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在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紧密联系着，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在当代最激动人心和迫切要求得到解答的问题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世界主题从战争和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的条件下，适应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需要，把解决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联结起来，一并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在科技革命把世界经济进一步联系起来的形势下，为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找到了有效途径，从经济体制方面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不仅在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点的束缚，提出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科学论断，而且还在历史上没有前例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确立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一、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扩展

由于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历史上，没有国家干预和控制，运行得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促成了破坏性严重的周期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无产阶级极端贫困等社会灾难；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假设社会主义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陆续取胜，因而，他们在运用抽象方法预测未来社会总趋势时，曾经设想过，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生产部门”将“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在社会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就是说，“生产者将按共同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2]。

1906年，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又进而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属性来看待。他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能消灭一切剥削”^[3]。

尽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出现的时候起，就遭到了反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如奥地利学派主要成员米塞斯在192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计算》和192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中，就认为在“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所面对的经济困苦和饥荒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的结果，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支撑合理的经济计算所造成的内在的经济崩溃的证据。然而，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业化建设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32年工业的总产值比1918年增长102%，年均19.2%，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7倍，消费品生产增加56%。这个增长速度不仅快于沙皇俄国时期在工业发展最快的19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7.2%的速度，而且也大大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高涨的19世纪50—60年代的年均增长3.5%的速度；苏联还在1931年消灭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

与此相反，在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它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 2%（其中美国下降46. 2%，德国下降40.6%），使其工业产量倒退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的水平；企业大批破产（在美国超过14万家），失业、半失业人数达到4 500万（其中美国为1 700万，德国为700万）；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1933年比1929年缩小2/3，减至242亿美元，倒退到1919年水平（其中，美国下降70%，德国下降76%）；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小麦下跌70%，大豆等下跌50%以上），资本主义各国的农业收入，减少1/4—3/5，大批农户破产；在由此触发的货币信用危机中，美国有近半数的银行宣告破产，整个银行信贷体系濒于解体。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和1929年—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形成的鲜明对照，进一步加深了人们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

例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从逻辑学的观点看，社会主义模式无可否认地是在更高的合理化计划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瑞士籍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帕累托，以数学的精确性证明，由一个集体主义生产部来制订经过科学计算的计划，是可以达到与市场制度相同的效力，实现稀有资源的优化配置的。

就连那些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学者，也是墨守着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例如，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就认为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这两者是不相容的。

二、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然而，在一些人还墨守着传统观念的时候，现实生活就已开始对它进行冲击了，首先是其中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有计划的部分。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经济几乎完全是在市场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进行的，政府的职能基本上是保证经济发展的运行的外部条件，而对经济运行本身几乎不加干预。但是，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特别是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中，计划的成分也在增多。

所以，早在1891年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恩格斯就针对纲领草案绪论部分第四段所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敏锐地指出：“这一句需要修改”，因为“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4]。

过了27年以后，列宁在俄共（布）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中，又再次重申，“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有计划性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但毋庸置疑的是“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5]。

恩格斯、列宁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这一新的认识，在尔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时候，强调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6]。

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的计划不同于社会主义的计划，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把资本主义计划说成是“臆测”、“想当然”、“谁也不必执行”的东西，却是不符事实的。随着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进入到国家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计划性大大加强了，可以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性的加强；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无论是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都是根据对经济形势发展的预测和估量，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组织各方面乃至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按照一定的步骤协同行动的。至于其执行情况，则可以以战后法国的一个中期计划为例来观察，它们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为确保计划的实施，不仅运用了财政预算、信贷、价格、社会福利政策等经济手段，把部门和企业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目标轨道，而且还为此设立计划机构，以指导和监督计划的执行，同时还以国有经济的扩展作为计划调节的必要手段。

所以，邓小平提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一突破传统观念的科学论断，既是对当代世界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关于资本主义和计划的关系的探讨的科学总结。

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对于传统观念中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部分的突破，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一）“十月革命”以后，在1918年的工作重心转移期间，列宁一面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取消商品，同时又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不用货币是不可能的。

