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叶适在历次上书中系统地讨论了除去社会弊病的改革主张。淳熙元年，二十五岁的叶适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向当时的签书枢密院事叶衡上书，纵论天下大势。淳熙五年，叶适参加进士试，在《廷对》中具陈“经远之论”、“久大之规”。淳熙十一年六月，叶适应制科试，上孝宗《贤良进卷》五十篇，极言内政外事的现状和改革的筹划。淳熙十二年冬，朝廷有太学正之召，叶适从姑苏入京，作《外稿》四十五篇，以备孝宗召见问质，详述兵、财以及法度纪纲中存在的问题和疗复之方。淳熙十四年，叶适升任太学博士，在该年冬的轮对中，叶适奏国事之四难五不可，孝宗读毕，“惨然久之”⁽¹⁶⁶⁾。淳熙十六年光宗受禅，叶适时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有《应诏条奏六事》奏上，申论国势、兵、财等六事之弊端，希望光宗进行改革，光宗未纳。以上这些奏疏蒿目国难，从大处着眼，构画出系统详备的“中兴”蓝图。

在《应诏条奏六事》中，叶适指出社会的六大弊端：“国势未善，士未善、民未善、兵未善，财未善，纪纲法度未善。”希望通过这六方面的改革，达到“改弱以强”的目的⁽¹⁶⁷⁾。所谓国势未善，是说宋廷久困辱于异族，当思振起报复，而当下治国之意未明，人心涣散，“于微弱、分裂、仇耻、弊坏之时，猥用维持保守、兼爱休息之术，枘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所谓士未善，是指朝廷擢用人才，“以意行事，以人胜法”，贤才因而难得有用武之地；民未善，是指当前由于役法、和买、折帛等的盘剥，民力最穷，州县最困；兵未善，是说国家以廪粟供特养之兵，给国家造成了大的经济负担，且临战怵惕，虽多而愈弱；财未善，指茶盐、酒税、折帛、和买、经总制钱等等取于民者名目繁杂，敛财虽多，一旦临事，反又仓皇不继；纪纲法度未善，指的是中央执持威权过于集中，法度太密，事权太分，造成了国家机构的臃肿庞大，效率低下。这六方面是叶适议论时弊的总纲，他在《进卷》、《外稿》中洋洋十万余言所讨论的社会问题和改革构想，无非是围绕这六个方面展开的。实际上，这六个方面可以归结为内政事务和对外关系两大方面。而欲抵御外敌、洗雪仇耻，首要之务在于处理好内政。他指出：“今日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今日堤防之策，乃在内而不在外。”⁽¹⁶⁸⁾叶适还以门内、门外喻之：“臣欲先尽门之内而及门之外。”⁽¹⁶⁹⁾而修明内政，则又在于君主的审观熟察、果断改为而已。因为宋代君权集中，“凡急政要务十数条者，陛下一朝改定以幸天下，使民志定而人心悦，则圣志之所向，始有可得而言者矣”⁽¹⁷⁰⁾。

叶适先后给孝宗、光宗上奏疏，力持改革之议，他给君主所开出的药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确立大本，不求近效。叶适在淳熙五年上孝宗的《廷对》中批评当下进言之臣“其所议者，多不急之细故，有司之烦文……敝精神于无用之微文，而不讲天下之大政要务以为数千百年经久之规，天下之祸不切而最深，孰有甚于此者！臣愿陛下责之以远且大者乎！”⁽¹⁷¹⁾细碎之文，切近之言，可以作为暂时的维持之具以查阕补漏，而对社会政治弊害则无根本的触动。所以叶适委婉地告诫孝宗不要专听一时之论：“臣恐陛下乐闻切近之论，而怪奇可喜，不计本末，不参古今，乘间而为说以中陛下之欲者，不为少矣。”⁽¹⁷²⁾

