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及区域特色

一、区域史学

受南宋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学术文化呈现区域化特征的影响，南宋时期的史学亦呈现出区域化的特色。这突出体现在浙东、四川、江西和福建四区域。因为在这四个区域，相对集中的治史者长期从事着史学研究以及传播交流活动，甚至有些还构成了长期而稳定的学派师承关系，并且各区域形成了颇具自身特色的史学发展特点。前揭宋晞、王德毅、吴怀祺、朱仲玉和蔡崇榜等先生虽就此问题多有深入论述，但在此仍有必要对各区域史学最突出的特色加以重点论述。

1．浙东史学

南宋浙东主要指宁、绍、台、金、衢、温、处七州府。该区域依山傍海，以丘陵逶迤的山区为主。平原地带主要包括北部靠近杭州湾的宁绍平原，以及东部沿海地带的温台沿海平原，并且面积都不大。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虽不及拥有太湖平原的浙西，不过就学术文化而言，则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唐仲友的经制之学。由此可知该区域学术繁荣一时，而该区域史学发展又与其学术繁荣密切相关，故其史学发展颇具自身特色。

一方面，该区域治史者大多经史兼通。对此，清代章学诚就明确指出：“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²⁸⁾

金华学派的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人。祖上世居东莱，曾祖吕好问被高宗封为东莱郡侯，从祖吕本中号东莱先生。后人则以小东莱称祖谦。祖谦的家学渊源相当深厚，上下七代中有17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尤其是从祖本中被认为自渡江南来，“议论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诸老一二百年酝酿相传而得者，不可不讽味。”⁽²⁹⁾祖谦从小就“资禀特异，闻道甚早。其学本于累世家庭之所传，博诣四方师友之所讲。”⁽³⁰⁾也就是他早年就受“中原文献之传”。同时，他又问学于林子奇、汪应辰和胡宪，从而被朱熹认为其颇有“‘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则博而杂矣”⁽³¹⁾的治学特点。具体而论，他经史兼治，以经为主。时人认为他以“明经”、“议论”见长。⁽³²⁾对于《诗经》，他认为：“看《诗》即是史。史乃是实事，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³³⁾可见他认为《诗经》所载即为史实，并由此可推想见当时的历史事实。对于《春秋》三传，他爱好《左传》，认为：“（《公》、《谷》）若载事则不比《左氏》，《左氏》是国史，识得朝廷大体。”⁽³⁴⁾他这种喜爱探知史实，并且经常劝人读《左传》等的做法，深受朱熹批评。有学生向朱熹问祖谦之学，朱熹说：“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熹还认为：“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³⁵⁾正是由于吕祖谦经史兼通，故在经史两方面著述丰富。其中史著主要有：《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传续说》12卷、《东莱左氏博议》25卷、《新唐书略》35卷、《通鉴节要》24卷、《唐鉴音注》24卷、《欧公本末》4卷、《国朝名臣奏议》10卷和《西汉财论》10卷等。对于他的著述状况，陈振孙评论说：“平生著述皆略举端绪，未有成书者，学者惜之！”⁽³⁶⁾

吕祖谦的门人和后学很多，但自其弟祖俭之后，如清全祖望所言，“王尚书深宁（应麟号）独得吕学之大宗。”⁽³⁷⁾“深宁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³⁸⁾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学者称厚斋先生，庆元府鄞县人。他曾随其父王撝问学，又学于王埜。而王撝和王埜二人之学，均源自吕祖谦。此外，王应麟还曾与汤东涧等人论学，可见王应麟治学涉及面颇广。他虽研究经学，但以史学方面成就为大，并且以考释见长。如著述中的《诗地理考》5卷、《春秋三传会考》36卷、《〈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通鉴地理考》100卷和《困学纪闻》20卷等，均是该方面著作。同样以考释见长的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台州宁海人。理宗宝祐四年进士，曾于度宗咸淳三年任寿春府学教授，六年应廖延平聘，至杭州授其子弟《资治通鉴》，作《校雠通鉴凡例》。其著述有《资治通鉴注》和《资治通鉴释文辨误》12卷，可见他对《资治通鉴》用力甚勤。

永康学派的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永康人。他一生致力于“皇帝王霸之学”，并自成一家之言。他在从事功利道德研究的同时，亦注重对历史的研究。此方面的著述主要有：《春秋属辞》、《通鉴纲目》23卷、《三国纪年》1卷及《中兴遗传》等。朱熹对此批评说：“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³⁹⁾陈亮的学术“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⁴⁰⁾而这恰好能够说明陈亮对史学的偏爱。

再就永嘉学派而言，叶适说：“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季宣）经其始而陈（傅良）纬其终也。”⁽⁴¹⁾明王祎亦言：“（永嘉）在宋世号称六艺文章之府。……薛士龙（季宣）氏之学复自成一家，其说详于古今之经制。……自薛氏一再传为陈君举（傅良）氏、叶正则（适）氏、戴少望（溪）氏。”⁽⁴²⁾其中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号艮斋，温州永嘉人。其学识相当渊博。吕祖谦评价说：“博览精思几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经地志，断章阙简，研索不遗。”⁽⁴³⁾吕祖谦还曾写信给朱熹说：“（薛季宣）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功夫，眼前殊少见”，“其所学确实有用”。⁽⁴⁴⁾不过，薛季宣在讲求功利之学时，往往求资于史学。该方面著述主要有：《春秋经解》12卷、《春秋旨要》2卷、《十国纪年通谱》、《资治通鉴约说》、《九州图志》和《武昌土俗编》2卷等。

薛季宣弟子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人。得薛季宣“以经制言事功”之学居多。楼钥对此称赞说：“中兴以来，言理性之学者宗永嘉。惟薛氏后出，加以考订千载，自井田、王制、司马法、八阵图之属，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公（指傅良）游从最久，造诣最深，以之研精经史，贯穿百氏，以斯文为己任。综理当世之务，考核旧闻，于治道可以兴滞补敝，复古至道，条画本末粲如也。”⁽⁴⁵⁾具体而言，陈傅良能够考订制度，以求实用，而归宗于《周礼》。同时，“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⁴⁶⁾他在经史方面的著述有：《周礼说》3卷、《毛诗解诂》30卷、《春秋后传》12卷、《左氏章指》30卷、《历代兵制》8卷、《建隆编》1卷、《西汉史钞》17卷、《读书谱》1卷以及《备边十策》9卷等。此正是他所言的“平生辛苦，颇好编述”⁽⁴⁷⁾的生动写照。

蔡幼学（1154—1217年），字行之，温州瑞安人。他作为陈傅良的门人，从陈傅良学治《春秋》。史载其“早以文鸣于时，而中年述作，益穷根本，非关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及辩论义理，纵横阖辟，沛然如决江河，虽辨士不及也”⁽⁴⁸⁾。并且他“惟于国史研贯专一，朱墨义类，刊润齐整，各就书法。”他撰有《宋朝编年政要》40卷、《宋实录列传举要》12卷和《续百官公卿表》20卷等。⁽⁴⁹⁾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人。他受学于陈傅良。他前期注重继承和阐明师说，后期则多有理论创新。他认为三代王道远胜于汉、唐霸政，并且他还对《周易》和《诗经》予以质疑。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晚年著作《习学记言序目》（50卷）中。该书专论史事者达25卷之多。此外，他还有《名臣事纂》9卷等。

