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与躬行：冯从吾心性之学成果

三、讲学与躬行

冯从吾向来反对空谈，而且认为只有倡导躬行才能力戒空谈。为了使士人学者能在讲学中发明、践行心性之学，冯从吾制定了各项规约。他在宝庆寺讲学时订立的《学会约》不仅明确规定了“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的讲学内容，并特别提出了树立“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的尚实学风的问题。所谓“空谈”，在冯从吾看来，“谈空论无”者为空谈，虽言但“不躬行”者亦为空谈；好议他人而自己不实行者为空谈，“好对人夸自家”但自己又“不躬行者”亦为空谈。“敦实行”，方可“戒空谈”。所以冯从吾讲学，总是“以躬行相劝勉”，并发出“呜呼！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耳”的号召。

冯从吾为关中士人所制定的各项规约，主要是希望士人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规范自家的日常行为，进而变革学风、乡俗，使风俗向善。冯从吾在《学会约》中强调：讲学不只是为了教人，也同时是为了“自求其益”，因此应该“默默点检自家心，默默克制自家病痛，则识得本体自然”，主张士人“发愤为学，断当自改过”。冯从吾希望士人能够从自我做起，发明本心中的善，引导风气。其中包括自觉遵循礼教的规范。如在《关中书院语录》中，冯从吾劝诫士人“视听言动要合礼”。在《关中士夫会约》中，冯从吾倡导礼制，尤其倡导冠婚丧祭之礼，希望士大夫能够在乡族中率先实行。对于久已不行的冠礼，即成年礼，《会约》发出倡议，希望士大夫能够带头践行。以冯从吾为首制定的各种规约，对关中地方士风民俗的改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中书院会约》“行之十余年，没有更改”，其为当时士人所尊崇可见一斑。

冯从吾对讲学与躬行的关系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讲学原为躬行，躬行与讲学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他在《讲学说》中指出，讲学正是为了更好地躬行，“讲学正所以为躬行地耳，譬之适路，然不讲路程而即启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辕者也；又譬之医家然，不讲药性而即施药，未有不妄投而杀人者也；又譬之病家然，不讲兵法而即应敌，未有不丧师而辱国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讲而能行者，何独于吾儒而疑之？”^[47]可见，只有认真讲学，才可以明辨事理，躬行才不是盲目的，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是冥行、妄行。冯从吾在《都门语录》中说：

讲学原为躬行，而非学者多借躬行为口实，曰：只消行，何消讲？此言误人不小。世衰教微，尽去讲尚且不能行，况不讲而望其能行乎？断无此理。纵能行，亦不过冥行、妄行耳，不知冥行、妄行可言躬行否？^[48]

讲学全要砥节励行，切不可同流合污，以蹈乡愿之弊。^[49]

还有一些人担忧，近世学者本来就好谈玄说虚，若再极力倡导讲学，会不会助长这种玄虚的学风？冯从吾说：(https://www.xing528.com)

药玄虚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学者多讲玄虚，正当讲躬行以药之可也，而反云学不必讲，何哉？为此言者是左袒玄虚之说，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讲玄虚之学，讲学也；讲躬行之学，亦讲学也。玄虚之学不讲可也，躬行之学不讲可乎？若曰：学不必讲，岂躬行之学亦不必讲邪？^[50]

冯从吾主张，讲学就是讲躬行之学，反对玄虚之学。他说：“孔子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可听其未得已乎？故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讲学者正是讲其所以躬行处，正是因其未得而讲之，以求其得处，不然，躬行君子，终未之有得矣。”^[51]不能因为有人讲玄虚之学，或是讲学而不躬行，就断然反对讲学，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所以他在《都门语录》中说：

讲学而不躬行，不如不讲，此激人躬行之言，而后世不讲学者遂借为口实，则愈失愈远，斯言如云务农而不力耕，不如不务；读书而不下帷，不如不读；养亲而不爱敬，不如不养；即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之说耳。若因人之不力耕，而我遂不务农；因人之不下帷，而我遂不读书；因人之不爱敬，而我遂不顾父母之养；因人有聚敛之臣，而我遂用盗臣也，可乎？不可乎！此事之最易见、最可骇而最不可解者也。^[52]

讲学而不躬行，不如不讲，此语在讲学的人说得，在不讲学的人说不得，在讲学的人说，是因不如不讲之言，而发愤要躬行也，学者不可无此志。在不讲学的人说，是因不如不讲之言，而果然去不讲也，则可笑甚矣。^[53]

冯从吾析理细致深刻，“讲学而不躬行，不如不讲”，此话的确有理，然而却要分是谁说，讲学的人说了，会激励他躬行；而不讲学的人说了，却成了他不讲的借口。冯从吾当然非常重视躬行，他继承了关学敦本尚实、躬行礼教的优良传统。他这里强调的是，讲学与躬行是统一的，不能借躬行而否认讲学。在《庆善寺讲语》中，他就敏锐地指出：“世之非学者曰：只在行，不在讲。窃恐所行一差，关系岂小？譬之歧路之中又歧路焉，虽欲不问不可得也。彼谓不必讲学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学耳。”^[54]可见，有些人说“只在行不在讲”，其实心里压根就没有打算践行，只是打着躬行的旗号来反对讲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