其次，叶适认为君主德性的完善是经理天下的关键。他将《君德》放在《进卷》的开篇，且在该文中指出：名位、威权、功烈皆不足以服天下，而在以其身任天下，使天下之势在己而不在物：“真意实德充塞于人主之身而施之于天下，是故其高厚可以配天地，其明可以并日月，顺阴阳之序，遂万物之性，裁成辅相以左右民，鼓舞动荡，运转阖辟，则令不期而信，权不制而尊，法严而必，兵强国富，而讨除残暴不顺之夷狄，何向而不济！”⁽¹⁷³⁾这段话语言夸饰，有故为高言之嫌，实际强调了君主之德对国家善政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与朱熹有相似之处。朱熹在著名的《戊申封事》中就曾说过类似的意思：“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¹⁷⁴⁾君主心正然后才会有国家的振兴，这是将格致诚正而后能修齐治平的儒家信条寄托在了君主一人之身，实际是寄希望于君主对道德和事功的双重承担，早年的叶适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一路子。

再次，稽核古道，参验于今，研究古代的治国经验作为当下统治的借鉴。这也是叶适承自薛季宣、陈傅良的经制之学的精神。叶适熟谙古学，并多次强调明悉和把握古制对治国的现实意义：“欲自为其国，必先观古人之所以为国。……不言古，则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出于苟简而不可裁制矣。”⁽¹⁷⁵⁾他在后来的《习学记言》中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则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¹⁷⁶⁾虽然时移世易，但“道”却不受时间的限隔，在当下仍有鲜活的生命。因为古今的人情物理是相通的，所处理的政治问题也是相似的，其中必有一定不变之道，即“常道”：“治天下有常道，下不过为民，上不过为君，君民不过欲交得其所以愿。人无异性，则古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¹⁷⁷⁾因此，古人的思索和行事方法对于今人还有借鉴指导的意义。

若从这三个方面确立衡准的话，最高的典范无疑是远迈汉唐之上的唐虞三代。久远的三代在宋代已成为完美统治秩序的代称，它的长治久安人心凝聚、功化流行风俗醇美、官制庞大而有条不紊等等，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三代过于渺远，文献不足征，主要的文献依靠儒者之力尤其是孔子的整理才得以保存和完备，被后人奉为经典而代代流传。《六经》本是三代圣贤言行的记录，但世情迁变，《六经》的文本对于当下的治道并不能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汉代以来经学家的错误就在于把《六经》作为治国的总宪法，以经学缘饰吏治，敝耗精神，研穷精微。宋代的理学家又不同，他们重在从经中阐发性命之理。这两种解经的思路虽然迥然不同，但共同的错误在于偏离了治道，“不验之于事”，“无考于器”⁽¹⁷⁸⁾，抽离了经所负载的致用精神，将之变成了空言。

对《易》、《书》、《诗》、《周礼》、《春秋》这几部经典，叶适返其本而论之，从中推明和还原三代之治的精神。关于《周易》所标举的“易”的意义，叶适认为在于“所以用是道”。圣人因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物“设而两之”，总之以阴、阳的摩荡推迭，意在推衍和确立宇宙万物的“变易”之理。圣人用易，既能执守常道，又能以随时以变易，他们“推为仁义礼乐，制为生杀赏罚，作为宫室器用，第为尊卑名品，文字以通其心意，权度以一其偏私，举皆归之于易。”就是说，易道存在于礼乐政刑的政治实践之中，不待书而自存。《诗》体现了圣人对万民的教化和世道人心的变化。叶适认为“古之为《诗》也，求以治之”，圣贤养天下以中，发人心以和，故而其诗温粹和平；王道既衰，则其诗多怨怼无聊之词⁽¹⁷⁹⁾。《春秋》则是为那些乱臣贼子而作：“所以治夫仁义、礼乐、是非、赏罚之所不能治者也。”尧舜三代之教化不行于天下，圣人于是以诛伐之笔责让之，使之畏惧。因此《春秋》是圣人化治天下最严厉的举措，让人明了是非与夺的处世之道，乃是“道之极也”⁽¹⁸⁰⁾。《周礼》六卿之书，是周人用以治国的礼法制度的总汇，其设官分职，细密而规模宏大，富有盛世气象和理想色彩。周官六卿分别负责邦治、邦教、邦礼、邦政、邦刑、邦事，而每官下又分设六十个左右的机构，各有明确的职守，巨细靡遗，本末备具，反映了成、康时期治道的盛大和完备。(www.xing528.com)