唐仲友（1136—1188年），字与政，号说斋，婺州人。据清黄宗羲言：“唐说斋创为经制之学，茧丝牛毛，举三代已委之刍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于当世。薛士隆、陈君举和齐斟酌之，为说不皆与唐氏合，其源流则同也。”⁽⁵⁰⁾可见他作为经制之学的开创者，与永嘉之学颇为接近。在治学方面，他“不专主一说，不务为苟同。隐之于心，稽之于圣人，合者取之，疑者阙之。”⁽⁵¹⁾他一生著述颇丰。史学方面的主要有：《诸史精义》100卷、《地理详辨》3卷和《陆宣公奏议解》10卷等。此外，作为王道实施蓝图的《帝王经世图谱》（10卷），虽为类书，其内容是：“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凡百二十二篇。”⁽⁵²⁾可见其用功甚勤，致世之意甚明。

黄震（1213—1281年），字东发，号于越，慈溪人。他学宗朱学，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他的《黄氏日抄》中的《读本朝诸儒理学书》，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表现。不过，他同样经史兼通。他认为：“六经，治道之根源；诸史，行事之龟鉴。”⁽⁵³⁾他有关史学的论述及专门史著主要有：《黄氏日抄》97卷（现存94卷）、《古今纪要》19卷、《古今纪要逸编》1卷和《戊辰史稿》1卷。

总之，由上可知，浙东学者多以经史兼通见长。当然，除以上列举的诸人之外，浙东治史者还有高文虎和高似孙父子、徐自明、朱黼、姚宽、陆游、楼昉、王自中、王益之、倪思、鲍彪和戴溪等等。

另一方面，该区域治史者注重探求制度沿革，强调学以致用。如吕祖谦治史极为讲究致用。他曾说：“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⁵⁴⁾具体而言，他极为重视古今制度的因革损益和异同变化。比如对于官制，他认为“历代设官统体，……自周迄于今日，因革损益，或事轻而官重，或官轻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简或繁”，皆当精考。对于历代财赋本末源流，则“凡兴废因革，皆兼考其义之当否，时之升降，事之利害。又如财赋中条目，大者如租税、盐铁、钱币、田制之类，皆当别考其损益盈虚之大端”。对于政事，“谓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礼乐、官制、纳谏、恤民、用兵、任相、任将，财赋大沿革，法度大更张，及刑狱之大者皆是，并止写出大纲”。其他如兵制、刑法、君德、相业、国势和风俗，均要求旨在探求其因革变化。⁽⁵⁵⁾为此他特地编撰了《历代制度详说》12卷，以探求历代制度利弊得失。此外，吕祖谦在其著《大事记》中，对历史事迹、地理沿革和官职废弃等亦多有考订。黄震就曾评论说：“顾《大事记》多取《战国策》而以《史记》、《汲冢书》考究异同，其于名义地理为详，学者亦不容不考。”⁽⁵⁶⁾

薛季宣则“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⁵⁷⁾。传承其学的陈傅良亦特别注重对历代制度沿革的研究。叶适言：陈傅良“至古人经制，三代治法，又与薛公反复论之。而吕公（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然后学之内外本末备矣。’公犹不已，年经月纬，昼验夜索，询世旧，翻吏牍，搜断简，采异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千载之上，珠贯而丝组之，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吕公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⁵⁸⁾。他编撰《西汉史抄》（17卷），则重点在于对西汉制度因革条分缕析，以明其一代兴衰。⁽⁵⁹⁾他撰的《历代兵制》，⁽⁶⁰⁾主在探求自周以来至唐时的兵制得失。其间，他极为推崇西汉兵制和唐代府兵制，并且认为唐制是“自井田不复，兵制之善莫出于此，惜乎后之人不能遵也”。此外，陈傅良还撰有《建隆编》（又名《开基事要》）1卷。因为陈傅良认为：“太祖肇基，纪纲法度甚正，可以继三代，所著《建隆编》是也。”⁽⁶¹⁾可见陈傅良不仅重视汉唐之制，而且更为看重赵宋王朝初建时的政事因革。

陈亮则早在探究“皇帝王霸之学”时，就极为重视制度沿革。他说：“辛卯、壬辰（乾道七、八年）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⁶²⁾同时，他针对南宋时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和方案，即《中兴五论》（含《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和《论正体之道》）。其中在《中兴论》中，他着眼于“治国有大体，谋敌有方略”，以抒发己见。他指出：“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重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⁶³⁾这些举措无不切中时弊，可见陈亮对制度得失考究颇详。陈振孙对此评论说：“（陈亮）所上书论本朝治体本末源流，一时诸贤未之及也。”⁽⁶⁴⁾叶适亦指出：“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三［四］书》，最著者也。”⁽⁶⁵⁾

讲究经制之学的唐仲友则举凡“天文、地理、王霸、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野、畿疆，莫不穷探力索于遗编之中，而会通其故。”⁽⁶⁶⁾可知他也极力倡导经制实用之学。

除以上诸人之外，擅长考史的王应麟撰有《汉制考》4卷，以考证汉代制度原委。该书在取材方面，已扩至经学和小学领域。清人指出：“是编因《汉书》、《续汉书》诸志，于当日制度多详于大端，略于细目。因摭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又以唐时贾、孔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所谓某物如今某物，某事如今某事者，往往循文笺释，于旧文不必悉符，亦一一详为订辨。”⁽⁶⁷⁾可见王应麟对制度沿革流变考辨极为详悉。

总之，治史者注重探求制度沿革，讲求学以致用，是该区域史学发展的突出特色。

浙东史学之所以兴盛一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该区域文化教育事业极为发达。诸如绍兴、明州、台州、衢州、婺州、温州和处州等地，均是刻书较多的地区。刻书业的发达，必然会促进藏书事业的发展。如绍兴陆游、诸葛行仁和石公弼家，均以藏书颇丰著称当时。⁽⁶⁸⁾教育方面，该区域无论在州县学教育，还是在书院教育方面，都相当发达。仅以书院而言，据今人统计，南宋时的浙江书院达164所，仅次于江西。⁽⁶⁹⁾其中颇为著名的有吕祖谦、吕祖俭兄弟讲学的丽泽书院、郑清之建的甬东书院、王十朋建的梅溪书院、陈亮建的龙川书院，以及杨时瞻建的柯山书院等。发达的教育，不仅促使该区域人才辈出，而且推动了该地学术文化的发展，此为史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其二，如前所述，该区域学者多兼通经史。他们在阐述义利、王霸之学时，往往注重从儒家经典和历史史实中寻求证据，这种治学过程的本身就推动着史学的发展。最后，该区域地处南宋政治中心地带，而浙东学派又特别讲求功利实用之学，故该地学士大夫往往积极参政、议政，以便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而其中有些具有史学才能者往往通过参与朝廷的修史活动，以达到为政经世的目的。如高文虎、吕祖谦、陈傅良、唐仲友、叶适、戴溪、黄度、钱文子、王应麟和黄震等均如此。其中如黄度（1138—1213年），字文叔，绍兴人。其“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著《史通》，抑僣窃，存大分，别为编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验远，可以据依，无迂陋牵合之病”。此外，他还著有《艺祖宪监》、《仁皇从谏录》、《屯田便宜》和《历代边防》。⁽⁷⁰⁾黄度的治学特点，正是浙东学者讲求经世的生动写照，亦是该区域史学得以兴盛的最好阐释。

