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氏家族叶观国、叶申芗及其文学研究

第二节　叶氏兴起及繁盛的社会原因

一、乾隆时代与科举制度

王朝更迭，战乱频仍，传统家族特别是以官宦为组织结构形式的家族往往解体，文化家族更易出现断层现象。新文化家族的产生必有其滋生的环境土壤。以三山叶氏论，其兴起于清代乾隆年间并非偶然。清王朝经康熙、雍正两朝，至乾隆时代，国家统一，国库充裕，财力雄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都达到新的高峰。历经三朝，满汉民族矛盾冲突也趋于缓和，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基本认可新朝的统治，已投身于国家统一建设进程中，对时代的发展也表现出由衷欣喜。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新疆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最后完成全国统一。叶观国《平西诗二十章》序言：“皇上仁育群生，义征不憓，罄天亘地，悉土悉臣，是以御极以来，定金川，羁缅甸，收准夷，自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咸仰跂皇化，请吏受职，允以德威震叠，迩狭者游源，遐阔者泳沫，怀生之类罔不举踵内面，惴惴然以弗奉声教为惧。……兹役也，事大而计深，倘非圣谟独运，睿断如神，乌能奏鸿烈迓景祜若斯之盛且神哉？”⁽¹⁸⁾这是一种由衷的赞颂！军事的全盛外，大兴文教，《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学派、吴派等学术流派逐渐兴起，书院遍布全国，府、州、县学体系化，这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正如叶观国所言：“承平文化涵濡远，定有英才焕物华。”⁽¹⁹⁾时代文化与人才发展相互推动，共生共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正是保障个人、家庭、家族兴起的有利环境。

乾隆十六年（1751），叶观国中进士入翰林，由此标志三山叶氏的兴起。观国五子登科，是叶氏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同治年间叶云滋六子登科，是叶氏发展的第二个顶峰。“五世八翰林”更是科举史上的佳话。叶氏正是凭借家族中不断有人取得科举功名而繁衍兴盛两百多年。叶氏之盛，首以科举盛。但在清代，以科举兴的家族不只叶氏，而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

始于隋代的科举选官制度为大量中下阶层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身途径。以科举考试来争取知识分子并不始于清代，但在清朝却尤为明显。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政权，尽管清朝号称以“武功治天下”，但满族出身的清朝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早在关外就把开科取士作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重要措施。清入关后，不仅完全承袭了明朝科举取士制度，更采取措施不断调整、充实、完善，集历代之大成，把科举考试作为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归顺清朝的有效手段。有清一代，除正常科考外，清政府还以各种方式增加科举名目，扩大官吏选择面，为更多人入仕参政提供机会，如临时下诏，选拔特定人才的制科有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科、经济科、召试。每逢国家重大庆典，如新皇帝登基，皇帝、太后寿诞等，朝廷都要增加乡、会试，称为“恩科”。此外，又有为皇族开设的宗室科目，为八旗子弟设的翻译科。清朝在乡会试数量上远远多于明代，如从入关算，立国26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科举制度废，以三年一科计，应不够90科，而清朝实际举行乡、会试112科，共录取进士26391人⁽²⁰⁾。

对于中下阶层知识分子而言，以科举入仕是有效且唯一的途径。清代兴科举，使整个社会教育演变成以科举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在个体家庭中，往往要经过数代人的辛勤努力才最终有一人得以科举入仕。以叶氏为例，叶观国并不是叶氏参加科考的第一人，他在《族谱序》中感叹：“吾族之始居东高山者二三四世矣，甲科仕宦，显者相继，自五世后阒然罔闻，而迁于海头者益贫弱不振。”叶氏本就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读书家庭，这种“断层”更激励后人迈向科举，重振家风，顺治初迁居闽县亦然。观国祖父叶仕辉，年轻时“举业未售”，观国父叶茂盛又“屡踬场屋”，直至观国终于再续前代之盛。

个体家庭如此，对传统的家族组织而言，一旦族人中举或有人由“白衣起为卿相”，为了保持家族的地位声望，必须有人不断地取得功名，这就促使家族特别重视教育。这些家族设族田、立族学、定族规，积极鼓励族人读书应考，由此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少世代应举、科名不断的家族。关于清代科举家族，张杰先生界定其概念为：“在清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²¹⁾其中包含三个条件，一是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二是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三是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如安徽桐城张英——张廷玉家族，河北直隶张权家族，福州螺洲陈懋鼎——陈若霖家族，这些家族繁盛少则二三百年，多则五六百年。可以说，叶氏家族以科举盛仅仅是清代科举家族一个小小的缩影。(https://www.xing528.com)