《五经》中，叶适尤其通过对《尚书》的分析，揭出三代之治的真谛：《尚书》所载为上古帝王兴事造业、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务的事迹，体现了帝王的盛德和所以处天下之心，叶适称之为“常心”，即像父母对子女那样竭尽爱忱，深沉温厚，无所隐讳，这乃是天地常道的体现。三代圣人之治天下便以此“常心”：“用其厚，去其薄；用其朴，去其巧；用其不知，去其知。”⁽¹⁸¹⁾君之待民，如同慈父母之于弱子，以德化之，而弃去刑法，无所用其智。《尚书》中多篇都有突出的民本思想，显示出圣君对民心向背的关注和对人民常性的依顺。《尚书·汤诰》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正义曰：“天生蒸民，与之五常之性，使有仁义礼智信，是天降善于下民也。天既与善于民，君当顺之。……顺人有常之性，能安立道教，则惟为君之道。”⁽¹⁸²⁾顺人有常之性，即系念民心所向和风俗厚薄，注重结臣民之心。不仅商汤，三代许多君主的统治都宽宏仁厚，多慈少威。比如成王在位时，便以“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以诫臣下⁽¹⁸³⁾。由此看来，三代虽然辉煌宏大，但其治术却是简易宽平的，君主不以智术愚民，不以苛法绳民，而以礼乐陶化天下众民，因而三代之治表面看起来甚至有些粗疏。叶适叹曰：“至于自言其一代之治，则何其浅陋鄙野而不足称述！”⁽¹⁸⁴⁾而这实即“极天下之高明而道众人之中庸”的自然合道的境界，也正是三代的不可及之处。

叶适盛赞三代之治，重倡礼乐之道，呼吁朴直端悫之心，并欲以之革除当下之弊。这在“务求近效”的时代风气中难免显得迂阔而不切事情。叶适在《进卷·士学上》中批驳那些误以研求三代之治为迂阔的言论，认为孔、孟在礼乐衰废的时代以正名、礼教和仁义之道劝说人主，便是“迂阔”的表现，但“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复立，礼义忠信之教复兴，乃得永存以至于今世，而犹有望其无穷者，此非孔、孟迂阔之力欤？”⁽¹⁸⁵⁾实际上叶适之论并非“迂阔”，比如他虽然对《周礼》一书极为推崇，但却反对机械搬用《周礼》的建国、设官、井田、兵法等制度，认为这些制度只是“器”，而用治之巧和规矩法度则惟存乎治者之心。因此不能拘守三代旧典刻舟求剑，而应该“修身以应变，酌古以御今”⁽¹⁸⁶⁾，把握三代之治的精神，以有助于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叶适虽然倡导社会改革，但他反对翻然改途易辙，以收“立见之效”⁽¹⁸⁷⁾，而主张渐变，即欲“观古之无害而求去今之害”⁽¹⁸⁸⁾，这乃是“以古变今”的温和变革。尤其是三代之治的朴直宽平、简易远大，恰恰可以作为疏通和纠正当今严密、智巧、紊乱的社会统治秩序的良药。

在人们都在大谈特谈三代之治的思想语境中，叶适指出了通向实现三代之治的具体途径。即以纪纲法度而论，叶适主张宽法，法度宽平则国受其利。他对当下愈趋于苛密的法度提出了批评，他说：