2．四川史学

宋代该区域主要指益州路（后改称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改称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号称川峡四路。该区域除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外，主要以丘陵山地为主。其中处于成都平原上的成都府、永康军、彭州、汉州、邛州、蜀州和眉州七州府，以及汉中盆地中的兴元府和洋州，是人口繁盛，经济文化甚为发达的地区。由于该区域未遭受两宋之交战乱的影响，使得该区域长期稳定，经济文化保持着持续发展繁荣的局面。尤其是苏氏蜀学在该地影响极大，谯定及其涪陵学派、张栻及其南轩学派，以及魏了翁及其鹤山学派亦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这种极为繁荣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史学同样得到了迅猛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方面，在官方修史中，该区域史官成就突出。范冲（1067—1141年），字元长，成都华阳人。其父祖禹曾参与过《资治通鉴》、元祐本《神宗实录》和《神宗正史》等书的编修工作，并且著有《帝学》及《唐鉴》等书。到南宋初，高宗出于对亡国之源探究之需，特意下诏重修神宗和哲宗两朝《实录》，并直接要求由范冲具体完成此事。范冲因涉嫌请求辞免。朱胜非就此事上奏说：“冲谓史馆专修神宗、哲宗史录，而其父祖禹当元祐中任谏官，后坐章疏议论，责死岭表。而《神宗实录》又经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则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无删改，傥使冲预其事，恐其党未能厌服”。高宗则言：“纷纷浮议，不足恤也。”⁽⁷¹⁾正是有高宗的坚定支持，随后范冲便接受诏命，以“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重修《神宗实录》；以“先明宣仁圣烈诬谤”之意，重修《哲宗实录》。⁽⁷²⁾在日后重修成的《神宗实录》200卷和《哲宗实录》150卷中，为表明是非取舍之意，范冲还特意撰有《神宗实录·考异》和《哲宗实录·辨诬》。⁽⁷³⁾由此可见，范冲在南宋神宗和哲宗两朝《实录》重修中作用非凡。

李焘（1115—1184年），字仁甫，亦作仁父，又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丹棱人。韩淲称赞说：“蜀中史学之首号，议论有根据，亦清放。尝为礼部侍郎修史。再召至，作侍读，复任修史之命而终。”⁽⁷⁴⁾李焘先后参与了《徽宗实录》、《四朝国史》、《乾道续四朝会要》和《高宗日历》的编修改订工作。其中《四朝国史》由他和洪迈最终完成。洪迈自己亦明确指出：“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焘之手。其汇次整理，殊为有功。”⁽⁷⁵⁾孝宗时期《徽宗实录》的重修，最终由他与吕祖谦二人于淳熙四年完成。《乾道续四朝会要》则是由他最后主持完成。而对于被秦桧抽毁改弃过大量史实的《高宗日历》，最后亦经他刊正添修完成。⁽⁷⁶⁾

李焘之子李垕、李壁和李亦先后参与甚至主持了修史工作。其中当李垕与李焘于淳熙三年同时担任史官时，周必大称赞说：“父子兼并史官，古今无此荣遇。盖谈、迁未始联事，彪、固亦非同时，崔骃三世相承，止于传业。应奉五叶不绝，姑曰承家。岂若无异论于三传之中，施隔屏于一堂之上。行并仪于禁路，实増焕于周行。”⁽⁷⁷⁾李壁（1159—1222年），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又号石林。曾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他主持编修过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正史，参与过高宗、孝宗和光宗《实录》的编修工作。李（1161—1238年），字季允，学者称悦斋先生。他曾于理宗端平二年专一提领《高宗正史》。⁽⁷⁸⁾此前，真德秀就认为：“，蜀之耆儒，家擅史学，承命修纂，允谓得人。”⁽⁷⁹⁾

李心传（1167—1244年），字微之，又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人，有家学渊源。理宗端平元年，朝廷诏命他辟属置局，专一负责编修《十三朝会要》。⁽⁸⁰⁾于是他辟高斯得和牟子才为检阅文字。其中高斯得（1201—？），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出身书香门第，师从李坤臣、李心传。牟子才（？—1265年），字存叜，井研人，尝学于魏了翁等。后经三人共同努力，至端平三年完成《十三朝会要》588卷。当时《中兴四朝国史》久久未能成书，嘉熙二年，理宗便任命李心传专一设史馆编修《中兴四朝国史》，于是他辟高斯得、牟子才、赵汝腾、刘汉弼和徐元杰等人入馆修史。到淳祐元年他被罢职，由高定子接替李心传负责编修《中兴四朝国史》和《宁宗实录》。⁽⁸¹⁾

高定子（1177—1247年），字瞻叔，高斯得叔父。累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曾编修过孝宗和宁宗《日历》。他曾上书：“乞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⁸²⁾朝廷未予同意。到淳祐二年正月，《中兴四朝帝纪》则正式完成上进。在这次修史期间，高斯得分修光宗、宁宗二《帝纪》。“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⁸³⁾此后，高斯得、牟子才和李心传之子李献可曾一度参与了《中兴四朝国史》志、传的编修工作。其中李献可能承家学，后任国史馆校勘，朝廷除其官制就曾云：“古史官必世其业，自重黎下至谈迁、向歆、彪固皆然。惟尔先人史学名世，在京师者，家有其书；藏名山及屋壁者，或未之见。朕患祐陵《长编》之繁芜也，方命诸儒裁订，皆言尔有父风。”⁽⁸⁴⁾

由此可见，在南宋官方修史过程中，川籍史官的成就相当突出。除以上主要史官之外，川籍史官参与修史的还有：成都新繁人勾涛参与过《重修哲宗实录》和《徽宗实录》的编修工作，遂宁的杨济主持编修过《嘉泰孝宗会要》，汶川的谢方叔参与编修了理宗日历、会要、玉牒和《七朝武经要略》等。

另一方面，该区域史家极为重视编修当代史。如前所述，诸如李焘、李心传、高斯得和牟子才等人，在官方修史中成就甚为突出。不过，他们在私家编修当代史著方面，成就同样相当明显。在此我们重点论述川籍史家私著当代史的状况。

