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通过文章教授《古文关键》

如果说《宋文鉴》的编选更多地体现了官方意图的话，吕祖谦的另一部著名的选本著作《古文关键》则是出于科举教学的需要。该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张耒八家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供习科举业者研摹体会。《古文关键》除了作为唐宋古文选本而为人所关注外，其“评文”的批评方式更值得重视，因为它开了古代文章评点之先河，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评点“第一书”。

关于《关键》有许多疑点，主要集中在该书是否为吕祖谦所选这一问题上。此书在清代以前一致被认为是吕祖谦编选且批注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该书云：“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⁷²⁾《宋史·艺文志》乃至《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皆未怀疑《关键》为吕祖谦编选，惟清代徐树屏刊本所附无名氏跋曰：“余家旧藏《古文关键》一册，乃前贤所辑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注详明，观其书，当与《文章轨范》并行。”则认为该书并非吕祖谦所选，祖谦只是为选文作了详尽的批注而已。这一说法引起了当代学者的高度重视，有的研究者还从《关键》前面的《看文之法》与实际选取的作家相悖立论，强化了《关键》并非吕氏所选的意见⁽⁷³⁾。不过，笔者更倾向于《古文关键》确为吕祖谦所选。理由如下：

《东莱集》全书中从未提及该书之名，惟朱熹与吕祖谦往复的两封信中透露出一些线索。一是淳熙元年春吕祖谦给朱熹的信：“拣择时文杂文之类，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如去冬再择四十篇，止是见作举业者明白则少曲折，轻快则欠典重，故各举其一，使之类为耳。”⁽⁷⁴⁾且言自己已经遣散生徒，不再编集这样的文字。二是朱熹该年春夏间在回书中对吕祖谦的劝诫：“向令（子约，即吕祖俭）请问选录古文之意，不知曾语之否。此时与时文皆已刊行，于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奸巧之弊熟矣，正当以浑厚朴素矫之，不当崇长此等，推波以助澜也。”⁽⁷⁵⁾吕祖谦的文章选本有数种，而专收录“古文”且用作科举教材的则为《古文关键》无疑⁽⁷⁶⁾。某些研究文章认为《关键》并非吕祖谦所选，一个重要的根据是《关键·总论》中列出了韩、柳、欧、曾、三苏、王安石、张耒、李廌、秦观、晁补之等人的和他们文章特点，但实际选文则只有八家，前后不一致。其实这一理由难以成立。吕氏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此等文字自此不再拈出，非特少讱其出也。”上面引文中吕氏称“去冬再择四十篇”，则此书是断断续续进行的。由于《关键》是为科举而作的文法教材，引起了朱熹的批评，吕祖谦乃向朱熹保证此后不再作下去。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关键》很可能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四库提要》猜测“似此本非其全书”是有道理的，不过，该书应当是原本就未完，并非中经散佚的结果。若此言成立的话，则《关键》一书当为祖谦所选，且作年当在乾道九年前后。

该书的版本亦十分复杂。不过根据选文多少的不同，可以两种版本作为代表：《丛书集成初编》本和《四库全书》本。前者以《金华丛书》本为底本，而《金华丛书》本则是同治十年据昆山徐树屏刊本重刻的。该版本共收文62篇，且有宋人蔡文子注和徐树屏的考异。后者收文60篇，少收苏轼的《留侯论》和《王者不治夷狄论》两篇，无蔡注。不过，这两种版本在刻印时都没有保留“点抹”的痕迹，可见，以众色笔标示重点的点抹并未引起书商应有的重视。据吴承学先生所述，惟日本鹿儿岛大学的高津孝教授所藏的日本官板《古文关键》有清晰的点抹，较好地保存了该书的原貌⁽⁷⁷⁾。

