145) 《易说·大壮》，《丽泽论说集录》卷二。
(146) 《颖考叔争车》，《东莱博议》卷三。
(147) 《齐桓公辞郑太子华》，《东莱博议》卷二。
(148) 《懿氏卜妻敬仲》，《东莱博议》卷八。
(149) 《与学者及诸弟》，《东莱集》别集卷十。
(150) 《二程集》第16页。
(151) 《杂说》，《陆九渊集》第273页。
(152) 《孟子尽心上注》，《四书章句集注》第349页。
(153) 《朱子语类》第2514页。
(154) 《杂说一》，《丽泽论说集录》卷九。
(155) 《孟子说》，《丽泽论说集录》卷七。
(156)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
(157) 《杂说一》，《丽泽论说集录》卷九。
(158) 《礼记说》，《丽泽论说集录》卷五。
(159) 《礼记说》，《丽泽论说集录》卷五。
(160)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161) 同上。
(162) 《答吕伯恭》第四书，《朱熹集》卷三十三，第1049页。
(163) 《与朱侍讲》第四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164) 《与朱侍讲》第十一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165) 《朱子语类》第2604页。
(166) 《与叶侍郎》，《东莱集》外集卷六。
(167) 《朱子语类》第196页。
(168) 同上书，第2950页。
(169) 《答吕伯恭》第四十七书，《朱熹集》卷三十三，第1459—1460页。
(170) 《朱子语类》第2949页。
(171) 同上书，第2950页。
(172) 《朱子大传》第616页。
(173) 《与刘子澄》第十一书，《朱熹集》卷三十五，第1552页。
(174) 《答程正思》第十六书，《朱熹集》卷五十，第2456页。
(175) 《陈亮集》第426页。
(176) 《吕东莱祭文》，《桯史》卷十二。
(177) 《与陈同甫上舍书》，《倪石陵书》，不分卷。
(178) 《陈亮集》附录，第359页。
(179) 《陈亮集》第339页。
(180) 关于朱、陈王霸义利之辩，前辈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第十四章《王霸义利之辨》和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一书发覆颇多，皆能深探朱、陈之心。
(181) 《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第345页。
(182) 《陈亮集》第104页。
(183) 同上书，第100页。
(184) 《乙巳秋书》，《陈亮集》第351—352页。
(185) 《问答》下，《陈亮集》第44页。
(186) 《赠武川陈童子序》，《陈亮集》第268页。
(187) 《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第349页。
(188) 《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第346—347页。
(189) 《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第349页。
(190) 《答陈同甫》第一书，《止斋集》卷三十六。
(191) 《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第345页。
(192) 《宋史》本传，第12938页。
(193) 《朱熹集》卷十四，第541页。
(194)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下，乾道二年。
(195)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下，乾道三年。
(196) 《朱熹集》卷十一，第458页。
(197) 楼钥《陈傅良神道碑》，《攻媿集》卷九十五。
(198) 《艮斋学案》全祖望按语，《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199) 《止斋集》卷五十一。
(200) 《答陈同甫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201) 《论语或问》，《四书或问》卷十九。
(202) 《薛季宣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203) 即薛季宣去世的前一年。该信中有“学官秋试，遂遗贤者，士夫不能无恨。得失有命，时运故应然耶。向使举无留才，则何以为造化？但在我本无患得之意，未始低头就之。则吾同父之失，较之君举之得，亦复何愧？”陈傅良与陈亮同参加乾道八年的省试，傅良登第，陈亮落榜。故知该信作于乾道八年。
(204) 《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
(205) 《又与朱编修书》，《浪语集》卷二十三。
(206) 《答薛士龙》第二书，《朱熹集》卷三十八，第1724页。
(207) 《答薛士龙》第一书，《朱熹集》卷三十八，第1723页。
(208) 《答吕伯恭》第十七书，《朱熹集》卷三十三，第1424页。
(209) 《朱子语类》第2896页。
(210) 同上。
(211) 《夏休井田谱序》，《止斋集》卷四十。
(212) 《朱子语类》第2960页。
(213) 同上书，第2961页。
(214) 《答陈同甫》第三书，《止斋集》卷三十六。
(215) 陈傅良不愿朱熹知道自己对朱陈之辩作出的仲裁，但朱熹最终还是知道了，并对自己的弟子批评傅良道：“君举只道某不合与说，只是他见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两边去，如何恁地含糊鹘突！”（《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第2965页）
(216) 《答陈同甫》第二书，《止斋集》卷三十六。
(217) 《答赵南》，《止斋集》卷三十八。
(218) 《策问》，《止斋集》卷四十三。
(219) 同上。
(220) 《瓯海佚闻》卷一。
(221) 《答陈君举》第一书，《朱熹集》卷三十八，第1744页。
(222) 《与朱元晦》第二书，《止斋集》卷三十八。
(223) 《止斋陈氏》，《四朝闻见录》第15页。
(224) 《与朱元晦》第二书，《止斋集》卷三十八。
(225) 《进卷·诗》，《叶适集》第699页。
(226) 《皇朝文鉴一·四言诗》，《习学记言》第702页。
(227) 《答叶正则》，《朱熹集》卷五十六，第2825页。
(228) 朱熹《答叶正则》引，《朱熹集》卷五十六，第2827页。
(229) 同上。
(230) 朱熹《答项平甫》第五书中提及此事说：“以书告之（叶适），久不得报，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朱熹集》卷五十四，第2697页）
(231) 《叶适集》第167页。