眉山人王称撰有《东都事略》130卷。其中本纪12卷，世家5卷，列传105卷，以及附录8卷。该书是一部记载北宋九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在取材方面，该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⁸⁵⁾洪迈在编修《四朝国史》时，曾“取用”该书。⁽⁸⁶⁾在史料价值和编修特色方面，如该书《本纪》备载诏书，《列传》载有奏书并附载他文，历来为学人所重视。清四库馆臣评论该书说：“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⁸⁷⁾

李焘花费40年精力，用编年体撰成记述北宋九朝史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该书在取材方面，陈傅良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起建隆元年，尽靖康元（当为二）年，而一代之书萃见于此，可谓备矣。”⁽⁸⁸⁾诚如所言，该书参取了南宋初期所能搜求到的相当多的有关史料，并通过注文的形式将其存异或注明。这种运用正、注文形式编排，并注明史源的做法，为读者分清史源、辨明史实提供了方便。由于该书著称当世，改编它的史著亦层出不穷。仅以四川而言，杨仲良撰有《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彭百川撰有《太平治迹统类》40卷，杨泰之撰有《本朝长编类》，⁽⁸⁹⁾范洁斋撰有《长编举要》⁽⁹⁰⁾，郭叔谊撰有《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20卷⁽⁹¹⁾等。除《长编》之外，李焘还著有《本朝事始》2卷、《〈建隆遗事〉辨》1卷、《四系录》20卷、《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等。李焘之子参取《长编》等书而撰有《皇宋十朝纲要》25卷。李焘另一子壁著有《国朝中兴诸臣奏议》450卷和《中兴十三处战功录》1卷。

继李焘之后，李心传著有专记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该书在取材方面，清四库馆臣指出：“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⁹²⁾在编修方式上，该书同样采用正、注文并存，并注明史源的做法，使读者在辨别史实方面更为方便。“尤熟本朝故事”的李心传还撰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为经纬。该书分门编类，成甲、乙两集，各20卷，13门，专记宋室南渡以后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四朝典章制度及其他有关史事。此外，李心传尚有《西陲泰定录》90卷、《孝宗要略初草》23卷和《建炎边防记》3卷等。李心传的门人高斯得著有《徽宗长编》、《高宗系年要录纲目》和《孝宗系年要录》⁽⁹³⁾。牟子才撰有《四朝史稿》。⁽⁹⁴⁾

眉山人杜大珪于光宗绍熙五年撰成《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该书记事起自北宋太祖建隆、乾德，迄于南宋高宗建炎、绍兴，集录宋代大臣碑铭传状共254篇，分三编。上编27卷，主要为神道碑；中编55卷，主要为墓志铭、行状；下编25卷，主要为别传。其中存录的北宋诸本《实录》附传及现今已散佚之文，极为珍贵。

李攸撰有《宋朝事实》35卷（一作30卷），原书主要记述北宋时的典章制度。该书原本久佚，今传20卷本系清四库馆臣辑自明《永乐大典》，并根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所载此书内容目录重新厘定而成。今本有南宋时纪事，当为后人附益所致。虽然今传本存在内容脱漏等问题，但从现有内容来看，如书中多征录诏令、奏疏，详列僧尼、道士、女冠师号，备载“削平僭伪”、“经略幽燕”等事，故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因此，清人称赞说：“攸熟于掌故。经靖康兵燹之后，图籍散佚，独汲汲搜辑旧闻，使一代典章粲然具备，其用力颇为勤挚。”⁽⁹⁵⁾

此外，魏了翁撰有《国朝通典》200卷，张和卿撰有《皇朝事类枢要》250卷⁽⁹⁶⁾，等。(www.xing528.com)

四川史学之所以兴盛，一是该区域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为中心的地带，文化教育相当发达。四川素以刻书、藏书丰富而著称当世。在此仅以刻书中心眉山而言，早在高宗绍兴十四年，四川转运使井度负责刻印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共七史，号称眉山七史。⁽⁹⁷⁾私家刻本中，如“眉山程舍人宅”刻印了《东都事略》，“眉山文中”刻印有《淮海先生文集》⁽⁹⁸⁾等。此足以说明该地刻书业相当发达。同时，该地因未受两宋之交战乱影响，书籍的传抄、收藏亦十分兴盛。如南宋初，转运使井度“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二十年，所有甚富”。后来井度将这些书赠给晁公武。公武合其家旧藏，得书24500卷，从而编成了目录之书《郡斋读书志》⁽⁹⁹⁾。又如周密指出：“至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¹⁰⁰⁾至于刻书业素称发达的眉山，则“乡多藏书”。⁽¹⁰¹⁾教育方面，该区域官、私学均较为发达。时人赵与时以其见闻记载说：“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¹⁰²⁾说明该地建学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创建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方面，李焘、王十朋、高定子和魏了翁等均创办了书院，从事授业讲学活动。其中魏了翁创立的鹤山书院，“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¹⁰³⁾总之，印刷业的发达，教育事业的普及，学术活动的开展，从而为该地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该区域长期以来有以史为鉴的治史传统，尤其是北宋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及范祖禹之学对该区域影响颇大。如晁公武颇为偏爱《资治通鉴》，他说：“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¹⁰⁴⁾为此他著有《通鉴评》10卷和《稽古后录》35卷。李焘和李心传同样喜好涑水史学，并对其有所继承和发扬。它如郭叔谊曾“筑室藏万卷书，皆手所校雠”，并且著有《温公通鉴评》3卷。⁽¹⁰⁵⁾因此，在这些史家及其著述的传承感召之下，从而使未受战乱严重影响的该区域仍保持与发扬着自北宋以来涑水史学的治史传统，这无疑是该区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色。

最后，如以上所言及的川籍史家广泛参与官方修史活动，则有力地带动并促成了该地治史风气的形成，而良好的治史风气，又使得该地为国家培养并输送了更多的史学人才。

3．福建史学

福建习惯上分为上四州（建州、南剑州、汀州和邵武军）和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地域特色为山多平地少，即俗语所谓的“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条件虽则如此，但该地学术文化却相对较为发达。除影响颇大的朱子理学外，以兴化军、建宁府和福州为中心的区域史学亦颇具特色。

一方面，该区域独立从事史学探研者甚多。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号夹漈，兴化军莆田人。从兄郑厚，字景韦，学问博通，比樵长四岁，樵师事之。由于家境不富裕，二人筑草堂于夹漈山，共同苦读，又共同讲学授徒。对自己刻苦读书的生活，郑樵回忆说：“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谈及自己的读书志向，他在给高宗的信中明确写道：“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¹⁰⁶⁾正是因为有如此明确的读书为文目的，所以郑樵著述甚丰。他的重要著述有：《诗传》20卷、《春秋传》12卷、《春秋考》12卷、《春秋列国图》和《通志》200卷等。陆游称赞说：“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古博今，诚佳士也。”⁽¹⁰⁷⁾陈振孙则言：“樵以遗逸召用，博物洽闻，然颇迂僻。”⁽¹⁰⁸⁾虽则时人对其品性评价不一，但均认为其博学多识。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杜门著书，并且著述丰富。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人。自幼刻苦好学，孝宗隆兴元年中进士，由温州判官，历任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晚年罢官居家时，专心研究易学，著有《易学索隐》、《易传解义》、《周易辨异》和《易童子问》等书。袁枢喜欢诵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¹⁰⁹⁾于是在孝宗乾道九年出任严州州学教授时，便着力编修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对于此事，朱熹曾寄诗说：“却怜广文官舍冷，只与文字相周旋。”⁽¹¹⁰⁾对于该书的成书过程，吕祖谦说：“袁子之《纪［事］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绎参订。本之以经术，验之以世故，广之以四方贤士大夫之议论，而后部居条流，较然易见，夫岂一日之积哉！”⁽¹¹¹⁾可见该书经过他长期玩绎参订而编成。