但在1918年—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把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的思想付诸实践，企图消灭商品市场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由于苏联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为地消灭商品和市场的做法使俄国经济陷入了困境：粮食产量减少一半，工业产量减少6/7，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在1924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在实践中改变了对市场的态度，事情正如俄共（布）在1922年1月12日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7]但在性质上列宁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8]，“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9]，因而容许市场存在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

（二）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1929年下半年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和实行用仅仅允许消费品进入，并由国家规定商品价格的“有组织的市场”去取代“无组织的市场”^[10]，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即通常所说的苏联模式。

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一方面肯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仍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必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可以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等等。斯大林的这些认识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否认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商品生产单位，否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带有商品经济外壳的产品经济^[11]，这就说明斯大林仍然没有摆脱把商品、市场和计划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三）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发展目标趋向多元化，对外经济关系越来越开放，人民的生活要求日益提高，计划经济所具有的管得过死，难以调动企业和群众积极性等弊端逐渐暴露，导致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下降，物资匮乏和消费品短缺等问题无法解决。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国家先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试图对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这种改革的尝试，在理论方面有：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用计划体制履行市场经济职能的模拟市场模式；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导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或分权模式；捷克经济学家希克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以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移植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协调模式等。在实践方面主要有：南斯拉夫的按照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没有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苏联模式以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匈牙利模式。

虽然这些探索曾在不同程度上取得过一些成就，但总的说来，始终没有找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从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苏联从上到下不时发动的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更使得对于改革的探索迈不开步子或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例如，1965年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时，苏联的一些权威学者曾联名撰文指责说，“如果赋予价值规律以主要调节者的作用，就意味着转到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立场上去”；又如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上，柯西金曾说，“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反对以市场调节来代替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一切错误观点”，苏共二十四大明确提出“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www.xing528.com)

由于苏联未能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因而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在经济上快速发展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而呈下降趋势，如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在1951年—1955年间为11.5%，在1956年—1960年间为9. 2%， 1961年—1965年间为6.6%，1966年—1970年间为7.7%，1971年—1975年间为5.7%，1976年—1980年间为4.4%，1981年—1985年间为3. 1%。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开始丧失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优势，从1983年—1984年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低于美国，这一情况尔后成为苏联领导把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罪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由科学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最终导致苏联东欧剧变解体的一个客观上的原因。

（四）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废除商品生产，不要商业，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要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区别，商品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出资本主义、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而出社会主义；在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而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后发表的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观点，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同时又指出，把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认识上有较大的发展，只是仍未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而在1975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更退回去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以及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差别，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新的认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79年11月，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不等于实现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2]；1987年2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13]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4]；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重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摆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的过程，也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获得龙腾虎跃的蓬勃发展的过程。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9%，按不变价格计算，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增长了2.78倍，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年均增长6.34%和8.47%。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从1979年的24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 958亿美元，从占世界第32位上升到第11位，15年间，我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7.4万个，外商实际投资639亿美元，我国在境外1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4 500家。15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的这种增长速度不仅大大超过我国1953年—1978年间国民生产年均增长6. 1%的速度，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经济不断滑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处的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情况相比，尤其如此。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国民经济的这种飞速发展，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科学论断的思想光辉。

四、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在苏联东欧国家却带来了和我国截然不同的结果？国外有些人往往把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循序渐进改革优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在实际上，问题的症结却要到更深得多的层次中去寻找；德国《新德意志报》在1994年9月30日发表赫尔穆特·彼得斯的题为《是借助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吗？》文章，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模式“同东德和俄国的区别不仅在于改造的途径‘较温和’，而且主要在于中国的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

事实正是如此，和苏联及东欧国家在剧变解体以后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由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指导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去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使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

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在对比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不同做法以后，强调指出，“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反之，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中国的）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

英国《金融时报》在1993年5月24日发表亚历山大·尼科尔的题为《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举世无双》的文章指出，中国“正设法在不遭受苏联集团那样的社会动乱和不忍受印度次大陆改革者们所承受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市场带动的繁荣”，他分析在中国的做法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试图对亏损的国有工业实行私有化，而是扶植了非国有工业”。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巴拉赫塔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在1993年8月28日《生意人》日报和1994年4月20日《真理报》上先后发表文章报道说，1978年改革开始时，在中国国内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98%，现在，在中国改革的第16个年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有企业在国内总产值中占40%，集体企业占50%，私营企业占10%。他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概括为：第一，“国民经济尽管是多种成分的，但大型企业和关键部门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第二，“我认为这是个决定性因素，即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党过去和今后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他说，“中国认真注视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借鉴着我们的痛苦经验。看来，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不更换招牌，才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平静地和未经动荡地进入文明的市场”。

