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任：清代名医考证及研究

第一章　对王清任生平事迹的考证及研究

王清任是清代一位著名医学家，是河北省玉田县最后一位被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名人大家。要想认识王清任，就必须研究王清任家族世系及其生平。

王清任，始祖王让，其字逊之，系明朝正德年间人，家居河北迁安县王官营，系该县名宿。王让生有二子：长子王佐，次子王佑。隆庆某年，家乡遭灾，王佑以薄产归兄，携带大贤、大智、大成三个儿子从家乡起程，徒步西行，“赴都谋上进”。一天傍晚行到玉田县草桥头村（距鸦鸿桥8华里）时，进入一家富有的学馆造访，凑巧馆主也姓王，两人一见如故，遂促膝长谈，很是投机。王馆主发现王佑学识渊博，谈吐风趣不凡，便请其父子入屋内用午饭。饭后王馆主看见大智攀上前院的一棵石榴树上玩耍，十分吃惊，因为他昨晚梦见“一似熊非熊者”在石榴树上嬉戏，两者情景极其相似，王馆主在问清王佑的身份来历及赴都目的后，真诚地邀请他留下来教学，并答应给予他较丰厚的报酬。王佑盛情难却，于是放弃赴都计划毅然落户玉田，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王氏三兄弟也与馆主子弟关系密切，亲如手足。自此，王氏定居鸦鸿桥河东并形成三大门，长门大贤、二门大智、三门大成，在玉田县境内繁衍生息。

王清任是大贤一门即长门的后代，其世系排列次序为：大贤生有五子——正心、正身、正容、正名、正色；五子正色生有一子凝机；凝机生有四子——纶、绪、缙、绅；四子绅生有三子——时壅、时肃、时济；长子时壅生有四子——荃、芳、芷、芬；四子芬生有二子——清任、清佐。清任系王氏九世孙，因其二伯父芳（太学生）无子，遂过继清任为嗣；清任膝下也无子，遂过继堂兄清标（三伯父芷之三子）之次子作义为嗣；作义生有二子——照、熙；长子照生有一子振德，振德生有三子——长春、长清、长贵；长子长春，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不幸罹难。次子长清，手工业者，也已过世，三子长贵曾是农民企业家，在当地颇有声誉。

除长门外，还有二门，即大智一门。此门多数外迁，留居玉田县境内者已不多，然而十分值得一提的是，大智后代，王氏十三世孙王志民先生保存着一部弥足珍贵的乾隆乙卯年（1795年）重修的《王氏家谱》，这也是三部族谱中最早的一部。

大成一门，即三门，人丁最旺，这门人大多数居住在西王家桥、孟三庄、中和庄于蛮铺等村，户数约占王氏家族的三分之二。迄今发现的三部《王氏家谱》中的两部分即分别是由王氏十四世孙、西王家桥的王庆元王氏十六世孙孟三庄的王汝军两位先生保存下来的。王氏族人，世世相因、代代相传，从始祖王让开始，迄今已传到二十余世，有500多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在玉田县境内约有600多户，2000余人，已成为玉田县旺族之一。

王清任的先祖，庠序有声者，为数也不少，最值得一提的是，三世祖王大智和五世祖王凝机，这是对王清任影响较大的两位。

王大智，字濬宇，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崇祯九年（1636年）卒，享年74岁。他一生共担任过十四任大小不同的官职，最后官到太仆寺正卿兼翰林院提督，系正三品，荣恩四世。他“介操方正”，为官两袖清风，《明史》有传记载，乃明朝的一位廉吏。在任西安府推官时，太宰孙丕扬的女婿仗势横行乡里，大智呼之训诫，其人不服。即命人用刑杖责打，其人仍不服，出口恶言，竟搬出岳父之名来抗拒。大智不仅不心慈手软，反而更加倍责打，按律定罪。孙太宰闻之大喜，称赞他刚正不阿，有胆有识，随机提升他为吏部主事，为官近三十年，无一冤假错案。蓟县崔呈秀本来与大智是亲戚关系，后来其投靠权臣魏忠贤，当了魏的干儿子，并多次拉拢大智投靠魏，大智知大义而不从，并毅然与其断绝关系，再无来往，后魏逆东窗事发，王则安然无恙。王公虽官居三品，但“自奉淡薄”，生活俭朴，经常吃剩饭，平时穿布衣，甚至连一双备用的靴子都没有。有一次靴子开线，命仆人到街上修缝，仆人刚到大门口，见一客人来访，仆人谎称大人身体不舒适，不便见客。而那位客人坚决要见，仆人无法只得实话实说：“大人，您看，我们家的大人的靴子开线了，叫我去修补一下，他那里没有备用的靴子，不穿靴子怎么能见客人呢？您改日再来拜访吧。”客人无奈只得含笑而去。崇祯二年（1630年）朝廷再次请公出任太常寺卿时，公“竖卧不应”，过起了休闲的田园生活。1636年，公于鸦鸿桥河东家中含笑而卒。