熊克字子复，建州建阳人。少时好学，善著文，深得胡宪器重。高宗绍兴二十七年中进士，知绍兴府诸暨县，有政绩。后官至起居郎兼直学士院。熊克“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有问者酬对如响。”⁽¹¹²⁾他一生著述颇丰，计有《九朝通略》168卷、《中兴小历》40卷、《官制新典》10卷、《圣朝职略》20卷、《帝王经谱》、《诸子精华》和《镇江志》10卷等。其中《九朝通略》成书后，曾上进朝廷。时人李龟朋以诗贺之曰：“翰苑前资汉硕儒，苦心何翅十年余。修成当代将来法，读尽生平未见书。黄帊奏篇登御府，紫纶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闻天语，鸾鹊催归定不虚。”⁽¹¹³⁾可知他编修该书时用功至勤。他所撰的《中兴小历》虽颇受时人指责，但在内容方面仍存有一定价值。

李丙字仲南，昭武人。以荫补官，孝宗乾道中，监临安府都盐仓。他“乐于收书，勤于考古”。尝撰《丁未录》200卷。该书“起治平之末，迄靖康之元。其间议论更革，往往编年该载殆备。”⁽¹¹⁴⁾同时，他花费20年撰成《集古录》1000卷，该书录碑铭名迹上起夏后氏，下至五代。⁽¹¹⁵⁾此外，他还撰有《丙申录》。

陈均（1174—1244年），字平甫，号云岩，自号纯斋，兴化军莆田人。他家贫力学，早年曾肄业太学。中年以后，恬于仕进，两度辞官不受，并且决意埋头治史。据其挚友郑性之言：“平甫与余游从廿年矣，足不出书室，口不及世事，利害得丧不足以动其心。……孜孜为学，未见其止也。”⁽¹¹⁶⁾他撰有《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和《中兴编年举要备要》14卷。理宗端平二年，朝廷下诏取其《宋长编纲目》（即《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并特补迪功郎。⁽¹¹⁷⁾但陈均却辞官不受，仍然埋头从事著述活动。

吕中，字时可，泉州晋江人。理宗淳祐七年进士，廷对第六人，授肇庆府学教授。历沂靖惠王府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后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以兄卒归。宝祐六年，以秘书郎召，丁大全忌其直，徙汀州。后又复官，主管成都玉局观，卒。他曾与徐清叟、尤堉和马廷鸾等人被同称为“一时名士”。⁽¹¹⁸⁾吕中尚撰有《国朝治迹要略》14卷、《大事记讲义》23卷和《中兴大事记讲义》4卷、附录1卷，并增补过《群书考索》等。元陈栎对其讲义类著述评论说：“《宋史讲义》，吕氏中所著，议论多详明，文辞亦条达，然成于理宗朝，犹有隐避而不尽言者。”⁽¹¹⁹⁾

同时，我们知道，该区域朱子理学影响颇大，而理学家喜好著史者亦不乏其人。如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后迁居建州建阳县。高宗绍兴十八年进士，一生主要从事讲学著述活动。其史学著作有《资治通鉴纲目》59卷、《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伊洛渊源录》和《伊川年谱》等。

另一方面，该区域史学创新风气浓厚。袁枢鉴于《资治通鉴》“浩博”，于是他以《资治通鉴》作为取材对象，并将其分年叙述之事，选择汇列为上自“三家分晋”，下至“周世宗征淮南”等239个专题（另附相关事项66项）。每一专题为一篇，详其始末，从而编修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这种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因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¹²⁰⁾的独特优势，所以用该书所创体裁编修成的史书在当时逐渐增多，纪事本末体也由此成为一种与纪传、编年和纲目等并行于世的重要史书体裁。

朱熹于孝宗乾道八年撰有《资治通鉴纲目》59卷，凡例1卷。该书虽仍采取编年纪事的形式，但每事皆分为大纲与细目两部分，所以称为纲目体。其中纲是依照时间顺序写的史事提纲，用大字顶格而写；目是以分注的形式详叙细节，用小字降格而写。由于该体裁“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¹²¹⁾所以备受世人重视。朱熹于乾道九年还撰有《伊洛渊源录》14卷。该书旨在为理学的开创及传衍确立历史统绪，由此也形成了学案体这种新体裁。此外，朱熹撰有《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该书着重在于选编北宋名臣、硕儒的言行，用以达到有补世教的目的。其间，朱熹运用“言行录”这种编修形式，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郑樵在治学方面则勇于“自成一家”。⁽¹²²⁾其兄郑厚曾著《艺圃折衷》一书。在书中他公开指责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不是“贤人”，乃是“忍人”、“辨士”。其口口声声“诵仁义”，乃是“卖仁义”。对此，李壁和刘德秀上奏指出：“（《艺圃折衷》）诋孟子有‘卖仁义’等语”，于是朝廷下令所属劈版。⁽¹²³⁾与其兄的做法相类似，郑樵大胆攻击《毛诗》和《诗序》，并著有《诗辨妄》。朱熹对此指出：“《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¹²⁴⁾此是对郑樵说法的极大肯定。对于当时的学术状况，郑樵在其著《通志·总序》末甚至认为：“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因此必会有所变化。他所编修的《通志》由纪、略、年谱、世家、列传和载记六部分组成。其间他将过去纪传体史书中的“表”改成了“谱”，“志”改成了“略”。在二十略中，他则创新了《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灾祥》和《昆虫草木》诸略。他所倡导的“会通”思想，不仅成了他评价历史史书的标准，更是他自己治史的指导原则。总之，郑樵治学，尤其是治史，能以自得之学，写自得之书，并且自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以袁枢、朱熹和郑樵等为代表的该区域史学，明显具有浓厚的创新色彩。