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¹⁸⁹⁾

宋之立国，有鉴于唐末五代国家乱亡之失，于是注重加强了中央集权，严立科法，“以法为治”，其弊在于任法而不任人。如“计日月，累资考”而不论贤否的资格用人，如掌握天下用人之柄而禄位、事阕一任于法的吏部铨选，大吏推荐卑官却互不相知的荐举制，和“自员郎致仕得荫补”的任子制度，以及科举、学校等等，皆有遵尚法律而不重贤才之弊，都是统治者运用智巧约束臣民的体现。叶适提出应当以远大之政矫正其失：“臣故欲陛下纵未能任人而废法，以行唐、虞、三代远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为虚文而人亦因以见其实用，功罪当于赏罚，号令一于观听，简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汉以来者可矣。”⁽¹⁹⁰⁾

具体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叶适拈出最重要的两项：“今事之最大而当极论之，论之得旨要而当先施行者，一财也，二兵也。”⁽¹⁹¹⁾这两大难题，叶适从民本思想出发，以三代宽平简易的精神更易之，简易则民受其惠。首先，关于财计问题，叶适主张宽财用，反对聚敛。财政问题成为宋室一个积重难返的痼疾，叶适指出：“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¹⁹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亦在于决策者的谋求近效而不计长远。如王安石以为天下之患在于财少，于是施行青苗法等法令，抑制富民、商贾对财富的控制，将财权收归国家，其法伤害了富民的利益，推行于天下后终至于大弊。至于徽宗时，货用不足，蔡京乃行钞法，改钱币，使经济秩序陷于混乱。南渡之初翁彦国、陈亨伯等人又强括民财以数百万计，更是饮鸩止渴的荒谬做法，伤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叶适认为王安石、蔡京、翁彦国等人疏浚财源、惟计财之多少的理财观念是错误的，他们只图目前之利，把财税收归国库，将理财变成了聚敛，国家财入虽多，而开支亦大，于是出现了“财愈多而愈匮”的恶性循环，百姓也疲于奔命，人心摇动。所以必须转变理财观念，对国用和民财不强加分别，而像大禹、周公那样，“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¹⁹³⁾。叶适的财政改革思想以三代为楷模，始终贯彻了以民为本的原则，认为决策者应怀有仁爱恻怛之心，免除各种苛捐赋役，使民有余财：“使国用司详议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不须对补，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¹⁹⁴⁾这样才能臻于三代“财愈少而有余”的安逸和平的统治局面。

至于兵制的庞大繁重，开销巨大，乃是导致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故叶适主张以“简易径省”的原则革除当下“繁密重滞”的兵制。他比较古今兵制的差异：古代之兵民一体，无屯聚之兵，“无兵之患而有兵之利”；至于宋，则由唐之府兵制变为募兵制，并别异于民而特养之，即“以税养兵”，因为拥兵太重，有边兵、宿卫兵、大将屯兵、州郡守兵等，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另外，有鉴于唐末五代之乱，军队的部署重于内而轻于外，“内则常忧其自为变，而外则不足以制患”，以至于兵多而弱，在抵御外侮方面则常无制胜之功。叶适极力主张精简兵数，反对“无事而备”的养兵制度，以减轻百姓财赋方面的压力，他在晚年的《习学记言》中则明确提出了“由募还农”的主张：“今自守其州县者，兵须地著，给田力耕；千里之内，番上宿卫，已有诸御前兵，不可轻改，因其地分募乐耕者以渐归本；边关捍御，尽须耕作，人自为战：三说参用，由募还农，大费既省，守可以固，战可以克。”⁽¹⁹⁵⁾对坐靡廪粟的厢兵、禁军，叶适主张直接遣散回家。至于屯驻大兵，则减其数额而教其精锐，增强战斗力，达到“兵以少而后强”的目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苏息民力，使国本深固。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叶适宽平而谋求实效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