五世祖王凝机，字介公，岁贡生，清朝初年人，系王清任的嫡系高祖。《王氏家谱》中有这样的记载：“鼎革初，家犹小裕，行及圈旗地，公不肯投充，遂圈地几尽，乃设药肆。”意思是说：在清朝的初期，统治者跑马圈地时，他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是自己开了一个药铺，当起了悬壶济世的郎中。他的铺门旁有副对联云：“留地不能，且留心地；投王未肯，权投药王。流露出了他内心明显的对清朝统治者不满的情绪。凝机的一位弟子刘殿臣当淮阳道台，当他过生日时，这位弟子“以千金为寿”，他对弟子说：“你若能够做一个为民办事、两袖清风的好官，我脸上也有光彩，又何必给我送这么多钱来过这个生日呢？”遂坚决不接受，后来，当刘得知自己的老师决心当悬壶济世的郎中时，就买了一船药材送来。公问刘：“你这是又为了哪般”？刘回答说：“帮助我的老师治病救人，代学生赎罪呀！”王公才高兴地接受。他把这一船草药放在药店内，一律半价出售，百姓听说此事，争相前来看病购药，对王公之行为不禁啧啧称赞，但王公谦虚地对人说：“我这是代刘君向百姓施药也。”过了一段时间，刘殿臣听说此事，忙偕其兄刘殿衡送来一块颂扬其行为的匾额，悬挂在王公的药铺门上。

王大智、王凝机这两位先祖耿介正直，严谨自律，认真求实的高尚品德，对王清任以后的做人做事、行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王清任，一名全任，字勋臣，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十六日（6月30日）卯时出生于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的一个破落的文化家庭。“武庠生，纳粟揖千总衔”（见光绪十年《玉田县志》）。由此可见，他自幼习武，也曾花钱买了相当于现代下级军官之名衔，然而他耳闻目睹了当地官府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等种种残酷现实，使他对饱受欺凌之农民深表同情，加之也读了很多书，能言善辩，又多被当地百姓推为代言人，为民行事。

鸦鸿桥河东村，西面紧靠还乡河，河上架有一座桥，当地官绅为了对老百姓敲诈勒索，主张“官桥官渡”，老百姓南来北往，过桥要交过桥费，而王清任愤愤不平，要为民请命，坚决反对乱收费，主张“善桥善渡”，因此引发了一场诉讼，官司打到了县府衙门。在开庭审理这一案件时，天气闷热，无一丝风，审案的知县偶尔摘下七品官帽，放在公案上，跪在下面的王清任愤怒地突然站起来，一边拍着衣服上的尘土，一边眼睛直瞪着知县大人。知县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很快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王清任，你好大的胆子，这是公堂，不是你们家，你以为你是谁！大胆刁民，还不快快从速跪下！”王清任瞪了他一眼，又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跪的是大清律条，跪的是‘顶戴花翎’，不是为你下跪，你算老几？”知县听后愤愤地说：“本县早已听说你是个爱搬弄事非、聚众闹事、煽风点火之人，人称你是‘小凉扇’是吗？”王清任一见知县成心奚落自己，立即回敬道：“不错，人年纪轻轻的，可以称一个‘小’字，但又出身于忠厚善良人家，故称‘小良善’，善桥善渡，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知县一时理屈词穷，张口结舌，辩不过义正词严的王清任，于是宣布退堂，这场官司也只得不了了之，老百姓拍手称快，如此“小良善”的名声传遍乡里，大家有什么事都爱找他反映，王清任乐为他们办事。