该区域史家学术成就突出，一是该区域文化甚为发达。福建是宋代著名的刻书业中心，其中建阳麻沙和崇化两地，号称“图书之府”。朱熹曾言：“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¹²⁵⁾刻书业的兴盛，促使该区域学士大夫藏书之风亦相当繁盛。加之该区域在两宋之交未受重大战乱影响，使得许多珍贵书籍得以存留了下来。如高宗绍兴十五年，叶廷珪上奏朝廷说：“切见闽中不经残破之郡，士大夫藏书之家，宛如平时。如兴化之方、临彰之吴，所藏尤富，悉是善本，望下逐州搜访抄录”。朝廷从其请。⁽¹²⁶⁾又据南宋末周密言：“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¹²⁷⁾陈振孙在为福建漳浦人吴与家藏的《吴氏书目》所做的“解题”中亦明确指出：“闽中不经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湿苦蠧损。”⁽¹²⁸⁾由此可见，该区域藏书的确极盛。同时，福建虽地狭人稠，地土贫瘠，但读书求学风气颇浓。史载：“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¹²⁹⁾加之该区域官、私学发达，尤其是书院众多。据今人统计，南宋时该区域有书院90所，次于江西和浙江。⁽¹³⁰⁾其中颇为有名的就有建宁府建阳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书院，兴化军涵江书院，以及朱熹亲自创建的建宁府武夷精舍、沧洲精舍等。图书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达，使该区域人才辈出，这为该区域史学的发展无疑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二是该区域史学受本地学术发展变化的影响极为明显。我们知道，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异常发达，据清人蔡衍所言：“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¹³¹⁾不过在南宋初，福建闽学的发展及其影响还不是很大。韩淲曾言：“建阳自胡原仲归岳下，后来魏元履死，气象便萧然，只是编类文字，无自己工夫。”⁽¹³²⁾韩淲所言及的胡宪，字原仲，号籍溪先生，建宁崇安人，从叔父胡安国学。后朱熹尚受学于他。可见在此时，各种学术尚能自主发展并有所创新。如前述郑樵、袁枢、李丙和熊克等人，均是在此时独自从事着史学研究。但自朱熹在该区域从事理学传播活动之后，理学的影响相当大。其间，跟从朱熹治学的门生弟子相当多，而其中以福建士人为最。陈荣捷先生统计得出：在有来历可考的378名学生中，其中福建人占43%，浙江人占21%，江西人占21%，其余的15%来自其他地区。其他学者又专门对《宋元学案》和《朱子语类》中朱熹的学生数做过统计，得出来自福建的比例分别为51%和32%。⁽¹³³⁾这种学术发展格局，对该区域史学发展必然产生直接影响。在朱熹门人中，热衷于史学研究的福建籍学者及其著述有：刘爚及其《史稿》、陈宓及其《春秋三传抄》、《读通鉴纲目》和《唐史赘尤》等。此外，如陈均受其影响，则撰有纲目体的当代史著述。虽然有以上朱熹门人从事史学研究，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理学在该区域影响相当大，从而使得许多学子有志于专门从事理学研究，这在客观上又制约了该区域史学的独立发展，这也是该区域史学发展规模不如浙东和四川的根本所在。

4．江西史学

该区域在南宋时分属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共有13个州军。即江南西路的洪州、袁州、筠州、抚州、吉州、虔州、江州，以及临江军、建昌军和南安军，江南东路的饶州、信州以及南康军。该地既有鄱阳湖平原，又有处于赣、信、抚、修四条大河流域内的一定面积的平原，因而经济较为发达。其中洪州、抚州和吉州经济最为发达。在文化学术方面，该区域有著名的“江西诗派”，有陆九渊创立的“心学”，以及有一定传承的区域史学。

一方面，该区域史学传家现象突出。受北宋三刘（刘敞、刘攽和刘奉世）“有功汉史”传统的影响，徐得之与其子筠和天麟均“长于史学”。⁽¹³⁴⁾其中得之字思叔，临江军清江人。他“安贫乐分，不贪不躁”，著有《春秋左氏国纪》30卷、《史记年纪》和《郴江志》8卷等。⁽¹³⁵⁾徐筠字孟坚，曾学《周官》于陈傅良，并记陈氏所授，撰成《周礼微言》10卷。时人曹彦约指出：“徐孟坚得诸父之传，又师友四方善士，邃于经学，作《周礼微言》，发明圣人之意，不为略矣！独于大司马三表之说犹有遗论，仲祥补而缉之。前无前辈，后无后来，然后知学问义理靡有穷极，愈用力则愈光明。古人以有贤父兄为乐，以有贤子为幸，以兄弟俱贤为难，良有以也。”⁽¹³⁶⁾在此，曹彦约通过徐筠之弟天麟（字仲祥）补辑《周礼微言》中“大司马三表说”遗论之事，高度赞扬了徐氏兄弟互帮为学的做法。同时，徐筠还撰有《汉官考》6卷、《姓氏源流考》78卷和《修水志》10卷。徐天麟字仲祥，历官抚州、临安府教授、主管礼兵部架阁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著有《西汉会要》70卷、《东汉会要》40卷、《汉兵本末》1卷、《西汉地理疏》6卷和《山经》30卷。⁽¹³⁷⁾另外，徐得之之兄徐梦莘（1126—1207年），字商老，著有《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和《北盟集补》50卷等。对于临江徐氏家族治史之盛况，楼钥在《西汉会要序》中指出：“临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读思叔《左氏国纪》，故中书舍人陈公君举为之序，固已甚重其书。后见贰卿彭公子寿为其表兄秘阁商老求儒荣堂诗，始知其编《北盟录》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笔，遂膺延阁之宠。寻传其书，知其为思叔之兄。伯仲皆以诗书发身，晩皆挂冠家居，为乡里标表。已而思叔长子孟坚著《汉官考》。次子仲祥又仿《唐会要》之体，为《西汉会要》一书，……嘉定四年表进。仲冬丁卯，有旨付尚书省，藏之秘阁。是昆仲父子间四书俱行于时，俱有益于世用。”⁽¹³⁸⁾由此可见，徐氏家族其人其著在当时影响之巨。

洪皓⁽¹³⁹⁾及其子适、遵和迈，以注重历史文献的搜求研究而著称。其中洪皓（1088—1155年），字光弼，饶州鄱阳人。高宗建炎三年使金，被滞留15年后，于绍兴十三年始还临安。因论事忤秦桧，安置英州九年。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洪皓“博学强记”，著有《帝王通要》、《松漠纪闻》和《金国文具录》等书。⁽¹⁴⁰⁾洪适（1117—1184年），字景伯，号盘洲。绍兴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不过，居相位仅三个月。去官后家居十六年，“以著述吟咏自乐”。⁽¹⁴¹⁾他平生喜好收集和研究碑石，尤其是隶书碑石。撰有《隶释》27卷、《隶续》21卷。洪遵（1120—1174），字景严。绍兴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喜好收藏历代钱币，通晓本朝翰苑故实。著有《泉志》15卷、《翰苑群书》3卷、《中兴玉堂制草》64卷和《东阳志》10卷等。洪迈（1123—1202年），字景卢，号容斋。绍兴十五年中第。自幼“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渉猎。”⁽¹⁴²⁾他以精熟“典章”著称当时。⁽¹⁴³⁾史称其“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他“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¹⁴⁴⁾，并且编有《节资治通鉴》150卷。他主持和参与了《钦宗实录》和《四朝国史》的编修工作。著有《太祖太宗本纪》35卷和《记绍兴以来所见》2卷。他的《容斋随笔》则是：“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卽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清四库馆臣评价此书说：“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¹⁴⁵⁾另外，洪迈之孙洪偃亦偏爱史学，尚著有《五朝史论述》8卷。