综观该书之规模，前有全书的纲领《看文字法》，包括阅读研习古文的一般原则，有所谓的“看大概主张”、“看文势规模”、“看纲目关键”、“看警策句法”等“四看”；其次则分别列出韩文、柳文、欧文、苏文以及诸家文的看法，众家文风不同，相应的看法亦异。再次为《论作文法》和《论文字病》，详细罗列了作文中的注意事项和应当避免的弊病。该书的主体部分选了唐宋古文62篇，其中韩文13篇，柳文8篇，欧文11篇，苏洵文6篇，苏轼文16篇，苏辙文2篇，曾巩文2篇，张耒文2篇。所选的八人，若除去张耒，增入王安石，便与后世所谓的“唐宋八大家”的规模完全相同⁽⁷⁸⁾。文前大多有总评，文中的命意布局、行文关键则多以点抹批注的形式予以揭示，用意周密细谨，接引学人堪称老婆心切，如清代张云章所云：“作者之心源骨髓，一一抉出，不啻口讲手画，以指示学者。”⁽⁷⁹⁾

这种文章评点的著作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有学者详细考察了这种文学批评形式出现的历史契机。吴承学先生从宋代刻书事业的繁盛、文学批评的发达等角度作了分析，祝尚书先生则发前人之覆，从南宋科举业的程序化趋向对文章评点的缘起作了细致的探讨⁽⁸⁰⁾，论述都是相当深入和精彩的。两先生所论的促成文章评点之兴的几个因素固然不错，尤其是祝先生从科举立论更贴合实际，但是具体到吕祖谦首开文章评点之先河，亦自有其原因。一是随着宋代刻书业的发达，书籍易于购置，宋人在读书过程中，每有会心处，则笺以数语，或作标抹钩画，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的读书法。《四库全书总目·〈古文关键〉提要》亦称：“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比如朱熹曾提到自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乃与元看时不同矣。”⁽⁸¹⁾读书喜欢思考的吕祖谦亦然，他有多部著作就是以这种方法读下来的。《东莱年谱》中便记载吕祖谦阅《春秋左氏传》、《通鉴》等书皆有标抹本，《古文关键》形式与之类似，亦是此种读书习惯的结晶。另外，阅读文章喜欢以笺注的形式评以优劣，亦与吕祖谦的科举经历密切相关。吕祖谦乾道八年任省试考官，负有审阅文章的职责，对程文的主意、文理、用字等综合核定，以批注的形式作出评判。比如宁宗嘉定十年正月九日臣僚上言：

初考（官）以点检为名，盖点检程序，别白优劣，而上于复考（官）。复考（官）以参详为职，盖参订辞义，精详工拙，以上于知举。至于知举则取舍方定。⁽⁸²⁾

其实考官不仅仅别白优劣，精详工拙，而且有批阅文章的权力。《论学绳尺》中多篇文章前的评论皆冠以“考官批曰”的字样。且该制并非始自宁宗朝，《论学绳尺》中所选录的陈傅良的《博爱之谓仁》一篇前面便有：“考官批云：立意广大，行文圆活，造语老苍，无一赘字，真可为法。”⁽⁸³⁾看来乾道八年考官已有批注文章之权了。该批语虽不一定是祖谦所下，但就立意、行文、造语、用字几方面来加以考虑，和《古文关键》的评语极为相似。因此可以推测说，担任科举考官的经历大概也影响了吕祖谦，让他将韩、柳、欧、苏的文章视为科举的范文，汇为一编，并作精详的评骘，让学生明白程文写作中的妙谛。

既然是为应试者指点门径的作品，重视文章法度是《古文关键》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前一节指出，南宋时期的科举愈发趋于程序化，尤其是在科举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论”更是如此。《四库提要·〈论学绳尺〉提要》对此的论述殊为精切：