叶氏家族与科举的密切关系还体现于叶氏家族代表人物的仕宦经历。叶观国从32岁入翰林后历官40年，除去家居十余年，二十余年中“八掌试事，三任学政”，先后任河南、湖北、湖南、云南、四川乡试主考官，壬辰科会试、壬午科顺天乡试同考官，提督安徽、云南、广西学政。考官直接主持科考，学政则负责按期至所属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观国本身就是取士之人，十分熟悉科举流程及科考内容，对于指导后代举业是极为有益的。他曾言：“吾历掌文衡，所委曲成全士指不胜数，后世子孙当有兴者。”后，四子申蔼与六子申万于乾隆六十年（1795）同举于乡，此后兄弟甲科连翩继起，“人咸以为清德之报云”（参《叶申万行状》）。申万曾任嘉庆癸酉科湖南乡试主考官，申芗曾任嘉庆、癸酉、戊寅、己卯科云南乡试同考官，申蔼曾任道光辛巳科江南乡试同考官。叶滋濬（1836—1893）曾任光绪己丑科云南乡试同考官。至大字辈再兴时，叶大同（1832—1878）曾任同治丁卯科、癸酉科广东乡试同考官，叶大庄（1844—1898）曾任光绪已丑恩科江南乡试同考官，叶大焯（1840—1900）为官履历几与观国同，先后任同治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光绪乙亥科乡试、丙子科会试磨勘官，光绪丙子科湖北、壬午科湖南乡试正考官，提督广东学政。叶氏家族正是利用已取得的文化优势不断地推进家族中人取得更多的功名。

二、省城福州的文化氛围

由福清迁居闽县对叶氏的兴起繁盛是否有重大影响？关于封建社会城乡流动，潘光旦、费孝通先生在《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中认为：“以城乡的区别来推论社会地位的高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有些地方，较大地主并不离地入城，而依旧定居在乡间。……他们在闲暇可以读书，可以应试，可以入仕，并不迁动他们的世居。”⁽²²⁾这种观点，对于个体普通人或地主是适合的，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家族。

并非说不迁居城市无法产生文化世家，但城市化对推动家族兴起的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封建社会中的城乡差别，最突出的就是文化氛围，故文化家族多集中在文化沉淀丰厚的地区。这些地区形成的城市，往往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迁居城市，首先面临的是比乡间更高昂的生活费用，再者是竞争激烈，生存不易。但清代福州林则徐给同乡友人一封信中谈到留在京城做官说：“不知都中地大物博，凡百技能，皆有进而愈上者，非如乡僻之无佛。”⁽²³⁾力劝他的同乡不要计较京官清苦，而应看到对个人能力的促进作用。京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省城则是一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压力固然存在，但城市的文化氛围却是乡间所无法比拟的，对家族的兴盛更有着重要作用。以福州永盛梁氏家族为例，梁氏有一支传衍到长乐江田，江田梁氏在农村，以后有一支又迁到福州北门，留在江田的梁氏虽也有些人才，但迁城后，北门梁氏却出现了梁上国、梁章钜等在历史及学术上较有影响的一些人才。再如福清东瀚林氏，自林燧迁居福州后子孙繁衍，后有桥梁专家林同炎，他是上海浦东开发的最早倡议者，其弟林同骥则是著名的导弹专家⁽²⁴⁾。即以叶氏论，迁居闽县的一支发展兴盛，而留在福清的一支湮灭无闻。水流则活，水滞则死，城乡岂无差别？

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因城内有于山、乌山、屏山而称“三山”，又称“榕城”。作为福建省会，福州历来文化昌盛，人文荟萃，曾有“海滨邹鲁”之称。对于科举家族，省城最大的优势在于有更多的教育资源。福州学校教育始于西晋，初兴于唐，从北宋至南宋，福州教育进入全盛时代，南宋吕祖谦描绘福州文化教育昌盛的情况云：“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胞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自两宋始，福州科举之盛已在全国闻名。清代康熙年间福州书院初起，中期渐兴，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被称为“省城四大书院”。官办的府学、县学普遍建立，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涌现，各乡里都有书社。清代福州除叶氏家族，著名的科举家族还有王庆云——王仁堪家族，陈若霖——陈宝琛家族，郭柏荫——郭柏苍家族等，充分的教育资源是促进科举家族产生的重要外因。