王清任面对官场尔虞我诈，贪污行贿成风，遂放弃了仕途谋职的信念，决心学习高祖凝机，以医为业，做一名地地道道、百姓称赞的为民解除病痛的医生。他认真研究了《素问》、《灵枢》、《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许多古代医学著作并记录了几十本笔记，二十岁左右开始行医，鸦鸿桥河东南街开设了一个小中药铺，匾额上书写着“正中堂”三个字，但“中”字写得很小，远远看去，就看不到中字了，人们多认为是“正堂”，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故意把“中”字写得很小，以此来表示他这里才是堂堂正正的“正堂”，来蔑视清朝统治者的衙门，这就更加惹怒了知县，于是对他下了“方告令”，发动当地与他作对的乡绅检举揭发他，并宣布：“谁告了王清任的状，赏大洋一百圆。”王清任无可奈何，愤愤离乡出走，辗转来到滦州稻地镇、东北奉天等地行医。

王清任对贪官劣绅鄙视、憎恶，而对品德高尚之人士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的一位好朋友，邻村穆庄子的梁永顺（字久和）“三世少庸于药室”，忠厚老实、善良，待人和蔼可亲，办事公平，遵守信用，特别对其老母亲“孝养备至”，深受乡亲们的敬重。光绪十年，《玉田县志》有传。1983年，在穆庄子梁氏后代那里发现了一轴嘉庆年间的横幅卷帙，题目为《饬纪敦俭》（告诫守纪勉力节俭之意）。该卷长3.65米，宽28厘米，用铜钱大的小楷行书写成，前半部分记叙了梁的传记，后半部分有包括王清任及其胞弟王清佐，堂弟王清臣在内的28人署名的每人一首五言颂诗（五律），其中王清任的一首诗云：

孝友余家庆，高风莫不知。

捧舆还扇枕，鼓瑟更吹篪。(www.xing528.com)

玉树凌玉秀，金芝挹露怡。

书屏间有诫，留意保躬词。

意思是说：你孝敬父母双亲，善待兄弟姐妹，其情操之高尚，乡里没有人不知道。老人出门你扶着上车，夏天父母枕席时你为其扇上凉风并弹奏乐器，让老人们内心高兴，你是一个志趣高雅，才能非他人所及的人，你屏风上有自我警册的条幅，希望你能处事缜密，保持自身的高风亮节。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王清任留下来的仅有的一首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孝敬父母、爱护弟妹、品格高尚的人是倍加推崇的。

王清任不仅是一位道德品质高尚的医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医家。从他行医开始，就非常重视对人体内脏的了解，他说：“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认为明白脏腑是行医诊病的根本，如“本源一错”，则“万虑皆失”。而他在阅读古代医籍中却发现“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自此这位年轻医生就萌发了“更正之心”，然而又苦于“无腑可见”，于是他决心亲自观察人体的内脏，潜心研究人体脏腑的构造、位置、形状、机能等，决心将这些似是而非，不明不白的东西弄个水落石出。

嘉庆二年（1797年）四月，当他30岁时，到滦州稻地镇（今属丰南市）行医，适逢当地流行小儿麻疹，死者十有八九，穷苦人家无钱购棺，多以草席一卷裹着掩埋。当地流行的习俗是：将儿尸浅埋，容易让野狗吃掉，有利于下胎不死。他因欲看脏腑心切，竟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不避污秽之气，坚持每天一大早去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他一边用木棍翻弄，一边认真地看，并详细画了脏腑之图，就这样一连观察了10天，看全了30余具内脏（因为有些小儿内脏已被野狗食之残次不全了，要看就要看完整的），画了20多幅脏腑图。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原来古医书中所描绘的人体内脏图形与实际情况相距很远，位置、形状、件数均不相符，足以误人子弟。这次实地观察，使他多年对古医书之脏腑图形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因此他心里十分高兴。但也有遗憾，因为对横膈膜还是未看清楚。

嘉庆七年（1802年），王清任来到北京行医，在菜市口附近开了一个医馆，并取名叫“知一堂”，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也开小药铺”，下联是：“学着糊弄人”。表示了他对当时医风不正的嘲笑。由于他苦于钻研，医术比别人高明，一般市民去找他切脉诊病的络绎不绝，一些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也经常到他这里求医，《医林改错》所举的一些病例就是明证，尤其与四额驸（皇帝的四女婿）那引成关系更为密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人结为“义友兄弟”，并在那府寄居若干年之久。

