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概况：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成果

一、三省交界地带的移民概况

在考察云阳县地域社会的实态之前，有必要概述一下向包括了云阳县在内的三省交界地带移民的情况。首先，要考察如下的内容： （1）移民盛行时期； （2）移民的析出地（出身地）；（3）移民的原因；（4）移民定居地的经济生活。

1.移民盛行时期

关于大致的移民倾向（移民的量的变化），据铃木中正的著作《清朝中期史研究》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铃木中正的观点概括起来如下：清朝鉴于四川遭张献忠之乱而荒芜，至康熙年间一直奖励向四川的移民，但到了雍正年间则逐步地予以限制。尽管如此，一旦开始了的移民潮毫无滞碍，到了乾隆年间，更多的移民涌向了四川。然而，这个时期，前期移民占尽了肥沃的四川平原，后期移民则陆续前往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山岳地带，后来成了嘉庆白莲教造反的舞台）。

以上铃木中正的见解，即便是对照地方志等的记叙，^［2］也得承认是非常全面的。然而，涌向被认为是在乾隆时期迎来最高峰的三省交界地带的移民潮，是在什么时期趋于终止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铃木中正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乾隆末至嘉庆初，山区的开发已达到了饱和状态。与此同时，流入的移民也减少了。山区的开发，达到了当时的技术极限。对此，陕西省南部（秦岭山区）在乾隆五十年以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区）在嘉庆初年有如下记录：

乾隆五十年后，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土皆耕。

——嘉庆《续兴安府志》卷二《食货》

自平定教匪以来，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

——道光《巴州志》卷一《风俗》

山林的开发，当初以被称作“刀耕火种”^［3］的烧畲法来进行。继以玉米栽培为主的烧畲法之后，在四川陆续形成了梯田。陡峭的山峦相连，在天气较为干燥的陕西，一度因山林采伐、焚烧而造成致命的后果。

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则山民之不能不流，地势实使之然也。

——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

其结果，在陕西南部的汉中府，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不仅人口增加的趋势停止了，而且自道光至光绪年间见于记录的人口也少了。^［4］无限制地开发山林，破坏了自然环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灾害。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这是酿成嘉庆白莲教造反的时期），在三省交界地带的山里，就已经没有容纳更多移民的地方了。

2.移民的析出地

关于移民的析出地，有说是以湖北、湖南、江西、河南为中心，还有四川、陕西、广东、广西。^［5］然而，其中移民析出量最大的还是湖北、湖南——即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湖广平原。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三的“族姓”、“氏族表”，对此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个氏族表是延续到民国时期的县内有势力的大族一览表。如果原来是移民，则记录了移民云阳县的时期、原籍（析出地）。从中摘出于乾隆年间移民的氏族，以出身地分类列为表1。由此可以看出，移民的大部分出自湖广平原。

表1　乾隆时期移民云阳县的氏族析出地一览（计54氏）

据说湖广在开发时期的明代，接纳了许多来自江西的移民。^［6］然而，到了清初，湖广的开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成了移民的析出地了。就是说，在此情况下，只能自湖广往四川方面（三省交界地带）移民。进而到了清末，又见到了从四川向贵州方面移民的人流。^［7］清代中期自湖广向四川方面的移民，以溯长江而上的样态持续了数百年，在开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移民析出地的湖广平原，这个时期的社会条件如何，并且析出的移民生活形态如何，将在以下作一探讨。

3.移民的原因

乾隆十年（1745），时任湖南巡抚的杨锡绂对当地的情况作了充分的调查之后，上了两封奏折。他在第一封奏折中说：

湖南滨临洞庭，各属多就湖滨筑堤垦田，与水争地，常有冲决漫溢之忧。……滋生日繁，自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不独于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本年湘阴、武陵等邑，各有偏灾，此皆滨临洞庭，而去湖稍远，即水无接济。臣确加查访，皆由塘多改田之故。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八《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

在大河大湖的周边，即便冒着风险，也筑“堤”把地圈起来，形成新的田地。杨锡绂在奏折中所谓“与水争地”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这种情况。这是同时代的奏折中谈及湖广时常用的句子。嘉庆七年（1802）湖南巡抚马慧裕的《湖田占水疏》也是其中一例：(https://www.xing528.com)

乃湖民与水争地，常有冲决漫溢忧。……臣此次遵旨，历勘长沙等九州县，共续报私围埂九十四处。 内有湘阴县锡江山私垸二道，华容县马家有私垸一处，均有碍水道。先经勒刨毁，不准修复。余俱筑自乾隆二十八年，未应列入应留、应毁册内。

——《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七

洞庭湖周边低湿地带的开发，始于建造土堤（埂），或者以堤围成类似轮子状的“垸”，用来阻挡夏秋的涨水，确保耕地的安全。在湖广大量并且集中出现这种“垸”的高峰期是在明末。湖广的快速开发，已经接近明末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对此，吴金成在《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论述得很透彻。由此可以想见，进入清代之后新建的“垸”，只能建于容易遭受水灾或条件恶劣的低地，并且延伸于河流、湖泊之中。这样的“垸”，不仅经常要冒遭水灾而致破损、溃决的危险，更孕育了因使水域狭窄、阻滞水的流动而成为水灾加重、范围扩大的诱因。

