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婚姻刑案的发生成为离婚的主要诱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丈夫在外面怎样放荡不羁，妻子总是得默默忍受，否则就有“妒”的嫌疑，而这种“妒”是为传统道德观念所不能容忍的，是妻子不贤惠的标志。即使是在民国初年，因丈夫过错，妻子主动提出离婚还被认为是一大奇观。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因丈夫重婚或者通奸，女性主动告诉并且附带提出离婚已变得颇为平常了。
（一）传统社会中关于离婚的歧视性规定已被淡忘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离婚通常是男性的特权。直至清末修律，在《大清民律草案》中，对于离婚问题，法律馆认为“不应离而离，则有悖于礼；应离而不离，则与义有乖”。对于离婚原因和离婚申请者，该草案都采取严格限制原则，非法定原因、非婚姻当事人不得呈请离婚。这个草案，可以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虽然因为清政府的覆亡未来得及实践，但对于后来民国时期的立法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从上述亲属法关于离婚的规定可知，男女双方基本享有平等的离婚权，法律已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离婚双方。但是由于法律宣传教育的匮乏，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思想观念仍然主宰着百姓的生活，只有在受西风影响较深的大都市，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才逐渐深入人心，民众基本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离婚，传统社会关于男性离婚特权的歧视性规定已被人们淡忘并抛弃。
（二）重婚和通奸是民国法律规定的离婚的最重要理由
近代以后，关于离婚制度的规定最成熟的当数《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其中关于离婚的规定分为夫妻两愿离婚和判决离婚两种。
第一，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但未成年人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两愿离婚，应以书面为之，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
第二，判决离婚。根据民法第1052条（裁判离婚之原因）的规定：“夫妻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
一、重婚者。
二、与人通奸者。
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
四、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
五、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
六、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
七、有不治之恶疾者。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
十、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
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
这里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封建思想的影响，基本上做到了客观公正，与发达国家关于离婚的规定接轨，实现了法律的现代化。从民国民法第1052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看，重婚和通奸是当时判决离婚的主要理由。(https://www.xing528.com)
（三）因丈夫出轨，妻子主动提出离婚的越来越多
有了法律的明确规定，加上思想文化界的宣传以及西风东渐的影响，当丈夫与人重婚或通奸时，上海的女性往往不愿委曲求全，主动提出离婚的较多。
例1：严×氏诉严×鸿离婚案（案例52）。
申请人严×氏26岁，阜宁人，住星加坡路新名余姚路仁和祥丝厂对过。对造人严×鸿24岁，阜宁人，住哈尔滨路阳恩路瑞兴里。
1947年7月26日，严×鸿的妻子严×氏以丈夫与人通奸、恶意遗弃为由向上海地方法院请求调解与严×鸿离婚。严×鸿委任律师为其代理人进行答辩。1947年8月28日上海地方法院主持调解，因为当事人双方均未到庭，笔录上记载：庭谕本案视为调解不成立。
例2：余×娣（案卷中或用“弟”，为叙述方便，统一使用“娣”）诉颜×渊离婚案（案例53）。
声请人余×娣24岁，镇江人，借住劳合路[1]太和大楼周骁律师事务所。对造人颜×渊25岁，上海人，无业，住梵王渡路[2]。
颜×渊等妨害婚姻案结案后，因为颜×渊与余×娣的继母通奸，余×娣即以此为由向上海地方法院提出离婚申请。但是，因双方均未到庭，法院视为调解不成立而结案，其实是不了了之。
例3：倪×氏诉倪×亚离婚案（案例54）。
申请人倪×氏26岁，无锡人，住文监师路。对造人倪×亚24岁，住贵州路厦门路角。
倪×亚妨害婚姻案结案后，因为倪×亚与人重婚，倪×氏即向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调解离婚，同时请求返还妆奁，给付赡养费。1946年10月29日上海地方法院主持调解，倪×氏及其律师到庭，但倪×亚未到庭，法院以调解不成立为由而结案。
例4：周×刚妨害婚姻案（案例22）。
周×刚与忻×娟凭媒在上海结婚，婚后未逾半月，周×刚即携其情妇李×珍来家，要求三人同吃一桌、同寝一床。忻×娟不堪忍受，主动委托律师要求离婚，同时请求支付生活费及精神损失费。
已过而立之年的周×刚，新婚不逾半月，就带情妇回家，还提出同寝一床。周×刚的行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已经超越了普通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幸运的是，忻×娟不是个保守的人，思想也很新潮，她果断地报警随后就提出离婚，同时请求支付生活费及精神损失费。从今天看来，忻×娟的做法很明智，但遗憾的是，她的请求没有被支持。因为恰遇大赦，周×刚被免诉，附带民事诉讼也被驳回。
例5：洪×泉等妨害婚姻案（案例28）。
本案焦点在于洪×泉与洪甲氏结婚18年，没有生育子女。男方及男方家庭盼子心切，于是“纳妾”，洪甲氏不愿忍受这种一夫多妻的生活，于是起诉要求离婚并要求男方给付赡养费。
甚至自己与人产生婚外情时，上海的女性为了追求个人的生活幸福也会主动提出离婚。
陈×荪妨害婚姻案（案例33）可谓典型的案例。
上海女人杨×云为家中独生子女，成年后招杨×泉为赘夫，但是婚后夫妻关系不睦，杨×云曾经为此十分苦恼、甚至自杀过。陈×荪是杨×泉、杨×云夫妇的房东，十年来一直与杨×泉、杨×云夫妇居住在一起，后来暗中与杨×云发生肉体关系，杨×云还为此怀胎一次，后来杨×泉发觉两人不正当关系并获得二人彼此往来之情书，状诉到案。事发后杨×云主动提出与杨×泉离婚。
以上案例都是因婚姻刑案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而且这些案件中都是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不再年轻，但是面对痛苦的婚姻，她们的处理与传统社会的女性完全不同，她们更注重生活质量，更重视自我价值，不愿意做传统伦理道德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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