马廷鸾父子亦以治史传家。其先祖马存就喜好论史。马存字子才，哲宗元祐三年进士。有史论22。据廷鸾言：“子才诸史论，如论晋人以父母之邦委之于群胡，残暴戮辱，百余年间，无有奋发以生吾中国之气，又安得有奇士哉？又论后魏谓中国以礼义文采之腴，而饲禽兽之饥，此之谓不幸，非吾一人可与之争，古之善战者，能用天下之气而已矣。呜呼！安得此语闻于炎、绍中天之初乎？”⁽¹⁴⁶⁾可见廷鸾先祖就极富有民族爱国之心。马廷鸾（1222—1289年），字翔仲，号碧梧，晚号玩芳病叟，饶州乐平人。自幼“甘贫力学”，理宗淳祐七年进士及第。自池州教授历官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著作佐郎兼右司、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后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立朝有正声。晚年仿吕祖谦《大事记》等体例，花费3年时间撰成《读史旬编》38卷。此外，尚著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和《洙泗裔编》等。马端临（1254—1324年），字贵与，号竹洲，廷鸾次子。曾历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山长，教授台州路学三月。他幼承家学，凡六经诸史、各家文集无所不读，最后用20余年时间撰有《文献通考》348卷。

其余以史传家者尚有：罗泌字长源，庐陵人。“学博才宏”，撰成《路史》47卷。其子苹“能世其学，尝为之注”。⁽¹⁴⁷⁾萧常字季韶，号晦斋先生，庐陵人，乡贡进士，“潜心史学”。⁽¹⁴⁸⁾其父昌龄，字椿年，后更名寿朋，“博极群书，为时儒宗”。其父因不满陈寿《三国志》帝魏而黜蜀，立志重修，书未成而卒。死前嘱咐萧常完成其志，最后萧常经过20多年努力，终于完成《续后汉书》42卷。⁽¹⁴⁹⁾邓名世字元亚，临川人，“家素贫，不求仕进，躬耕以养母，博通经史，长于《春秋》。”⁽¹⁵⁰⁾朱熹认为其“学甚博”，⁽¹⁵¹⁾曾参予过《哲宗实录》的重修工作，尚著有《春秋四谱》6卷、《辨论谱说》10篇和《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等。其中《古今姓氏书辨证》由其子椿年续成。⁽¹⁵²⁾凡此等等。

另一方面，该区域史家注重历史文献的补辑、整理和研究。罗泌的《路史》是研究古史的著述，凡47卷。据其《自序》称：皇甫谧的《世纪》、谯周的《史考》、马总的《通历》和刘恕的《通鉴外纪》等，因“其学浅狭，不足取信”，苏辙的《古史》“第发明索隐之旧，未为全书”，为此他著有该书。在取材方面，因该书参取了《太平经》、《洞神经》和《丹壶记》等，从而不免“庞杂之讥”。但清人认为其中的《国名记》、《发挥》和《余论》部分，“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¹⁵³⁾

徐得之的《春秋左氏国纪》是将《左传》改编为分国纪年的史书。据陈傅良所作的《序》称：“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然尝见唐阅《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所论断，今《国纪》有所论断矣。”⁽¹⁵⁴⁾可知该书不仅对史事有所改编辑补，而且还有自己的论断。徐筠的《汉官考》4卷，是以《汉书·百官公卿表》官制为主，辑录纪传及注释家所载相关史事编修而成。该书对西汉官制叙述颇详。徐天麟鉴于《史记》、《汉书》均无兵志，于是“究极本末，类成一书”。此即《汉兵本末》（1卷）。该书“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条理。凡中外诸军，若将帅之名，与夫赏功罚罪，繇戍简稽；兵器马政，参互讨论，略无遗者。”⁽¹⁵⁵⁾会要体始于唐，盛于宋。徐天麟于是仿《唐会要》体例，以班固《汉书》和范晔《后汉书》等为史料来源，分别编成《西汉会要》70卷和《东汉会要》40卷，以备后人检用。此外，熊方字广居，洪州丰城人。他鉴于范晔《后汉书》缺表，乃撰《补后汉书年表》10卷，高宗绍兴十五年上进朝廷，并题其堂曰“补史”堂。裴及卿字梦得，临川人，“博览强识，善著书”，著有《史汉四纪》和《汉注拾遗》。⁽¹⁵⁶⁾此外，他曾为《欧阳修诗集》做注。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他撰有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凡665卷。朝廷编修《徽宗实录》时，从中取材十之七八。⁽¹⁵⁷⁾徐梦莘撰有《三朝北盟会编》凡250卷，汇聚各种文书材料就达200多种。曾三异字无疑，号云巢先生，临江军人，为周必大的门人。其“博学工文，尤精考订”，曾以隐逸召为秘阁校勘，⁽¹⁵⁸⁾撰有《宋新旧官制通考》10卷和《宋新旧官制通释》2卷。此外，他曾撰有《欧阳修年谱》，编校过《欧阳文忠公集》。马端临撰有《文献通考》348卷，该书广征博引经、史、历代会要和传记之文，选取唐宋诸儒评论之章，并加以综合考辨。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¹⁵⁹⁾

除以上诸书外，洪适所撰的《隶释》27卷和《隶续》21卷，是碑石证史类著述。他倾注毕生精力撰就这两部著述。其中如《隶释》就收录有汉、魏、晋碑石凡189件。具体为：“圣贤岳渎祠庙四卷，石经一卷，旌孝讲德一卷，河渠桥道二卷，阡表圹铭十六卷，杂刻三卷，砖文器物款识二卷，魏吴蜀晋三卷。谱一卷，图式八卷，水经一卷，欧、赵说六卷，碑乡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砖器二十七”。洪适在编修该书时，采取了先抄录碑石铭文，再详加考证的办法，从而既保存了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亦为以实物与典籍互证提供了便利。清人评论说：“所作《隶释》、《隶续》，于史传舛异考核特精。”⁽¹⁶⁰⁾并称其《隶释》：“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¹⁶¹⁾洪遵撰有汇辑历代钱币的《泉志》15卷，对“凡有文字可纪，形象可绘者，莫不毕载，颇为详博。”⁽¹⁶²⁾