嘉庆初年，湖南巡抚马慧裕以阻滞水流为由，拆除了湘阴县的两处“埂”和华容县的一处“垸”。应予注意的是这样一段话：“筑自乾隆二十八年，未应列入应留（应予留下的名录）、应毁册（应予拆除的名录）内。”为辨别并决定是否应拆、应留，在调查“垸”、“埂”的时候，可能是只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之后所建新的设施。即这意味着认为乾隆末年新建的“垸”、“埂”正是阻滞水流——招致水灾的原因。开发不仅没有增加土地，反而招致了水灾。嘉庆初年作为开发成果的“垸”、“埂”，终而被强制拆除了。

下面把目光转向离洞庭湖畔不远处的微高地和山谷地区。起伏不平的湖广平原上有许多微高地和山谷。这个地区的农业问题，与低平地的“排水”不同，而是“需水”——为了提供水源而修建了“塘”（蓄水池）、“堰”（拦阻小河流的贮水池以及引水的水渠）。据杨锡绂的奏折，在这个地区连小蓄水池也被改成了田地，这又造成了旱灾的威胁。把缓解湖广平原的人口压力完全寄托于扩大田地的面积，这不但没能成为有效的处方，更由于水利设施效能的低下，引起了旱灾和水灾。^［8］清代乾隆年间，湖广的开发几乎到了生态平衡遭到彻底破坏的程度，而湖广大量移民析出的高峰，也正是这个时期。

在以上的背景之下，伴随着人口的增长，田价也在疯涨。湖南巡抚杨锡绂在第二封奏折中说：

盖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

与人口增加相应的是耕地不足、田价高扬，结果就是土地向富户集中，以至农民的小规模自耕地，或者租种的收入已不能维持再生产了。接下来需要描述的是，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现金收入的。

清代中期，连接四川与湖广中心地区的长江，发挥了自四川运输米谷的流通大动脉的作用，弥补了人口密集地区的粮食之不足。这个时期，开发先进但人口过剩的湖广平原地区，发展成为棉布生产的大基地之一，^［9］向四川输出手工业制品（棉布）。以这个流通渠道为前提，出现了往返于湖广、四川（三省交界地带）之间的行商群。^［10］手工业制品（棉布），通过小规模的行商群，自人口密集地区溯长江而上得以运送。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的湖广，作为出路之一，选择了商业化战略。

移民之所以从原籍析出，是因为只要人口超过土地负荷，产生的压力必然会导致土地经营——耕地的缩小或者丧失。因此我们很容易地可以想见，他们对土地怀有强烈的渴望。当时正在开发之中的三省交界地带的部分地区，有可能以较低廉的价格买到土地，他们一定会从那些来往于两地的人那里获得信息。

厅之山疆辽阔，地土亦广。其未经开垦之地，以手指脚踏为界，往往有数两契价，买地至数里、数十里者。……所以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视为乐土。

——道光《宁陕厅志》卷一《舆地》

当然，所有这些季节性的行商在最初并非以新“地主”的身份定居下来。因此，当时在三省交界地带活动的，混杂有作为“佃户”的定居者，有作为行商或者流浪手艺人往返于原籍和山里者，也有生活形态中已孕育了随时可向移民转化者（如有必要的资金，就会向土地所有者转化）。 自湖广向三省交界地带移民现象产生的背景是，清代以长江作为运输渠道为前提的、以季节性地不断往来的小规模行商群的广泛活动。就是说，经过不断的往返，在三省交界地带获得了土地或土地耕种权，于是带着家族逐步转移生活的重心——这是被称之为“移民”的主要形式。

4.移民在定居地的经济生活

移民通常在夏季从事农耕，冬季则从事商业活动。首先来看一看他们的农业活动。

移民在得到未开发的山林中的土地或耕种权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必须是开垦土地。为此，移民们采用烧畲法，种植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因为玉米的种植比较容易，据说自乾隆中期以来，随着移民的盛行，在三省交界地带得以推广，遍布山谷之中。^［11］

收获的玉米成为移民的主食，但正如所谓“玉米难以久贮”，^［12］不可能长期保存，为此将食余部分用来作为酿酒的原料和养猪的饲料。于是，移民的经济生活，就通过以玉米种植为主、附带着养猪这种基本形态得以展开。在四川的万源县，流传有“无豕不成家”的俗谚。^［13］据说这是因为“粪便堆肥是农家必需”之故^［14］。移民在定居的同时，以作为主食玉米的剩余，开始了养猪业，并以猪粪作肥料。因此可以说，其结果是避免了移民因地力减退而放弃土地导致的再次流浪。

经过种植玉米的短短的夏天之后，秦岭山区、大巴山区等三省交界地带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至八九月间，又霏霏雪下”，^［15］迎来了长冬。在因积雪而不适宜农耕的季节，移民作为行商，回到了低地。他们的商品除了所饲养的家畜之外，还有木炭等山区的特产。^［16］

下面，将本节中考察的内容概括于下：

（1）前往三省交界地带的移民，自清初起连绵不绝，至乾隆时期达到高潮。从而使当初拥有广阔荒地的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经乾隆末至嘉庆初的开发，也开始出现土地相对不足的状况。 （2）移民的析出地以湖广为中心。 （3）析出的原因是当地开发的基本结束和人口的相对过剩。 （4）定居的形态是，当初某些季节性地往来进行商业活动的人，为满足获得土地的欲望而转化为“定居者”。 （5）获得土地或耕种权的移民，通常在夏季种植玉米，并顺带着从事养猪业，冬季则下山进行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