某年，北京流行霍乱，王清任以针灸及解毒活血的方法治疗，效果很好。这时他已是饮誉京城的大医家了，虽已年过半百，但他仍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放弃一切观察人体脏腑的机会。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有个把自己母亲打死的犯人，官府要在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对之行剐刑，但到近处观察时，“膈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1828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王清任到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出诊，遇到了江宁布政司恒敬，恒曾镇守过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见到的各种犯人尸体很多，对膈膜了解得比别人详细多了。王氏喜出望外，于是“拜叩而问之”，恒见他不耻“上”问，求知心切，遂向他作了详细介绍，就这样他终于弄清楚了横膈膜之形状位置，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为了弄清脏腑，他还多次对动物进行解剖，和所见的人体脏腑与古书记载进行了对照比较，并整理出了大量笔记，王清任对人体脏腑“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最后，在他62岁时，道光十年（1830年），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把在古医书上错绘的《古人脏腑图》和自己通过实践观察绘制的《亲见改正脏腑图》加以比较，连同多年经验积累的治疗气虚、血瘀的理论，撰写成了医学专著《医林改错》两卷。最初由京都隆福寺三槐堂雕版印刷成书籍，刊行于世，当时即“名噪京师，不胫而走”。

《医林改错》记录了王清任多年来宝贵的临床经验和解剖学实践，同时还深刻阐述了其治学态度和哲学观点，是古代中医由阴阳思辨向实证解剖进展的一座里程碑，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有效地指导着后人的医学实践，其功不可没。该书自1830年在北京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48年，已约有70个版本问世。

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二月十六日（3月29日）戌时，王清任病逝于北京那府，享年63岁，其妻扶柩回到故乡鸦鸿桥河东，埋葬于村东半里许的墓地。

王氏后代从医者不多。据考证，其侄曾孙王振刚，即王茂堂（1874年—1966年），系当地较有名气的中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鸦鸿镇地段医院的医生，系玉田县医务工作者联合会会员。其妻宋锦歧亦知医善妇科。王茂堂公晚年给患者看病，都是口授药方，宋为其书写。另外，嫡系六世孙女，即玄孙王长清之女王淑艳，1985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医疗系，已从医数十年，也有声望。

纵观王清任的一生，从立志堂堂正正做中医，到对中医有深刻的理解，反映了王清任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和积累的过程以及认识论的飞跃。《医林改错》是其一生业医生涯经验的浓缩。法古而不泥古，遵经而不迷信，这是王清任从事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所遵循的基本信条，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同时，他敢于大胆地提出疑问，敢于标新立异（创新），用自己一生的奋斗，创造性地为祖国医学写下了光辉的一章。王清任是重视医学实践的，应该说医学实践是使他成为一代名医的基石，王清任所创造的气虚血瘀证施行的行气化瘀、补气活血等方剂是他毕生医学实践经验的结晶。王清任是重视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他运用的实验手段和手法虽然是粗浅的，但终究将动物实验手法引入了中医学领域，无愧于我国比较解剖学创始人的称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次次解剖学实验，而且是一场思想领域的实践，是创新精神与旧理论、旧传统、旧意识的决战，表现了王清任大无畏的叛逆精神，拼搏精神、探索精神、革新精神和献身精神。他确确实实地是一位对祖国医学做出贡献的伟大医家。

王清任对脏腑认识上的一些错误，除了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技术手段的约束和限制外，与中国几十年来封建统治形成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在中医学领域里反映过的传统观念密不可分的。对此，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先望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给予了比较恰当的评价：“总体看来，王氏对脏腑认识论以解剖为基础，比较接近于实验医学的模式，而传统中医运用的抽象思维模式有很强的抽象性，其脏腑实质是功能集合的标志。二者区别较大，而王氏都将他们等同或糅合起来，将中医理论进一步定位或改造，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误观点。”鉴此，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它，评价它，任何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一味去苛求它、指责它、否定它的做法都是无益的，也是不公正的，更是不科学的。

王清任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亲眼观察和经历了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衰败的全过程，也经历了中国科学封闭体系逐渐开始被打破，西方医学向中国东进、渗透、中医面临挑战和选择的前夜。他所从事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承先启后作用，是具有开创性的伟大事业，无愧为时代的巨人。

王清任是王氏家族的骄傲，也是玉田县的骄傲，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为医学奋不顾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将中医现代化进行到底，为创造出中国新医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