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主义及其发展困境
生态主义可以追溯到绿色和平运动在西方的兴起。生态主义深受卢梭和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欧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及发展方向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生态主义被定义为“在生态学中建立和嵌入(embed)人类的方法、原则和实践的反霸权和反启蒙政治运动”[67]。
按照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中的解释，人类的生存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支配着。在这三个系统中，首先是生态系统，提供着支撑人类生存的物质、能量、手段和资源。其次是生产系统，主要包括把这些资源转化成食物的农业和工业联合体。最后是政治经济系统，决定这些食物的分配与配置。这三大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系统都不能脱离其它系统单独地运行。然而，当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人员、信息与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为广泛地迁移，因此也导致生态影响和生态结果脱离了人类的控制。现在的情况已经远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从生态系统到生产系统再到政治经济系统的互相依赖的流动，这种关系已经变成相互脱离，以至于生产、经济和政治被看作是在生态之外独立地运行着。由于人们很少或者从不考虑生态的关系，由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与推动，以及由于现代生产方式过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与利益而忽视自然与生态，由此导致了以前的在人口与生态整体性之间的批判性关系的瓦解，最终也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具体表现为:各种污染日益严重，人类的疾患不断增多;地球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这样，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摆脱人类目前的这种生存状况，生态主义主张“要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和使人满足的生存方式，必须以我们与非人自然世界的关系和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为前提”[68]。生态主义提倡“一种对我们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全面调整的再嵌入(re-embedding)过程”[69]。即重新转换或重新构造已经相互“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生态主义要建立的是一种“健康的社会”，所谓“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样化意见不但得到宽容而且受到称道的社会，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面临政治或社会难题时可以从中获得观点和行为方式的贮藏库”[70]。他们所主张的是要促进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完全地依赖于生态的整体性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建立一种在个体、生态与生命的共同体之间被深深地嵌入的共生关系的意识。生态主义认为这对于已经造成当前的或者是迫近的生态崩溃的人类态度、价值和观念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一嵌入的过程，人们可以确定一种框架，这一框架将适合于一种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这是一种人类意识本体论基础的颠覆，在这里不仅我们自信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受到置疑，而且我们建立在现代理性科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现在也将会被终止运行，代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政治制度。因此这既是一种反启蒙的又是反霸权的政治方案。波利特·温纳(Porritt Winner)认为:“生态主义探索的只不过是一种推翻我们整个污染的、掠夺的和物质主义的工业社会的非暴力革命，代替那种社会的，应该是创立一种会让人类与地球和谐生存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71]而多布森则认为:“生态主义的两个主要的和与众不同的主题”，是“它对物质增长的极限的信念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对”;“生态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部分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社会的内在一致(即使不是无懈可击的)的批评和一个改进的规划，部分由于这种批评与规划从根本上不同于其他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提供的那些”[72]。(www.xing528.com)
学者们大多认为生态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意识形态”。生态主义运动自从出现以来，很快发展成为“新社会运动”中的主流，给当代社会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然而近十年来，生态主义本身的发展也开始出现问题，生态主义的发展方向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生态主义的作用正在削弱。首先，流行的生态主义的“世界的末日”主题，通过生态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话语，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生态乐观主义所代替。这种“再循环利用所有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方法已经有效地抵消了问题的紧迫性和关键性，同时政治生态主义早期主张中所具有的变革推动力也消失了。其次，在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中，通过工具主义和管理的合理性的重新兴起，生态问题已经被重新地阐述为管理的问题，通常是资源效率的管理。再次，环境风险的评定标准已经从生态中心指标转移到生活的质量、人类健康和消费的保护，例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整体性的保护。最后，生态主义的政治行动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且环境运动已经缩减为短期的抗议行动和特定议题或者具有方向性的方案的动员与行动主义[73]。总而言之，“环境”在“主流政治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常规化的问题，相应地它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动员的发动者的吸引力已经降低，并且它的激进的方案已经中性化。
在当代，生态主义已经失去了它原初的效力和意义，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经引起人们的厌恶。例如，在1995年10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环境运动被描述为“具有危害性的”，生态主义被描述为一种“追求细枝末节问题的运动”[74]。约翰·麦肯齐(John Machenzie)认为，在当代由于生态学关心的问题不再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领域，相反，也已经开始多多少少地关注“环境问题”，生态主义的主张对于当代政治已经成为多余。布鲁丹(Bluhdorn)把这种情况表述为“后生态主义政治”，并认为在这里生态政治已经被去意识形态化，它已经不再被看作为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典型性批评。目前，生态主义并不能为理解当代社会斗争提供一种平台，同时也不会为人类的社会制度或者为人类的变革性实践提供伦理的框架。在他们看来环境危机最终形成的结果只不过是其它许多问题中的一个，而这些问题是能够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得到改善的。布鲁丹指出:“凭借自己的权力把生态主义建设成为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因此为社会的生态重建提供一种坚固的基础性方案不仅失败了——从理论上说同时也是从政治上说——并且它也已经变成为过时的了”[75]。事实上，在当代，生态主义实践不仅走入了困境，而且走向了反霸权的反面。如今，生态主义的政治要求已经转化为某种它当初设法要废黜掉的体制性语汇和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巩固了它的霸权统治。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生态主义运动，在当前正处于一个错乱阶段。因而，当前生态主义实践需要一种理论方法的指导，而正是在这种历史契机下，促成了生态主义实践与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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