(232) 《答吴明辅书》，《叶适集》第554页。
(233) 《进卷·老子》，《叶适集》第707页。
(234) 《习学记言》卷四十九，第738页。
(235) 十六字“心传”乃出于《伪尚书·大禹谟》，清代阎若璩、惠栋等人指出，《荀子·解蔽》篇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的话，梅赜用这几句话加上《论语》的“允执其中”，便凑成这四句。但是叶适并未能从文献上攻击十六字“心传”，只得作出自己独异的解释。
(236) 《孟子·公孙丑上》：“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程氏解之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于尧舜，语事功也。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河南程氏遗书》卷五，第76页）
(237) 《习学记言》第739页。
(238)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提法，不免以性为道，这和叶适的以物为道是相对立的。叶适对之作了深入的批判。（《习学记言》卷八《礼记·中庸》）
(239) 这种说法不准确，《彖》《象》本来就是《十翼》中的内容。叶适所说《十翼》，乃是排除了《彖》、《象》的《易传》。
(240) 《习学记言》第740页。
(241) 《题张君所注佛书》，《叶适集》第598页。
(242) 《进卷·老子》，《叶适集》第707页。
(243) 《题张君所注佛书》，《叶适集》第599页。
(244) 《周易四·系辞上》，《习学记言》第46页。
(245) 《心体与性体》第238页。
(246) “官僚集团”是采用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词汇，主要指职业官僚，他们与在朝理学集团形成了两大壁垒。如果仅从外在行为观察，两者似乎不好分辨，若从理想和动机分判，则指处于理学家之外的，反对清议力量干政的相党集团。孝宗朝主要以王淮及其党羽陈贾、郑丙等人为代表；宁宗朝则以韩侂胄及其党羽刘三杰、何澹、京镗等人为代表。
(247) 浙东士人仕宦时间表：
该表依据《吕东莱年谱》（《东莱集》附录）、《薛季宣年谱》（杨世文撰，《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陈文节公年谱》（孙锵鸣撰，《敬乡楼丛书》二辑）、《叶适年谱》（周梦江撰）以及《宋史》中相关人物的本传编制。
(248) 宋代有百官轮对制度，京师侍从以下文武官员，于皇帝起居日，按序次每五日轮流召一官员上殿面对，上札陈述时政得失，称为“轮官转对”或“轮当面对”。参见《系年要录》卷二百壬辰，《朝野类要》卷一《轮对》。
(249) 《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东莱集》卷三。
(250) 《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东莱集》卷三。
(251) 《东莱集》卷五。
(252) 《朱熹集》第451页。
(253) 《与朱侍讲》第八书，《东莱别集》卷七。
(254) 《陈亮集》卷二。
(255) 《宋史》本传，第12938—12939页。
(256) 《上西府书》，《叶适集》第543页。
(257) 《廷对》、《叶适集》第754页。
(258) 详见第三章第三节的论述。
(259) 《宋史》本传，第12890页。
(260) 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第十二章中《六劾唐仲友的人间喜剧》一节。
(261) 《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第869页。
(262) 《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上。
(263)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指出：“‘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实际指程、朱理学由兴起到壮大的过程。李心传《道命录》中的“道学”以及《宋史·道学传》中所使用的“道学”一词均指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一系发明天理人心的心性之学。对于“道学”“理学”名义的辨析，具体请参看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二章第一节《宋学概说》。
(264) 该处参考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七章《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中的部分说法。
(265) 《甲辰秋书》，《陈亮集》第338页。
(266) 见陆九渊《与朱元晦书》，《陆九渊集》卷七。
(267) 《陆九渊年谱》。
(26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四八。
(269) 《宋史》本传，第12956页。
(270) 《甲辰秋书》，《陈亮集》第338页。
(27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七《叶正则论林黄中袭伪道学之目以废正人》，第617—618页。
(272) 《叶适集》第18—19页。
(273) 《朱熹的历史世界》第631页。
(274) 《上执政荐士书》，《叶适集》第555—556页。
(275) 《答刘子澄》，《朱熹集》别集卷二，第5405页。
(276)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淳熙十五年五月，分任补阙和拾遗的浙东士人薛叔似、许及之，作为道学集团中人，在孝宗的暗示下攻去了宰相王淮。对道学力量的崛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宋史·薛叔似传》）
(277)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条。
(278) 《朱熹的历史世界》第544页。
(279)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280) 《叶适年谱》第117页。
(281) 蔡幼学《陈傅良墓志铭》，《止斋集》附录。
(282) 《胡纮李沐》，《四朝闻见录》卷一，第17—18页。
(283) 《道命录》卷七。
(284) 《叶适年谱》第118页。
(285) 《宋史·选举二》，第3635页。
(286) 《上孝宗皇帝札子》，《叶适集》第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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