江西史学之所以兴盛，一则在于自北宋以来，该区域人才荟萃，文化学术发达。叶适曾言：“初渡江时，上饶号称贤俊所聚，义理之宅，如汉许下、晋会稽焉。”⁽¹⁶³⁾仅以抚州而论，史称：“抚州古名郡，至本朝而尤号人物渊薮。德业如晏元献，文章如王荆公、曾南丰，儒学行谊如陆象山兄弟一门之盛。其余彬彬辈出，几不容伛指。”⁽¹⁶⁴⁾其中在南宋时，陆九渊兄弟以该区域为中心，极力倡导和传播心学。如孝宗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创办象山书院，从其问学者极多。据《象山年谱》淳熙十五年条记载：“先生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¹⁶⁵⁾同时，朱熹亦在江西从事学术活动，同样促进了该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尤其在淳熙二年，朱、陆二氏在信州铅山鹅湖寺聚会，以辩论学术问题，使鹅湖书院由此扬名。淳熙六年，朱熹还利用知南康军之机，重修白鹿洞书院，并订立《教规》，请师收徒，传道授业，从而使该地文化教育事业兴盛一时。受朱熹感召，他的门徒如江万里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及宗濂书院，在当时亦颇有影响。据今人统计，南宋江西书院达170所，居第一。⁽¹⁶⁶⁾此外，该区域作为“江西诗派”的源流地，文学发达，拥有杨万里等著名学者。如此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对当地史学的发展亦十分有利。

二是该区域具有优良的治史传统。在此方面，徐筠和天麟兄弟受北宋三刘治汉史传统的影响则最为典型。周必大在为徐天麟《汉兵本末》所做的《序》中明确指出：“临江自三刘有功汉史，其学盛行。今徐筠孟坚既为《汉官考》四卷，季（当作徐）天麟仲祥又惜司马迁、班固不为《兵志》，于是究极本末，类成一书。”⁽¹⁶⁷⁾此外，天麟还撰有《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我们知道；精通汉史的刘攽参与了《资治通鉴》的编修，并且具体负责两汉部分。刘攽自己还著有《东汉刊误》和《汉官仪》等书。同时，刘攽、刘敞及其子刘奉世还著有三刘《汉书标注》。三刘治汉史的传统，无疑对家乡的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上徐筠和天麟兄弟便是明证。同时，始于刘敞和欧阳修的金石学对江西学风亦产生了不小影响。其中刘敞“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¹⁶⁸⁾可见他对古代器物的搜求研究已达到痴迷的程度。欧阳修则“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硏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¹⁶⁹⁾对此，北宋末蔡总结说：“初，原父（指刘敞）号博雅，有盛名。囊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甗、尊、彝之属，因自著一书，号《先秦古器记》。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咸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由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¹⁷⁰⁾受此风继续影响，南宋该区域的王厚之有《钟鼎款识》、洪适有《隶释》和《隶续》，洪遵有《泉志》等。

以上是四大区域史学各自发展的突出特色。不过，区域史学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各区域史学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区域之间史家会经常交流，彼此促进，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史学交流形态。

1．史家因迁移流动而相互交流。靖康之乱期间，北方受战乱影响，许多史家纷纷南迁，从而推动了迁入区的史学发展。刘光祖在《昭德晁公文集序》中指出：“国家丙午之变，中原衣冠，不南渡则西入于蜀。其入于蜀者，有能言当时理乱兴丧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迹，历历道往事，诵京、洛之遗风者，鲜矣。藉令有之，而能达之乎文辞，可使耳目尚接乎而后之人有传焉者，亦又鲜焉。昭德晁公盖能言当时理乱兴丧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迹，道往事，诵遗风，而又能达之乎文辞以传者也。”⁽¹⁷¹⁾可见晁公武受战乱影响，携家移居四川嘉州，并有志于兴亡史的叙述探究。同样有此经历并南移的史家还有：徐度由应天府谷熟移居饶州德兴，晁公迈由郑州移居抚州，王铚、王明清父子由汝阴移至绍兴府山阴等。此外，如吕祖谦和王应麟原籍分别为寿州和开封，南宋初其祖先南渡后移居于浙东。这些南移的学者不仅以史名世，而且还推动了寓居地史学的发展。

到理宗端平时期，蒙古大举攻蜀，从此四川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战乱残毁。为躲避战乱，四川史家纷纷迁移到江浙等地区。如李心传、高斯得、牟子才和程公许寓居到了湖州，高定子和魏了翁寓居到了苏州。这些东移的四川史家同当地学者彼此交往，相互交流，从而有助于江浙学术的发展。刘咸忻先生概括说：“元兵略蜀，蜀士南迁于浙，浙人得此遂成文献之府库，江南文风大盛，蜀反如鄙人矣。”⁽¹⁷²⁾

2．治史者通过长期共事、交游和学术承传而交流。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吕祖谦与李焘、吕祖谦和朱熹、朱熹与汪应辰等学者，就因以长期共事、交游时共同探讨史学问题而著称。又如王明清，字仲言，汝阴人。其“家传史学三世矣。族党交游，无非一时名公巨人。平日谈论，皆后学之所未闻者。”⁽¹⁷³⁾其祖王萃是欧阳修的学生。父王铚“少而博学，善持论”⁽¹⁷⁴⁾，曾撰有《祖宗兵制》、《元祐八年补录》和《七朝国史》等。其中对于《七朝国史》，史载高宗绍兴九年春正月丙申，铚以“建隆至元符，信史屡更，书多重复，乃以《七朝国史》自帝纪、志、传外，益以宰执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¹⁷⁵⁾但这次仅上进《七朝国史列传》重加添补成书的部分，共215册。⁽¹⁷⁶⁾此后他为秦桧所沮，《七朝国史》终未完成。明清本人则撰有《宋朝宰辅拜罢图》和《挥麈录》等。明清先后受知于朱敦儒、徐度、张孝祥、陈傅良和尤袤等。据陈元晋言：“近者陈止斋病史官不宿业而荐王明清辈可任史职，皆以其博物洽闻，可与考订古今事耳！”⁽¹⁷⁷⁾他又曾获登李焘之门，与李焘、李垕父子交游，焘欲收置史馆而未果。⁽¹⁷⁸⁾由此可知，王明清不仅有史学承传，而且交游颇为广泛。再如徐筠受业于陈傅良，章冲和徐度受业于叶梦得，均属跨区域受业，这对于区域史学交流和发展十分有益。

最后，治史者通过商讨史书编修等问题而交流。如李焘在编撰《长编》时，吕祖谦致书说：“闻复刊辑《长编》，条例当益严密，第恨阻远，不得陪侍笔削尔。”⁽¹⁷⁹⁾又如朱熹编修的《五朝名臣言行录》最初刊行后，吕祖谦就致函说：“近麻沙印一书，曰《五朝名臣言行录》，板样颇与《精义》相似。或传吾丈所编定，果否？盖其间颇多合考订商量处。若信然，则续次往求教。或出于他人，则杂录行于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¹⁸⁰⁾后朱熹在《答吕伯恭》书中则言：“《言行（录）》二书，亦当时草草为之，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¹⁸¹⁾凡此等等，说明治史者之间往往能通过对史书编修问题的商讨，从而增进区域史学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总体而言，区域史学成就突出，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区域之间治史者的交流促进极为频繁，使得治史者几乎遍布各个区域，加之印刷业的发展，使史书的编修传布更为便捷，这无疑是南宋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