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论”这种文体主要是藉对古人古事优劣得失的品评，展示作者的论事之才。《古文关键》所选的62篇中有26篇以“论”为题，其他书信、集序、送序等作品其实也是或措置时宜、或评骘古人的论说文，可以作为士子应试的最好借鉴。从选文来讲，唐宋八家中，吕氏更推崇那些法度密丽、格致谨严的作品。比如他对重“法”的韩愈评价最高，说“学韩文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华。”相较而言，吕氏在《古文关键》中对苏文的评价并不高。他提醒学者学习苏文“当戒他不纯处”，“当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厌。”虽然吕祖谦本人喜欢苏文，但具体到科举教学，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的苏轼之文并不是学人最好的模板。吕氏《关键》收录了苏文16篇，但评语甚少，《潮州韩文公庙碑》、《王仲仪真赞叙》、《子思论》、《韩非论》、《孙武论》、《倡勇敢》等文批注寥寥，乃至无有，足见吕氏对不拘格法的苏文的态度。

为了让学生便于把握其行文的理路和文章精髓，吕祖谦对唐宋古文的评点分析，采用了科举考官评阅科举文的眼光以下断语，同时他又有意地去做一位诲人不倦的科举教师，讲明其中的法度关键。除了《总论》里的“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论作文法”等规格项目外，吕祖谦评文中还喜欢将许多文章纳诸类型，且假以“体”、“格”、“法”之名目。如《谏臣论》为“意胜反题格”，《答陈商书》为“设譬格”，《封建论》为“铺叙间架法”，《捕蛇者说》为“感慨讥讽体”，《与韩愈书论史事》为“攻击辨诘体”，《春秋论》为“反题格”等等，让学人能举一反三，以此类推。

而对作文法度的揭示最典型地体现在《关键》的评点之语中。吕氏的评语如碎金片玉，零散无统，但通览全书，便可以发现其中隐然有统一之法贯焉。《看文字法》中的“四看”，即看“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是学习古文的纲要，具体到每一篇文章的评点都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的。所谓“大概主张”，即文章的基本思想，这是研习文章做法的基础；“文势规模”，即行文的体势和风格气象，如评苏洵《管仲论》云：“缴得精神有力，如破竹势。”评苏轼《秦始皇扶苏》文：“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所谓“纲目关键”，吕氏释为：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阖处。(www.xing528.com)

所谓“警策句法”，吕氏释为：

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

综观以上四项，第一、二项是观摩文章的基本思想和大体风貌，第三、四项则是探讨文章的具体做法，尤其第三项，是分析文章具体的结构布局，行文的理路脉络，这也正是古文“关键”之所在。关于这一点，吕氏列出详明的步骤和矩度逐一指陈，剖析擘划，文中的评语也以有关于这一项者为多。若择取其中的动词，且将意义相似者归类，则可以分列如下：

（一）起、破；

（二）承、应、接、过接；

（三）转、转换、生意；

（四）收、缴、结、锁、关锁。

虽然吕祖谦所选的文章各具特色，评点用语亦各自不同，但他所用动词乃以上面几种为主，这实有利于揭示作家在章法布设方面的用心。起，即起头、破题，多在文章开首，以揭开题意；“承”则直承破题之后，是对主意的进一步阐发；“转”即文意转换，另生新意；收、缴，即对前面文意的总结。“起”、“承”、“转”、“收”，无非是文字的前后安排措置之法，如《论作文法》中列出的“上下”、“离合”、“前后”、“迟速”、“远近”等关系的承接、呼应、转换，吕氏所谓的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阖等纲目关键，亦应落实到以上四类行文手法。若这几种手段用好了，文章便会显得文理顺畅，过渡自然，脉络圆活。