《匈牙利新闻报》也在1994年9月7日发表题为《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评论说，“与5年前（1989年发生东欧剧变时）相比现在我国离目标更远了”，其原因是“轻易地摧毁了旧的机制，此后却没能建立起更好的、更健康的架构来替它”。文章特别强调说，“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的，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化经济”，这样，在中国“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

而我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来，是因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把改革既看作包含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又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理论到实践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严格地区别开来。

早在1980年初，邓小平就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运行机制和具体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当然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但后者又是在特定的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不等于前者，又并不总是和前者相一致，当它不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不仅不能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会使它遭到破坏。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由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它所决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所以尽管在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还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所以，必须把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起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效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不但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优势，还结合新的条件大力加以发展。反之，戈尔巴乔夫却把僵化模式的弊端归咎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搞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由科学社会主义改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把改革搞成根本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倒退。

五、把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体系结合起来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要取消计划调节、宏观调控。相反地，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能完全实现片面的收入分配等等，因此，要使市场经济健康地发挥作用，恰恰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运行，以弥补和克服市场存在的消极方面。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并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归结起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则是计划、金融和财政，并通过改革建立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

在实际上，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结合起来，因而，它就能在处理整体和局部、长期和近期、宏观协调和微观搞活、刺激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等关系方面，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比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做得更好更有成效。

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所以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造成经济不断滑坡的恶果，除了由于前述抛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那里，出现了从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的极端跳到放弃宏观调控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相反的极端现象。

1994年9月15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副总干事罗术·劳伦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吹风会上曾告诫说，要防止在“从（国家）干预向市场力量”的转变中“走得太远和忽视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通过各种形式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危险”。联合国贸易会议的报告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所使用的有针对性的补贴、对外直接投资的集体政策以及对进口的控制的例子，说明它们的‘经济奇迹’不完全是市场的奇迹”；相反地，“这些经验强调经济和政府之间密切结合的重要性。政府控制市场力量，以确保各公司不仅从直接的自身利益出发行事，还要同整个长期的经济利益协调一致”。

1994年9月17日《匈牙利经济新闻》发表伊凡的题为《中欧东欧向何处去》的文章，在回顾东欧国家向市场转轨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历史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少数几个最发达的国家中才获得成功，而且还使西方在过去经历过多次萧条。与此相对照，“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经济环境困难、经济任务繁重的国家则选择另一种市场经济模式：‘调节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更为有效”，它“并不改变市场的独立性，但国家可用干预手段来补充”。据此，作者从中引出结论说：“对今天中欧、东欧国家来说，西欧许多国家战后所走的道路，法国道路，意大利道路或奥地利道路，亦即以混合经济为主要特征的道路，难道不是一种可选择的道路吗？”“难道中国15年来所作出的榜样不值得我们更加注意吗？”

在我国，要成功地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得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试验、创造和总结经验。但邓小平提出的，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却无疑地已经为社会主义由早期阶段进入到向更加健康方向发展的成熟阶段，指出了方向。事情正如埃菲社在1992年12月7日发表的一篇年终来稿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无疑地，它构成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在理论上对市场社会主义观念的探讨，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由爱德华·海曼和卡尔·波兰牙提出，而在30年代后期，当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针对哈耶克在1935年编辑出版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其中收录有米塞斯在1920年和1922年发表的前述论著），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36年10月号和1937年2月号，发表《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的长篇论文时，更得到了正式的展开。兰格的论文针对米塞斯的挑战而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论，一方面承认计划、即使是由最民主的政府所作出的计划，也会缺乏恰当的经济标准，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主义计划机关能够发展出一种具有影子价格体系、可以用于比较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模拟市场。1948年亚伯拉罕·柏格森在《当代经济学考察》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经济学》一文，称赞兰格的提议以后，在经济学界便广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