吕祖谦所拈出的“起”、“承”（接）、“应”、“转”（换）、“结”，如同几柄利刃，将一篇有机的文章解剖厘析，让人明瞭文章的筋络和肯綮所在，教他们在起、承、转、结之处应当向古文名家学习。从上面文章的评点来看，不得不承认吕氏的识见很高，但通观全书，满纸的起、承、转、应、结，模式化的色彩太重了些，此种评点虽有助于应试教学却未免显得刻板。其实这和后来八股文讲求的文章格法已经非常近似了。除了起承转收，吕祖谦对文章的参差错落之美亦关注颇多，常常金针度人，讲得非常具体。如：“大抵作文，三段短，一段长，承主意多在末一段。”“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格套化的色彩更重，朱熹师徒论及《古文关键》时曾有这样的对话：“因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⁸⁴⁾对祖谦这种拘于“腔子”的格套化评文方式，朱熹和陆九渊都有所不满。不过，对吕祖谦《古文关键》中所开列的详密文法，应结合他本人编撰的初衷予以客观评价：

第一，吕祖谦反复用以诲人的起、承、转、收等，似为一定之法，但其意图乃是为学人作文指引门径，使之臻于腾挪变化之妙，以成功地引导和刺激读者的阅读期待。这对于力求赢得考官嘉赏的科举士子来说太重要了。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信中说自己作《关键》的缘起乃是鉴于学生作文“明白则少屈折”，因此极为强调文脉的曲折，评文中亦多云“斡旋”、“回互”、“委曲”、“反覆”、“抑扬”、“开阖”等等，而此种起伏跌宕的文势效果就体现在起、承、转、收的章法安排之中。但“法”仅是作文的入手处，不变之法最终是为实现行文的变化万端、姿态横生的圆熟之境。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使“常中有变”、“正中有奇”。

第二，作为一代文章妙手和熟谙教法的老师，吕祖谦虽在《古文关键》中授人以行文变化之方，但他又多次强调行文应当达到意脉自然、不露斧凿痕的境地。如他认为欧阳修之文以“平淡”为特点，在所选的八家中评价是颇高的。平淡，即是含而不露，蕴藉委曲。而曾巩之文“专学欧，比欧文露筋骨”，苏辙之文“太拘执”，略有生涩露骨之弊，都未能达到平淡自然的境界。《论学绳尺·论诀》中引东莱之语，论述此意更为明确：“做论有三等，上焉藏锋不露，读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骤驰骋，飞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专事造语。”又云：“论不要似义方，要活法圆转。”要臻于此境，除了对唐宋名家古文的反复诵习和起承转收之处细细体味，还需要对文章的长期研练，以期达到技进乎道的水平。所以，为文之妙存乎学者之一心，决不可拘守死法。否则只能是一篇篇杂凑僵化的文字，没有贯注的血脉和生气。

《古文关键》的评点方式形式灵活，读来亲切，如师长之面命耳提，于学者之习作程文甚有裨益，因此影响亦极为广远。吕祖谦之后类似著作蔚起，其中有吕氏弟子楼昉的《崇古文诀》、理宗年间王霆震的《古文集成》、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魏天应编、林子长注的科举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论学绳尺》等等。这几种选本流传坊间，广为学人传诵。其中尤其以王霆震《集成》和谢枋得《轨范》两书与祖谦《关键》最为接近。这两部选本之所作，其意图大抵皆在“有资于场屋”，而且文前有总评，文中有详细评点，揭示作者用意过接之妙意，包括用字用句等，与《关键》如出一辙。《集成》收录春秋至南宋之文522篇，而宋文占了绝大部分，其中有25篇与《古文关键》相同，占《关键》选文的40％，且25篇全用“东莱批”之语，有的则尽采吕氏评点。《轨范》采录汉唐晋宋之文69篇，有17篇选文与《关键》相同，占《关键》选文总数的27％。其他如《文章正宗》的编选宗旨大抵主于论理而不在论文，《论学绳尺》所采乃是南渡以来历次科举中的进士之文，注文对行文的起承转合多有揭示，而且多以破题、原题、讲题、收尾等关目统贯，很明显是受到陈傅良“永嘉文体”的影响。这些不属于本书的论述范围，此不具论。惟祖谦弟子楼昉的《崇古文诀》受到吕氏影响，而又自具面目，其中同异，值得作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